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日报）

转自：经济日报

城市群是指一定地理范围内，基于交通、产业、贸易、人口等关联机制，由核心城市向周边区域辐射带动形成的网络型城市集群。相较于中心城市“一城独大”的空间组织形态，城市群是城镇化高级阶段的产物。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创新、产业集聚扩散和资源要素流动的背景下，传统区域经济逐步向“核心—节点—网络”一体化均衡发展，最终形成跨地区、多中心、多层级的网络型城市区域格局。我国城市群具有交通方便快捷、产业集聚互补、市场结构匹配、网络外部性强、治理深度协同等系统性优势，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协同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我国城市群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内在逻辑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我国幅员辽阔，但地区发展不平衡程度较高，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人口和经济要素向大城市单向流动，形成了以超大、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区域中心城市；其二，在合理的通勤距离内，中心城市通过产业、贸易、技术服务等途径，辐射周边地区，带动远郊区、卫星城和周边中小城市同城化联动发展；其三，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受流量经济驱动，区域格局逐渐呈现网格化、多中心的空间特征，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城市群呈现紧密的区域一体化均衡格局。

“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此后，我国对城市群发展规划进行动态调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

随着区域重大战略的实施，我国城市群建设步伐加快。截至目前，已规划建设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长江中游、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滇中、宁夏沿黄、山东半岛等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0％以上的人口，贡献了8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占全国近九成，发挥了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整体来看，我国城市群建设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城市群内部企业之间经济联系和投资互动日益紧密。从工商信息和企业跨城际投资活动来看，在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间企业互设机构和子公司、投资互动等活动快速增长。以长三角、成渝、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为例，2019年城市间企业互投的网络规模和辐射范围显著扩大，较2010年分别增加66％、50％、19％和16％。企业投资流向促进城市间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改变经济效率影响就业，从而对人口流动产生正向影响，加速区域要素流动一体化。

二是通过差异化定位和分类施策提升战略价值。一方面，根据经济规模、综合实力和区位价值，充分挖掘不同等级城市群的发展潜力。例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致力于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定位于核心城市群等。另一方面，根据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动态调整城市群发展目标。与“十三五”规划相比，在“十四五”规划中，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由“发展壮大”转为“优化提升”，中西部城市群在构建城镇化格局中作用日益凸显。东部城市群重视功能定位并各有侧重，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的区域发展格局。

三是以城市群、都市圈协调联动为依托。我国高度重视城市群内部功能定位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当前，都市圈已成为区域城镇化空间链条中的关键一环。《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发布，发展现代化都市圈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构建了“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推动南京、杭州、合肥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发展方式上，逐步由核心城市带动转向以都市圈协同发展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分享毗邻大城市的集聚效益并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以此促进都市圈同城化，再与城市群一体化联动。例如，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由北京向外50公里、100公里、150公里分别形成的通勤圈、功能圈和产业圈构成，通过行政、市场、产业等协同，为京津冀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供保障。

四是以制度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成渝城市群发展为例，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发布，两地积极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通过机制创新打破行政条块分割，共建跨省域省级新区“川渝高竹新区”，在跨省域运行管理、经济发展、要素保障等领域探索出100余项改革成果，初步形成了以汽车零部件为主的产业集群。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