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人物简介：杨青，曾用名杨远功，1928年4月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44年11月参加新四军，194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6月至1944年11月在上海永安公司当学徒，期间参与地下共产党引导的职工进步活动，编辑《小草》刊物，工余在上海宗美建筑工程学院上学两年毕业。

1944年参加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东海战役。

1979年12月转业任上海市计算技术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后历任上海市委驻民用设计院、驻纺织局党风调查组副组长，市委党风调查组组员，市纪委联络组驻建设委联络员，1984年4月任市纪委常委，1994年离休。

曾受奖励：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和侦察模范称号等。2009年和2014年两次被评为上海市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2021年获评100位上海市离退休干部党员模范典型之一。

1928 年生于长春的杨青，年少时亲历山河破碎。"七七事变" 后，他随亲人从南京避难到上海，14 岁进入永安公司当学徒。

从秘密传阅《论持久战》、编纂地下刊物《小草》传递抗争信念，到组织职工冲破封锁线、投奔新四军——曾用名“杨远功”的他，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赤诚改名为“杨青”，在烽火中淬炼成长为英勇无畏的抗日战士。

如今，年过九旬的他，仍清晰记得抗战岁月的点滴细节。

以下是杨青的口述内容：

“小草”在敌占区秘密生长

我原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书香门第，“七七事变”后，父亲离家抗日。那时，父亲是机关领导，消息特别灵通，通知所有亲戚都撤出南京，到外地去避难。不久，母亲与祖父母因病相继去世。一个叔叔带着我逃到了上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租界，我也跟父亲失去了联络，被迫终止学业。为了生计，14岁的我到永安公司做学徒。

到永安公司后，中共地下党员引导，我们满腔热情学习进步书籍，包括《论持久战》，还有《共产党宣言》等。然后，几个信得过的好朋友秘密开展交流讨论。

因为公司职工的真实身份互相之间都不清楚，里面有日本特务，也有三青团的人，我们不知道到底谁是共产党。

我们几个好朋友还一起阅读新四军的油印小报，不知道是谁联系来的，只知道要当天看完，第二天必须还。我晚上回到宿舍后，才悄悄拿出来看。因为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这些报纸都属于违禁品。

新四军的报纸对我影响很大，上面刊登着新四军打击日军、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日的小故事。我把讲道理的、吸引人的消息摘抄出来，折成可以放在口袋里的小册子，偷偷拿给好朋友传看。这本小册子的名字叫《小草》， 意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在当时也是很秘密的行动。

地下党员也会组织我们学习，多数是在一个公园里头，学习一些资料文章，了解共产党是怎么开展活动的。我们也会去模仿。有一次，一个同事在读《论持久战》时被汉奸看到，还好他早有准备——把书的封面换成了《封神榜》，就这样蒙混过了，有惊无险。

这些斗争技巧，都是地下党员教我们的。

加入新四军，踏上抗日血色征程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的抗日意识逐渐觉醒。那时候，有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叔叔，他认识一个新四军，听说他们要带一些伤员到上海来治病养伤。我想这是一个加入军队上战场的好机会。

后来，我联系到新四军的联络员。一开始，加上我有6个人一块参军，跟联络员约好时间和地点，一起回部队。后来，我继续组织动员，总共发动了20名职工参加新四军。

当时，其中一位同事因为腿脚不便，部队领导让他先去治疗，治好之后再来。结果他回到上海之后，暴露了，还好地下党组织营救他，指导他走什么路线去解放区，他才安全转移的。可见，我们当初的斗争环境是非常危险的。

从上海出发后，我们是自己买票坐车、坐船，历经艰险穿过三条水路封锁线，最终到达了苏北的高邮、宝应一带的根据地。

在新四军部队，我把原名“杨远功”改为“杨青”，取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先在教导大队学习了5个月，学习理论知识，也学习指挥、刺杀、挖战壕这些军事技能，为后面战斗打下坚实基础。学完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司令部当见习干事。

1945年8月25日，我们部队要夺取高邮北边被伪军控制的宝应城。我们四个团兵力打伪军两个团，人数占优，但武器装备落后。

那场战斗，突击队主攻，我和另一个干事主动请缨，负责打开城门。我们有4颗手榴弹，每人2颗，准备冲上去把城门炸开。在巷战的枪林弹雨中，我们抓住空隙跑到城门口。一看，竟然没人，可能是被突击队吸引过去了。我们趁机把城门打开，为部队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因此立了功。

在另外一次战斗中，我们俘虏了800多名日军，但我们自己的战士也伤亡严重……大家绝不做亡国奴，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打日本鬼子，要为国家和民族去战斗。

后来，我们才知道，日军投降在8月15日已经投降了。大家非常高兴，终于胜利了。但是没有特别的庆祝，因为还有战事在进行。

战火淬炼的信仰与坚守

之后，我也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战争中，我们牺牲了多少名烈士，才换来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我亲身经历，深感胜利来之不易。

转业前，我在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任高炮靶场党委副书记、主任，后来干部队伍年轻化，我转业到了上海市计算技术研究所，直至1984年来市纪委担任常委，分管研究室、教育室、《上海纪检》编辑部、审理室工作。

分管文字工作，我游刃有余，但对于办理案件，我只有在部队做纪律检查员的短暂经验，并不精通。好在我从小就很喜欢看书，学习能力也比较强，相信自己到新的岗位努力用功一定勤能补拙。

那时候上海图书馆还在南京路上，我经常去借书，多数都是看逻辑学、经济学。逻辑学里头很多有趣味的东西，我要学习一个案子逻辑性怎么样的，怎么和法律结合起来。而且当时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必须适应新形势、弄懂市场经济，像《西方经济学》和凯恩斯的书，我都读过。《上海证券报》我也想办法订了一份，看人家写市场评论，学习里面的知识，很有意思。

这些逻辑学、经济学的知识，为我调查处理经济类的贪污腐败案件积累了良好的基础，办案子就逐渐得心应手了。10年工作期间，我审理过100余件市管干部的案件，还主编了纪检工作教材，为纪检干部工作提供了业务指导。

纪委最早的阶段是红军时代，中共五大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说，纪委的工作是非常光荣的岗位，对政治素质、道德品质、文化水平、业务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

当时市纪委的年轻同志不多，同志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我们就联系了上海大学办进修，设立了两期政治系纪检专业，用一年左右时间强化大家的文化知识和纪检业务。我们也请一些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来作报告，让全市的纪检干部都来学习，拓宽大家知识面。

我是1945年4月入党的。直到现在，我还常常以腐败分子的案例警示教育我们的同志，要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表率，更要以德取人、谨慎交友，千万不能思想滑坡、道德失守，不能做违背原则的事情。

原标题：《口述|上海租界的小学徒，受地下党员影响觉醒抗日，加入新四军踏上血色征程》

栏目主编：张骏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邬林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