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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BCG波士顿咨询）

老龄化进程加速带来劳动力结构变化、医疗资源压力和社会保障体系重构等多重挑战，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亨德森智库策划了“生机盎然的银发社会”的专题研究，聚焦老年人的健康、事业、财富、消费四条主线，携手学界泰斗、行业协会领袖、养老产业链先锋、社会组织代表及跨界文化学者，共同擘画代际共融的可持续发展蓝图，探讨中国银发浪潮下的破局之道。

本期受访嘉宾：赵耀辉

现任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武汉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院首席专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

长期专注于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研究，注重使用微观数据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领域的现实问题，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百余篇论文。

任《柳叶刀》杂志“中国健康老龄化路径”重大报告主席，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创立并主持了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为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富有影响力的公开数据库。

对谈实录

Q

根据您的研究，从宏观层面，老龄化会对社会产生哪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赵耀辉：从经济维度看，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压力，包括现收现付制下的养老金支付风险、医疗费用刚性增长、长期护理保险支出扩张等。社会层面，失能失智群体照护需求激增，若服务供给不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但这些挑战可通过制度创新转化为发展机遇——优化退休保障机制（如弹性退休制度），激活老年人力资源，老年人的经验智慧、管理能力与知识储备可通过“传帮带”模式赋能年轻群体，形成代际人力资本互补。老龄化的影响本质是结构性调整命题，而非简单的非黑即白。

健康

健康老龄化的核心在于对健康决定因素的理解，实际上遗传、医疗等因素权重较小，80%以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因素（经济水平、教育程度、生活方式、成长环境等），即以个人和机制可以干预的因素为主。

Q

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

赵耀辉：健康老龄化的核心在于对健康决定因素的理解，实际上遗传、医疗等因素权重较小，80%以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因素（经济水平、教育程度、生活方式、成长环境等），即以个人和机制可以干预的因素为主。政策设计需贯穿生命周期，从孕期营养干预到青少年环境优化，从职业健康管理到老年慢性病防控。研究证实，早期生活质量与老年健康呈强正相关，建议构建生命全程健康档案，实施孕前营养补贴、儿童早期发展计划、职业健康促进等连续性政策，形成“预防—干预—养护”一体化体系。

Q

如何设计个人、企业、政府三方成本分担机制，既能兼顾财政可持续与社会公平，又能保证老年人更好地健康发展？

赵耀辉：在养老方面，新加坡模式提供范本，构建“个人（账户积累）—家庭（互助保险）—政府（精准托底）”的责任链条。政府定位为制度设计者（保障个人账户投资积极性和稳定收益）、投资监管者（保障账户安全）和最后保险人（在家庭和个人资源耗尽时提供必要的福利保障）。在医疗方面，新加坡也是主要依靠个人年轻时的积累，个人账户也可家庭共济，分散医疗风险。此外，新加坡强制个人购买长期护理保险，利用税收优惠引导商业保险补充，以应对老年时期医疗和护理支出的增加，提升保障层级。这种自我负责为主、社会共济为辅的模式，既缓解财政压力，又减少了人们对社会保障缴费的疑虑，同时通过政府主导的专业化投资最大化投资收益、降低个人理财成本。

Q

相比新加坡，在养老和医疗体系上，中国存在地区差异性，如何建立全国统筹的医疗保障体系、克服地域分隔性？

赵耀辉：新加坡的国家体量虽然远小于中国，但其体制对中国的下一步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区域差异叠加身份差异，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呈现高度碎片化的特征，导致人口流动时出现接续困难和权益损失，新加坡个人账户制的可携带性为全国统筹提供解决方案。通过“账户随人走”的设计，打破户籍、职业壁垒，实现医保和养老关系跨区域无缝衔接。当前民众对权益损失的敏感度提升，正是推进制度改革的窗口期，需厘清机制，为人口流动带来便利。

事业

老年就业转型需要技术替代和能力重塑双轨并行。

Q

老年人适合做哪些职业？

赵耀辉：老年就业转型需要技术替代和能力重塑双轨并行。首先，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条件的变化使得老年人不再适合重体力劳动，科技进步可以替代重体力岗位。其次，政府和企业需通过职业培训重塑人力资本，开发适老课程，增加老年人的知识技能储备，使其养成终身学习的观念，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心理预期对于老年人学习态度也有重要影响，延长预期退休年龄是非常有必要的，例如一个人如果确定50岁退休，就会丧失继续学习的动力，如果能充分认识到自己继续工作的潜能，则会主动接纳新技能。

Q

在延长退休方面，有哪些国际经验可以借鉴？

赵耀辉：延迟退休需健康保障与制度激励双轮驱动，首先取决于健康，其次是养老体制的设计。全世界有很多模式，新加坡模式最值得借鉴，其完全积累制个人账户强化个人养老责任，通过“工作—储蓄—收益”闭环形成延迟退休内生动力，基于市场化机制（个人资产增值需求）实现劳动力延长供给。因此，在健康老龄化的前提下，构建制度激励，使个体能自主地根据生命周期规划职业周期。

Q

延迟退休会对年轻人的就业产生什么影响？对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活力有何影响？

赵耀辉：延迟退休成为常态后在短期内可能会对年轻人就业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但长期来看，年轻人与老年人在就业市场上是互补的关系。在组织中，老年人的资源整合能力、人际交往能力、风险规避经验与年轻人的创新活力形成协同，这对于创新活动至关重要。以医疗和教育领域为例，主任医师的临床经验与青年医生的科研能力结合，教授的学术网络与博士生的创新思维互补。因此，建立代际协作小组，组建年龄多元化团队，对生产效率和创新活力都是有利的。

Q

政府和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支撑体系，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发挥事业潜质？

赵耀辉：当前企业对老年员工的歧视源于多重因素：照料家庭的负担、学习动力减弱导致的生产力疑虑，以及传统薪酬体系与老年人经验价值的错配，破解之道在于构建法律、市场、社会协同的制度支撑。首先，政府需完善和修订相关法律，保障老年人的劳动权益，例如劳动合同法规定到了退休年龄后不能签订劳动合同，相应的医疗保险等福利缺失，疾病、工伤情况下没有社会兜底，直接造成了老年人就业受到年龄歧视。其次，企业应打破等级制束缚，采用能力本位的薪酬模式，使薪酬反映生产率，在开发老年人力资本的同时可以减少工资成本。另外，社会应充分认识到老年劳动力的价值，最终形成法律保障权益、企业获得效能、个人实现价值的三赢格局。

财富

建议形成“基础保障托底+个人资产变现+市场创新补充”的财富结构，兼顾安全性与增值性。

Q

有什么方式可以增加银发财富？

赵耀辉：建议形成“基础保障托底+个人资产变现+市场创新补充”的财富结构，兼顾安全性与增值性。首先是巩固养老金支柱，在个人积累账户的制度下，养老金可以成为主要的财富来源，而在现收现付体制下，社会养老只能提供基础的生活保障。建议通过个人账户市场化投资（降低管理费、优化资产配置）提升收益，可以借鉴新加坡经验，将第一支柱的居民养老保险部分资金以利息补贴的形式转移到第三支柱。其次是激活存量资产，中国人的财富构成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房产，应规范“以房养老”金融产品。再者是发展市场化创新，推广商业养老保险等金融产品。现阶段的房价下跌、投资回报率下跌增加了房产和年金化产品作为养老资产的不确定性，金融创新在应对长寿风险、房地产市场和利率风险方面的重要性凸显。

消费

老年消费新业态的核心在于构建“安全感—购买力—供给创新”的良性循环。

Q

如何培育老年消费新业态，实现“需求牵引—供给创新”的正向循环？

赵耀辉：老年消费新业态的核心在于构建“安全感—购买力—供给创新”的良性循环。最核心的是要削弱老年人的不安全感，其来源可能是主观的心理问题，也可能对社会保障的不信任、对长期生活质量的担忧（如资产的保值增值、子女能否提供帮助）等。因此，设计一个人人自觉自愿缴费的养老保险体制，就能缓解后顾之忧、激活支付能力，是发展银发经济的基础。

核心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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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区专家

吴淳博士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董事总经理，全球资深合伙人，BCG中国区执行合伙人。

阮芳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董事总经理，全球资深合伙人，BCG组织与人才专项中国区负责人，BCG亨德森智库中国区联席负责人。

戴若晨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咨询顾问，驻BCG亨德森智库（中国）代表。

如需联络，请致信GCMKT@bc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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