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间：古地图中的中国故事》，陈红彦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陈红彦

　　图画是人类记录生活最早的一种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字与图画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图画与文字一同成为记录中国历史的载体，逐渐形成“左图右史”的传统。从文献记载来看，图画资料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地图是图画的重要分支。

　　中国地图传统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一直与政治、历史乃至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舆”的本义是车的底座，用来承载物体。因为地图上载有山川、四方地物，所以古人把地图也叫作“舆图”，这恰好概括了那时人们测绘地图的方式——通过坐车、骑马、乘船、步行等方式前往尚待探索的地域，凭借简单的定向设备确定位置，再将亲眼测到的地理信息记录下来，绘制到图上。毋庸置疑，这也要求绘制者有相当好的绘画基础。

　　中国古代地图主要采用计里画方之法和传统山水形象画法进行绘制。计里画方，据文字资料记载，始于我国晋代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原则，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前三者大致相当于现代地图的比例尺、方向和距离，后三者用于校正实测里程。这是中国古代地图为保证图形缩小后尺寸的准确性而使用的一种在图上按比例绘出格网的方法。绘图时，先在图上布满方格，方格边长代表实地里数，相当于比例尺，然后按方格绘制地图内容，以保证一定的准确性。现藏陕西西安碑林、宋代绘刻的《禹迹图》石碑是现存最早的计里画方地图之一。

　　传统山水形象画法，即对照地理实物，把具有方位意义的地物如山川、河流、城郭等要素按其特征形象地绘在图纸上。传统山水形象画法绘制的地图，比较形象直观，各地物之间的相对方位基本正确，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制作的一种传统，即注重旅行者视角。但用此方法绘制的地图因没有统一的标度和精确的比例，图上显示的各地点之间的距离和位置精度不高，且位置的标度偏向用文字说明，使地图容量缩小，查询起来也不方便。

　　中国地图传统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一直与政治、历史乃至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地图肇始于先秦传说中的“九鼎图”，而流传至今的大部分古代地图多绘制于明清时期。至清代，古老的图书编绘和收藏传统仍在宫廷中延续。宣统元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1909年9月9日），以张之洞为首的清学部官员上奏朝廷，请建京师图书馆。上奏当天，清廷下旨准行，并将积攒了上百年的内阁大库红本库旧藏舆图移送京师图书馆。这些本来秘不示人的皇家旧藏，开始走进寻常百姓的视野。抗战时期，这批地图中的一部分随文物南迁，山一程水一程，最终定居台湾。而留存在北京的明清舆图，构成了现在国家图书馆藏古代地图的底子。京师图书馆筹建至今，舆图始终是图书馆的特色收藏。百余年来，国家图书馆又陆续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古旧地图，加之民国时期出版地图的呈缴收藏，成就了现在国家图书馆古旧地图的收藏规模。

　　每幅地图的绘制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也离不开地图绘制者所在的空间范围

　　图书馆对古代地图资料的收集和保存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图书馆学相关概念的引入，图书馆将所有文献按照藏品类型分类保管。比如，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收藏着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这些典籍按照善本、普通古籍、方志家谱、金石、舆图、敦煌文献、少数民族文献等类型进行分类。用这套来源于西方图书馆的方法来管理中国传统典籍，就将原来分属于“经”“史”“子”“集”四部的古籍人为地割裂开了。以地图来说，每幅地图的绘制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也离不开地图绘制者所在的空间范围。地图需要依据相应的文献资料来解释。同时，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也需要地图材料作支撑。而现在，静静地躺在书架上的古代地图资料，是存放在舆图库房，不知道与它曾经搭档的文献资料又存放在哪里。比如清代随奏折呈送的地图，很可能收藏在图书馆舆图库房的某个书架上，而当时与地图一同呈送的奏折很可能收藏在其他库房里。

　　这种图文分离的真实状态给舆图管理者带来挑战，同时也带来机会。新的整理方向从还原地图和文字资料的联系开始，为每幅地图找到它对应的身份信息和背景资料，在历史背景中重新审视、解读地图：将不同历史时期、背景相似的地图放在一起，可以探索地图绘制的时间脉络；将处于同样历史环境的不同地图放在一起，可以重新讲述同一空间的地图故事。这是我们探索的起点，也是努力的方向。

　　从分类方面来说，本书对国家图书馆藏古旧地图的分类解读并没有涵盖所有类别。从空间范围来说，这次古地图中的中国故事梳理也没有涵盖所有中华疆域。从时间范围来说，明清时期的地图故事仍占据绝对主体。与古地图相关的中国故事尚未全面展开，但无论是我们这本书讲过的，还是没讲过的，地图故事无疑都精彩纷呈，波澜壮阔。如果有机会，我们的“古地图中的中国故事”系列还将进行下去，为大家讲述地图里更广阔的中国。

　　（作者为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