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写信的人：老舍及其他》 傅光明 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12年4月，本书作者傅光明（左）在美期间与书中的通信人韩秀(右)一起逛艺术节

写信是一种很奇特的说事、抒情方式，书信这一文体相当自由。由于信件有一定私密度，对于个人，这一文体自在而坦诚，可一旦有可能呈现在公共领域，尤其受历史因素困扰时，信件就会变得“欲言又止”，它需要被整理、被叙述，甚至需要被删除。

傅光明是作家、文史家、翻译家，兼具掌故家之智趣、博学，学术视野相当开阔，讲述能力非同一般，有其信奉的写作及研究原则。《写信的人：老舍及其他》是《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一书的增订本，增订的内容不少。此书是他研究老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多年持续研究老舍，所著甚丰，《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等，都是老舍研究的必读书目。研究过程中，他深耕原始史料，持续学术采访，深入现场，以史带论，对历史有“了解之同情”。既有发现珍稀史料之际遇，在面对常见史料时，又常能见人之所不能见，其研究路径端直可信。他的老舍研究，有还原历史之功，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研究提供典范，同时，在方法论方面，也为同行提供重要启示。

《写信的人：老舍及其他》是一本体例特别的叙事书，作者在书信整理的基础上，力求尝试一种“新的传记叙述方式”。不止于书信的基本文献整理，而是在此基础上，把叙述者本人自然融入其中：叙述者是记录者、对话人，也是参与者。这种体例，既是对历史的记录，也是对历史的重新讲述，同时，衍生新史。如傅光明所说，这种叙述方式，是试图把叙述者本人所能知道的见（各种史料）闻（各种口传）思（对人与事的思考）想（对历史的质疑）如实表达出来，说到底，他以这种新的传记叙述方式验证了“写信就是写历史”。有学者认为，此书是散文叙事的奇书。笔者觉得，也可称之为有散文气的历史叙事，由学术采访到书信随录，再到历史叙事，求真求实，存真性情，为美好留存证词——这是《写信的人：老舍及其他》在体例上的独特贡献。

傅光明是耐得住烦、静得下心来的学者，似乎天生具备处理繁复史料的本领。比如他编注的《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为学界呈现出通往历史的多种通道，整理内容体量大、字体难辨认、语种繁多等等，给编注带来很大困难，费时费力费眼的程度，常人难以想象。但他能在翻译莎士比亚之余，相对顺利地完成这一工作。他特别擅长叙述复杂而多维的历史事件，《写信的人：老舍及其他》同样展现出他这种叙述能力。

这本书，至少有两种读法：一种读法是读事件，一种读法是读信件。赵清阁的文学创作、书画艺术创作及文坛交往史，是通信者非常看重的内容。书中《赵清阁与〈红楼梦〉的未了缘》一文，把赵清阁《红楼梦》之话剧改编及演出情况梳理得非常清楚，读者亦可从中得知赵清阁的才情、志趣乃至遗憾。时至晚年，赵清阁决定把一生珍藏的书画捐献国家，她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很淡”。留存赵清阁的信件，有助于还原当事人的心境与处境。与此同时，叙述者多方采访并通信，保存关键人物或史家之信件，兼顾相关人士的不同立场，不回避大是大非，让书信去旁证最真切的复杂历史。

读信件，也是读情感。还原历史，并不是说书写人不能有立场和价值判断。傅光明与韩秀的通信往来，当然主要围绕老舍和赵清阁之间的交往展开。以爱为解放之力、驱动之力的现代变革，使现代人在爱这个问题上，尝尽了激情与甜头；但同时，正因为爱的义无反顾与任性，为情所困者又吃尽苦头，其病症至今难愈。历史的沉重与伦理的左右为难，也许最后只能化作一句有关命运的文学母题——所谓“万般皆是命”，既成事实，便不认也得认，尤其是对感情之事，后人更不好评说。历史虽有许多偶然性，但于个人而言，哪里逃得脱那个必然性。

《写信的人：老舍及其他》还有别样的史料价值，译莎之余，傅光明正在慢慢写作《老舍传：他这一辈子》（简称《老舍传》），不久的将来，当书稿出版，《写信的人：老舍及其他》一定是《老舍传》的延伸必读书目。他为何要写《老舍传》，为写《老舍传》做了哪些前期准备，本书已先有答案。他还是重要的翻译家——既然有朱生豪、梁实秋莎译等珠玉在前，为何他还要奋身投入新译莎士比亚之志业，本书会告知读者这一重要决定的缘起，即源于他与美国作家韩秀的面谈。“傅译莎”目前已译32种，出版29种，余六七种未译完。可以说，没有傅光明的“好玩之心”，没有韩秀的热情力荐，今日难见“傅译莎”。“写信就是写历史”，这些书信充分展现出什么是历史中的“一环扣一环”。

“书生意气是最无用的，但这意气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又是绝不能丢弃的”，“我只想努力尽力去做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不再去在意身外浮云的一切”。傅光明身上的书生气与行动力，最值得敬佩。

（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胡传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