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唐山劳动日报）

今年2月28日，在时隔22年后，我再次到东堂子胡同拜谒了史树青先生的故居。

我与先生交往是从2003年到2007年。四年多的时光，对于我，一个喜爱历史文化和收藏的人而言，是高山仰止而又喜慰难喻的时光。然而对于先生，却是他人生的最后旅途。他是2007年11月7日逝世的，我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出席了追悼会，以家乡晚学的身份送上了一幅挽联，挽词是“从此天堂有了鉴宝人”。当时洁白的花圈、挽联、挽幛成了花海，铺满了礼堂内外。我至今还记得欧阳中石先生写的巨幅挽联挂在礼堂大门口右侧第一的位置，上写：“凄风摧大树，苦雨泣青泥”十个大字，表述史先生风雨辛劳的一生，十分贴切与感人。

两次来东堂子胡同故居

位于北京东城区的东堂子胡同，人称藏龙卧虎。这条时间近800年、长度700米的胡同，既是清朝各国总理衙门的旧址，也是蔡元培、沈从文、林巧稚、伍连德、马占山诸多名人的故居。2017年1月17日，署名老陈的作者在网络平台发文介绍：“史先生生前说，他父亲买下的小四合院是李鸿章在总理衙门任职时家中花园的一处宅子。他父亲史思奇是1935年买下的此宅。1945年史树青搬进这儿住的。”史树青的长子史和平告诉我，前些年差点被拆掉。原计划是要拆除的，后来负责那一片拆迁改造的开发商得知是史树青的故居，便没再拆而留了下来。

我第一次来此宅是2003年。前一年史先生得知我将自己的藏品编著《冀东古近代书画集》，2003年5月，专门从京城写来一信，信上说：“尊藏各件在报刊上发表是大好事，敬乡尊贤，人之常情，亦吾辈分内之事，是弘扬祖国文化，爱国爱家乡的表现也。”两个月后，先生又来一信，语气倍加殷切：“您编的《冀东古近代书画集》进度如何？书中图稿和文字稿，请先给我看看，以免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我最近又从收藏的书画中找出几件作品，应收入《冀东古近代书画集》。”

史先生在他的著作《书画鉴真》的序言中，曾叙述过他父亲收藏这些作品的经过：“余自幼读书，性近文史，中产人家，颇有藏书。先君喜收书画，类多明清以来乡贤遗迹，畿辅名家，宋元佳构，未多有也。余弱冠之年，读书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其地距琉璃厂甚近，假日则随家君出入厂肆。遇有可心之品，往往购之以归。”史先生父子两代收集故乡一带乡贤作品绘画13幅，书法9幅。既是两代人的文化情结，也是游子的乡愁。我祖籍乐亭县，与史树青先生的故乡同属于汤家河镇，两村东西相距10华里。所以他家收藏的乡贤翰墨，与我的收藏同属一个文化范围。此前，我历20年时间，收藏书法、绘画作品。这次出书，将两家收藏合一，真是一大巧合，是我两家的幸事，也是冀东文坛的佳话。

那一天，他在东厢房的办公桌上，将300多幅书法绘画一张一张地审核。边看边自言自语：“好啊，你看，许碧山的《封侯图》放在全国都是佳品；张泰来这小楷，清代的翰林也少有这笔好写。”看到戴克昌的《秋山运粮图》，他对我说：“你看，这小毛驴，比黄胄画得好。”他审阅大约用了三个小时。之后，他肯定地点头：“好，有疏漏，疏漏已经不多了，拿回去出版吧。”听到这里，我如释重负。拿了书稿和史先生为我题写的书名，与先生道谢道别。这就是我第一次来先生故居的经过。

如果说22年前是史先生约我而来，这次则是我随心意而来，而这心意是感激、怀念与追思。

但是，到底是20多年前来过的了。以至在胡同的深处走过去又走回来，在55号门前心里嘀咕着辨认。却在这时，出来一个40来岁的男人，个儿不高，纯朴模样。我赶忙上前问：“这是史树青先生的旧居吗？”“是，但我是租房的。”我仍谦卑地介绍：“我是他的故友，先生生前我来过，能让我进院看一看吗？”房客上下打量着我和妻子、儿子，点头说：“好，可以。”我无比激动地进了院子，有些高一脚低一脚。呀，依旧是那个小四合院：沿街门庭，东西对面厢房，正面是三大间的堂屋。木椽木檩，青砖青瓦，白灰勾缝，都在往日记忆中。忽然我看见东厢房对扇的门开着巴掌宽的一条缝。屋内没动静，虚掩的门，好像先生还在，荷杖进进出出，笑眯眯地招呼我们。我从门缝里张望，指着屋内与儿子回忆，对，史先生就是在这屋审稿、题书名并下结论说：“有疏漏，疏漏已经不多了。这本书是乡贤翰墨，可做地域美术史！”我介绍时激动，声音很高，一边说给儿子听，一边也像是说给天堂的先生求证。

我想哭，又怕两家房客见外。

看着讲着，我忽然注意到西厢房门口，窗外的古藤、竹子不见了，空荡荡的。大概是两户租客为了院子宽绰敞亮，便于生活，要求移除了。

是啊，那个心里有藤有竹的先生走了，那些竹藤也随去了天堂吧。因为先生生前是十分喜爱它们，也曾把这处宅子的书房叫“竹影书屋”。

我又想起当年，就是在那片竹丛下，我问先生：“怎样才能学会书画鉴定？”先生沉吟了一下，答：“你得背下2000个书画家的名字来！”

我对“眼学”的理解

先生在世时，人们称他为鉴定国宝的“国宝”，他鉴定书画的办法就是“眼学”。

提起他的鉴定，我想起了2007年9月，他在中央民族大学宿舍的家中，最后一次为我鉴定书画的情景。那次，我要请先生鉴定的是陈师曾先生的《博古图》四条屏。我按事前的约定时间到了他家。推开门刚迈进一只脚，见史先生正在吃饭。

先生问：“谁的画？”

我答：“陈师曾。”

“假的吧？”疑问。

“您鉴定啊。”我拎着镜框，靠近了两步。

“呀，真的！这是他早期的作品。”

他的筷子还没撂下，已经有了鉴定结论。一方面是他“眼学”功夫了得，一方面我们已是熟人了，他也不客气了，看到哪儿说到哪儿。

吃完饭，他又靠前确定了一番，便在装裱的绢边上写下了结论：“陈师曾先生博古图四条屏真迹 二零零七年九月 史树青题。”两颗钤印：朱文“畏吾邨民”， 白文“史树青印”。

这情景，至今我想起来也还记忆犹新。那么，他是怎么练就的一双“火眼金睛”的呢？我不能确知。但是我间间断断地跟先生学了四年，也是有些理解和实践的。比如，先生在故居竹丛前告诉我，书画鉴定要记下2000个书画家的名字后，我真的在这方面躬行实践。日久年深，现在我已能记下1000个人名了。但是先生“记人名”的内涵却远不是背诵2000个名字那么简单。他背后的内涵有着多向维度，比如要了解书画家的生平概况、家世背景，尤其重要的是要记住作者作品的基本风格，辨识其笔墨。不然，记下名字有什么用？跟鉴定还远搭不上边。是啊，这样一来，在20年间，参观书画真迹的展览，阅读书画大字典，学习书法绘画史，我在表里两面都用功。到后来，提到人名就想起风格，看见画作，便能想起人名。有了这些体会，再回忆先生的学术观点，好比颜回形容孔子的学问，真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原来，“眼学”的灵魂是活学活用，远非表面之死记硬背人名。不怪先生在世时，京城内外都“认”他。后来我也见过一些鉴宝专家，他们工作时，总是带一大堆工具书，对比了款识又对比印章，往往得出的结论还不一定，由此可见功力上的差距。

令人慨叹啊！

于此，我又想起胡适先生关于做学问的一段话，他说：“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种靠日积月累，一寸又一寸进步的倡导，不正是日后史树青一个一个地记下2000人名的意思吗？

我体会当你走深了，又有蔡元培先生所说，以美育代宗教的功用。看着一幅幅书画，默记着作者的名字，聚精会神，形成心流，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内心一片安润。

先生，我还会再来

在京城，我是最后见到史树青先生生前工作状态的几人之一。

2007年9月25日，就是前边提到的，先生为我鉴定陈师曾书画的日子。大体一周之后，他便去了山东青岛开会，令人意外的是，会间他突发心脏病。之后，先在当地医院治疗，几日病情不好，又转院到北京阜外医院，而在阜外住院一个月后，竟不治而逝。我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遗体告别，见到遗容时，我还疑真疑幻，印象中还是他分别时送我到门口挥手再见的温厚情景。

那次鉴定，我妻子和儿子也去着。儿子是《唐山劳动日报》的摄影记者。先生鉴定时，他拍摄了八张照片，而这照片，竟也成了这位“国宝”大师最后的工作照。

先生逝世后一个月，我和儿子把这八张照片亲自送到他的长子史和平家里。见我父子这么真诚，他感激不尽，在他们小区的餐厅里，请我俩吃了午饭。

今年这次拜谒了东堂子胡同史先生故居后，我又与史和平通了电话。他告诉我，今年76岁了，还在海淀区大钟寺那边住，没忘了我这个老朋友，让我有空到他家去玩。我也答应：我还会再来。

但我心里还是指到史先生东堂子胡同故居来。毕竟，那是我们初见的地方。宅院里除少了古藤、翠竹，先生20年前的音容笑貌和教诲还在，而且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本文摄影 张北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