当地时间7月19日，叙利亚政权发表声明宣布在苏韦达立即全面停火，并呼吁所有各方立即遵守停火协议。但冲突仍在继续。据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SOHR）20日发布的消息称，贝都因部落武装与德鲁兹社区武装当天在大马士革-苏韦达公路沿线爆发激烈冲突。而以色列战机和无人机也在20日晚对苏韦达省西部乡村发动了一系列空袭。

自7月13日起，叙利亚南部苏韦达省爆发激烈武装冲突，截至20日，冲突造成死亡人数累计超过1100人。从当地德鲁兹社区与贝都因部落人员的教派之争，到叙政权安全部队进入苏韦达，再到以色列国防军对苏韦达、黎巴嫩甚至叙首都大马士革发起空袭，各方势力介入，冲突烈度和地区安全威胁双双升级。

尽管冲突导火索是一起族群与教派冲突事件，但更深层的问题仍在于长期累积的地缘博弈与矛盾。一方面，叙利亚虽在去年底完成政权更迭，但引发内战的根源仍在作祟，国家整合依旧困难。另一方面，以色列对戈兰高地和叙南部三省的系列行动加剧了形势复杂。同时以政府内部生变，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否继续对外行动缓解内部压力，同样是影响地区局势的变数。

一触即发的教派宿怨

单从时间线来看，此次叙南部苏韦达省突发武装冲突的直接原因很明显：7月11日，一名德鲁兹青年蔬菜商贩在苏韦达通往大马士革的高速公路上遭到贝都因部落人员的“袭击和抢劫”，并限制其人身自由、侮辱他的宗教信仰、发出死亡威胁；当他重获自由时，是被蒙住双眼送到一个偏远小镇，且身体状况糟糕……

由此，当地的德鲁兹社区和贝都因部落人员开始了冤冤相报式的相互绑架和扣留人员，并迅速升级为公开武装冲突。7月13日，贝都因部落武装人员在苏韦达省东部穆卡瓦斯地区设立关卡，逮捕部分德鲁兹社区武装人员，暴力冲突由此点燃。随后冲突向该省西部和北部地区蔓延。同时武装人员切断了苏韦达到大马士革的高速公路交通，还在多地与叙政权安全部队发生冲突。

7月14日，叙政权内政部门与国防部门协同，正式派出安全部队，试图以军事介入控制局面，反而激起了当地武装特别是德鲁兹社区武装人员的警惕和反抗，伤亡持续扩大。同日以色列开始军事干预，空袭苏韦达省的叙政权军事设施。尽管7月15日叙国防部门与苏韦达省地方代表达成停火协议，但暴力和交火仍在继续。

7月16日，以军更是将紧张局势拉到本轮冲突的最高程度：空袭炮火对准叙首都大马士革，袭击叙“总统府”附近地区和“总参谋部”大楼，以致叙利亚电视台（Syria TV，位于“总参谋部”街对面）直播节目的主播在众目睽睽之下逃离演播室。叙政府军开始从苏韦达撤出后，据传7月17日以军仍空袭了叙西部城市杰卜莱的叙军107旅驻地……

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SOHR）20日公布的数据，冲突爆发八天来，累计死亡人数已达1120人，194人被非法处决，约11万居民流离失所。要理解教派冲突为何能引发叙利亚国内不小的动荡，乃至令中东地区再度紧张，就要了解该国南部地区错综复杂的族群、教派关系，特别是德鲁兹社区与其他群体的恩怨。

在伊斯兰教逊尼派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绝对多数（约68%）的叙利亚，德鲁兹人是极为特殊的存在，甚至被视为“异类”。尽管同说阿拉伯语，但德鲁兹教派的信仰——源自伊斯兰教什叶派分支的伊斯玛仪派——受基督教影响较大，其信徒往往不被视为穆斯林。目前全球德鲁兹人总数约80万到100万，其中超过半数（约60万到70万人）居住在叙利亚，集中在大马士革以东和以南的山村地区，占叙总人口3%。

苏韦达省九成民众为德鲁兹人，是叙利亚唯一一个德鲁兹人为主体的省份。这种“全国少数”、“地方多数”、“异教徒”的处境，决定了长期以来该群体在叙政坛的微妙、敏感地位。当地的德鲁兹社区历史上就与周边的贝都因部落（信仰逊尼派）围绕教派、土地、资源之争摩擦不断，时而出现暴力交锋。

阿萨德家族统治叙利亚时期，其政权维系依赖同样源自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阿拉维派，对多数逊尼派穆斯林进行压制，赋予少数群体（包括德鲁兹社区）更多权力。此前14年的叙利亚内战期间，德鲁兹人发展当地武装，以抵御视自己为“异教徒”的逊尼派群体攻击。

去年12月叙利亚政治剧变，逊尼派主导大马士革新政权，叙南部地区局势动荡、教派冲突和流血事件频发。尽管德鲁兹社区各派对新政权态度不尽相同（有的谨慎接触、有的直接排斥），但大都反对叙安全部队进驻苏韦达省，不愿被整合进政府军。随着此次叙安全部队进场，德鲁兹人视其为贝都因部落的“帮凶”，教派之争与当地控制权之争交织，即便没有以色列介入，冲突也难免升级。

德鲁兹人背后的叙以博弈

以色列介入苏韦达省乃至叙南部地区冲突，既与其长期地缘战略的逻辑一脉相承，也契合了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现实需求。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大约15.2万德鲁兹人生活在以色列及其占领的戈兰高地。在以德鲁兹人普遍忠于以色列，并在以军服役。由此以色列与叙利亚德鲁兹社区有着深厚历史和文化联系，并且通过戈兰高地与叙南部地区在地缘上接近。

在苏韦达省发生暴力冲突的第二天，以色列就开始了其军事干预行动，其正当性理由就是“明确警告叙利亚政权——我们不会允许叙利亚的德鲁兹人遭受伤害”（以国防部长卡茨原话）。内塔尼亚胡也发表视频讲话，称以军是在“拯救我们的德鲁兹兄弟，消灭（叙）政权的犯罪团伙”。同时戈兰高地的数十名以色列德鲁兹居民自发进入叙实控领土，以“拯救同胞”，为此内塔尼亚胡还呼吁他们不要冒险、尽快返回。

叙以两国德鲁兹人的“手足之情”固然是以方干涉的理由，但并不是主要理由。自1967年通过第三次中东战争占领戈兰高地后，以色列就瞄准其周边地带（包括叙南部地区），致力于扩大自己的“保护圈”。去年叙政局剧变，以色列更以“自卫”为由，趁机占领戈兰高地缓冲区（根据1974年叙以脱离接触协议设立，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在此驻扎）及毗邻地区，同时利用德鲁兹人在苏韦达省占多数的现状，要求在叙南部建立所谓“防御区”。

因此在苏韦达省冲突爆发、蔓延后，以政府重申叙南部地区“非军事化”的诉求，坚决反对叙政权军事力量的存在。结合去年12月以来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数百次针对性空袭，实际上以政府对更迭后的叙政权仍存在高度不信任，始终视之为对以国家安全的威胁，不希望与以色列北部接壤的叙南部地区存在逊尼派穆斯林武装，还想竭力阻止叙政权完成国家整合、重建军事力量。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分析，以色列标榜的“叙利亚德鲁兹人保护者”无法构成其针对整个叙利亚南部战略目标的充分理由，因为在叙南部三省中，除了苏韦达省外，德拉省和库奈特拉省都是以逊尼派阿拉伯人为主体。

相比之下，其真正的目的在于从苏韦达省打开缺口：一旦帮助德鲁兹人在该省实现“自治”，那么叙西部沿海地区的阿拉维派、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北阿勒颇和拉塔基亚省的土库曼人、中部地区伊斯玛仪派都可能纷纷效仿、提出类似诉求，从而使叙利亚在“散装”的状态中持续内耗，保障以色列绝对安全。

另一方面，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国际安全学者罗布·盖斯特·平福德指出，以军对大马士革的空袭虽然指向叙“总参谋部”，但真正打击的是户外空地，而非以摧毁建筑、造成严重伤亡为目的，是一种“表演性升级”局势。除了警告、威慑叙政权，此举背后可能离不开内塔尼亚胡另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转移内部矛盾注意力。

6月3日，针对内塔尼亚胡三项刑事起诉（受贿罪、欺诈罪、背信罪）的审判工作终于开始交叉询问，而这场已经耗时五年的案子是否会导致他陷入牢狱之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政治前途，特别是总理生涯的前景。叙南部冲突爆发的同时，以联合政府内部再生变数，对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构成现实威胁。

由于不满内塔尼亚胡未能兑现承诺、立法豁免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神学院学生服兵役，以极右翼宗教政党圣经犹太教联盟党（UTJ）于7月15日宣布退出联合政府，带走7个议席，使得执政联盟在议会120席中仅剩下勉强过半的61席。执政联盟另一个极端正统派犹太教政党沙斯党（拥有11个议席）在第二天跟进，宣布该党的内阁部长集体辞职，但暂不离开执政联盟。

从常理来看，通过对外战争暂缓国内矛盾，拉住执政联盟的极右翼势力，稳住摇摇欲坠的政府，保住“战时总理”的位置，是内塔尼亚胡为数不多的“路径依赖”。然而当前形势下此举未必能收到以往的效果，反而令内塔尼亚胡陷入两难：多线作战意味着征兵压力的增加，部分宗教人士却仍享受兵役豁免的“特权”，令接连奔赴前线的普通家庭民众不满，政府与民众、政府内部的矛盾不减反增。

内战根源未弭，地区不安难平

尽管两度达成停火协议，叙政府军从苏韦达省撤出，但战火没有停息，伤亡愈发惨重。正是在叙政权武装力量离开后，德鲁兹社区和贝都因部落即刻在多地重新彼此攻击，以色列继续空袭叙南部地区。除了联合国、阿盟、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坚决反对冲突、要求维护叙利亚主权外，连美国也少见地公开反对以色列的空袭行动。

中东地区“火药桶”的爆发与暂歇，虽然深受域外大国的影响，但具体的走向也很难以域外大国的意志为转移。本次叙南部地区冲突也不例外，尽管美国宣称开启了与以叙两国的紧急磋商，但能否消弭冲突、恢复和平，归根结底取决于地区当事方，即叙内部各派和以色列的态度与行为。

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叙政权、德鲁兹社区、贝都因部落之间深刻的矛盾与互信缺失。例如在停火协议达成后，一位贝都因武装组织的指挥官对英国路透社称该协议只对叙政府军有约束力，不能约束他的武装人员。16日叙内政部门宣布达成新的停火协议，苏韦达省全面并入叙利亚政权管理，但当地影响力极大的德鲁兹教派领导人谢赫·希克马特·希吉里否认协议的合法性，说对方“自称是政府的武装团伙”，强调德鲁兹人应继续战斗，直至“解放”整个苏韦达省。

考虑到苏韦达省很多居民仍对叙政权心存怀疑，坚决反对叙政府军进驻，这种民意基础和忠于希吉里的德鲁兹武装人员极有可能继续活跃，意味着叙政权对苏韦达省的整合仍然只是形式上的。今年3月29日，叙过渡政府成立时宣称多元包容、纳入少数宗教群体人士，但23名内阁部长中只有1名德鲁兹人（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长阿姆贾德·巴德尔），也从侧面表明德鲁兹人对新政权的参与程度十分有限。

从叙以两国冲突的角度看，安全隐患仍持续存在，只是短期内双方升级冲突、提高烈度的可能性不高。对叙利亚来说，在国家整合尚是重大难题的情况下，有限的军事能力决定了其难以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反击，同时叙政权正在全力争取与美国、欧盟改善关系，从而解除国际制裁，而改善对以关系、不引发全面冲突自然是换取西方支持叙政权的一个条件。

站在内塔尼亚胡和以政府的角度，外有美国的反对与施压，多线作战还可能引发国内在征兵等问题上的额外压力与矛盾，那么保证国家“绝对安全”到底是依靠以军的持续炮火输出，还是依靠叙政权对南部地区局势的控制，就是以方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问题。

当然，叙以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彼此冲突的安全观、戈兰高地主权归属）从未真正消弭，叙内部各族群、教派缺乏根本互信的现实没有改变，这就意味着任何意外事件都极有可能引发类似规模的暴力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叙利亚内战的根源并未消失，而中东地区心脏地带的不安因素很难平息。

（胡毓堃，国际政治专栏作家、中国翻译协会会员）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胡毓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