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陆先高在《传媒》2025年第13期刊发文章《提升新型媒体服务能力，助力高质量发展》。现将全文发布如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是对主流媒体新阶段改革任务的顶层设计，为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这个改革的关键节点，2025传媒年会以“系统变革 智启未来”为主题在江西抚州召开，汇聚学界、业界力量，共同探讨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迭代并深度渗透媒体生产和传播全过程的背景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创新路径，对于传媒行业科学谋划发展、推动改革落实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作为业界代表，在该年会上从提升新型媒体服务能力角度，简要论述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价值逻辑和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现将内容进一步整理，与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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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媒体的概念与意义

服务型媒体这一概念的提出和阐述，源于笔者在2019年第十四届中国传媒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当时是媒体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五个年头，机构媒体围绕内容、技术、渠道、产品，在平台搭建、资源整合、流程改造、技术升级等方面持续和精准发力，内容生产力、媒体传播力有了明显提升，但媒体生产传播同质化和有效性两方面问题随之凸显。笔者基于光明日报社融媒体的实践探索，在传媒年会上提出“服务型媒体”概念，围绕以服务能力建设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工程，从媒体自身建设的层面和维度作阐述，希望在媒体融合面临体制机制、平台传播力和影响力瓶颈的局面下，提示机构媒体可以通过提供媒体服务，拓展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演讲内容后来整理成文，发表在《传媒》杂志上，题目是《增强服务能力，构建服务型媒体，推进媒体融合建设行稳致远》。

当时梳理的服务型媒体的概念是：服务型媒体是以媒体的内容生产、信息传播等能力为基础，将服务意识贯穿于媒体运转的全流程和各环节，明确自身的特色领域、主要受众，以用户需求为导向，能充分发掘优势资源，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持续提供高质量、特色化、多维度服务的新型媒体。笔者认为这一定义在当下依然适用。

此后，学界对“服务型媒体”这一概念有一定反应，甚至能看到有高校新闻与传播学院将论述“服务型媒体的意义”设计为学硕招生题目，而给出的标准答案，除了笔者论文的几个要点外，还增加了一个很有逻辑的角度。

这里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大改革任务，笔者想对“服务型媒体”从概念和逻辑上作一些升维，进一步论证主流媒体如何通过整合形成新型媒体服务能力，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新闻+政务+商务+民生”等媒体融合发展模式备受关注。今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中国报业创新发展案例专家评审时，笔者发现，各地申报的运营模式创新案例中，有许多都属于此类，如报社组织团队承接品牌宣推活动、电视台组队开展电商直播等，并且申报表格中都列出了创收数目。这些无疑都是非常接地气的媒体服务项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关注这样的媒体服务项目在接受审计和专项巡视时，其创收的合法性会不会受到质疑。这说明提供媒体服务已不单纯是学术层面的话题，也成为媒体业界必须解套的难题，需要大家尽快凝聚共识，以便在实践层面据此建立规范化的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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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媒体服务是主流媒体的核心职能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服务”并非媒体发展到一定阶段才需要具备的新增功能，而是媒体本质属性的应有之意。比如，从早期报纸开设“读者来信”专栏，回应民生诉求；到广播电台设置“热线互动”节目，搭建与听众的沟通桥梁，再到电视台推出“民生新闻”板块和“电视问政”栏目，都是在关注社会痛点，服务属性始终内嵌于主流媒体的功能基因中。

随着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如今，主流媒体机构已不仅是信息资讯的生产者与传播者，更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这种角色的升维，要求我们将媒体服务能力的表述，更新为新型媒体服务能力，如此才能更为准确地概括当下媒体自身与媒体服务能力两个维度所呈现出的创新特征。

今天的机构媒体，不仅在内容形态和技术应用方面历经了多轮迭代——从文字、图片，到短视频、直播，从大数据算法推进到人工智能辅助生成内容，媒体的传播载体与技术工具持续升级；其自身角色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完成了从“传播者”到“服务者”的升维，具备了整合社会资源、破解治理难题、引领文化生态的综合能力。从本质上讲，是媒体的服务能力发生了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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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建设重构出新型媒体服务能力

媒体融合发展历经十多年，遇到过诸多瓶颈问题，其中部分问题破解不到位，因此在前些年曾有报社负责人感慨，“媒体融合是天下第一难事”。

但笔者认为，我们更应看到融媒体建设所取得的进步。比如，主流媒体在产品形态、技术运用、传播路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诸多成绩和亮点，都值得总结梳理，也更应看到媒体融合发展的光明前景。过去几年间，笔者在学界业界的专业讲座，仅从媒体内容生产创新角度，探讨的话题就从最初的生产工具创新，逐渐拓展到生产方式创新，随着AI技术的运用，如今已然延伸到探讨生产关系创新。笔者讲座的内容，都是以业界创新实践案例为基础，从这样的话题变化，也能反映出媒体行业在媒体融合发展方面的巨大进步。

接下来，笔者从多元维度论证融媒体建设促进媒体重构出新型服务能力。

首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是媒体重构出新型媒体服务能力的核心牵引。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对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要求日益提高。主流媒体作为连接政府与社会、公众的重要纽带，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服务职能。从“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到着力构建“新闻+政务、服务、商务”融合发展新格局，国家治理所需，自上而下，自全局到细节，牵引着主流媒体从单纯的信息传播向提供综合服务转型。

其次，技术革命让媒体重构出新型媒体服务能力成为可能。移动互联网、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方式，更重塑了媒体服务的形态与边界。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主流媒体能够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政务服务、生活服务等；借助人工智能客服，区域性融媒体中心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民生问题响应，大幅提升自身服务效率。新技术应用，可以说是媒体服务能力重构最坚实的底座。

再次，用户需求升级是媒体重构出新型媒体服务能力的内在驱动。在当前时代，媒体用户早已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信息，而是渴望获得更便捷、多元、个性化的服务。主流媒体不论是出于生存本能，还是增强自身吸引力和影响力的目的，都必须顺应用户需求的这种变化，拓展服务内容和方式。比如，一些主流媒体推出的“新闻+教育”“新闻+健康”等服务模式，正是为了回应用户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实际需求，希望通过服务拉近与用户的距离。

而最后，笔者依旧要强调，持续推进媒体融合发展不断深化，加强融媒体建设，是媒体重构出新型媒体服务能力的关键路径。融媒体建设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融合，更意味着资源、功能的融合。媒体服务能力重构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主流媒体能够整合政府、社会、企业等多方资源，将信息服务与政务服务、商务服务等有机结合，形成“新闻+”的多元服务模式。这种融合让媒体服务能力从单一走向综合，从分散走向系统，对于媒体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从最高层面来理解媒体服务的格局，能让我们更具底气。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光明日报创刊70周年的贺信中，明确提出光明日报要服务知识界。我们深入理解后认识到，对于知识分子、文化人、学术人而言，最贴心、最到位的服务当属学术服务。作为思想文化媒体，服务学术发表、开展学术评价，是光明日报义不容辞的核心职责。

因此，光明日报在做好理论文章报纸版面选优发表的基础上，举全社之力承担了“思想理论融媒体传播工程”，又与南京大学合作，建设了“思想理论网络文章评价系统”（IWaes）。该系统能够不间断地推出作品、作者评分等各类榜单，系统还可以输出给各领域各区域的机构运用。此外，像光明日报与中宣部宣教局联合举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与文旅部非遗司合作开展的中国非遗年度人物评选，承担的中国科协“科普中国”科学家风采项目、北京世园会系列国家园艺宣传片制作等，均是在服务重大主题宣传工作。

能够顺利完成这些服务项目，前提是媒体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而这些新型服务能力，都是在融媒体建设过程中逐步打造和凝聚的。可以相信，主流机构媒体在媒体融合发展历程中，都积累了类似的基于新媒体产品、技术、传播等方面的能力，由此也具备整合形成各具特色的新型媒体服务能力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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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系统性变革，

提升新型媒体服务能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莫高义在2024年中国新媒体大会上指出，评价体系既是度量衡，也是指挥棒；他在2025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围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主旨演讲中透露，将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增加本土用户渗透率等评价指标，同时区分不同区域媒体进行分类评价，让评价工作更具科学性。

这无疑给新闻传媒学界、业界下一步关于评价体系的构建，甚至各项指标参数的权重设置，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意见。可以预见，在新的评价体系中，对于不同属性和定位的机构媒体，其提供新型媒体服务的能力，必定会设置相应的指标项，而且权重占比预计不会低。

笔者也留意到，多家媒体已经公布了系统性变革方案，并且开始体现出提升媒体服务能力的倾向。例如，多家媒体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瘦身健体”的概念，涵盖合并客户端、合并频道，甚至进行机构合并等举措。这些动作的核心指向都是重新整合资源，淘汰落后产能。其中蕴含的逻辑十分清晰，即媒体发展动力已经从主要向内激活生产力，转变为注重产能向外溢出和布局的新阶段，也就是本文所论证的提供新型媒体服务阶段。

今年2月，笔者发表在《新闻战线》的一篇文章——《区域性融媒体中心内容生产与传播评价逻辑》中，有一处很核心的表述，即区域性融媒体建设必须高度本地化，垂直深耕。套用股市术语，就是要守住基本盘，重点服务好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好本地社会治理、文化建设，服务好本地民生。这一观点，与莫高义副部长在讲话中强调本土用户的渗透率，并考虑在评价体系设计中区分不同区域媒体进行分类评价，在逻辑层面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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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媒体服务能力助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

上文笔者既论证了新型媒体服务能力的形成要素和过程，也论证了其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那么，新型媒体服务能力具体可通过哪些路径，来实现助力高质量发展呢？笔者对此简要梳理如下。

提供信息与舆论服务。这是主流机构媒体的传统职能，也是主体任务。通过强化内容生产环节，不断改进传播技术，确保大政方针、关键信息能够有效地传递给受众，以此有效引导舆论走向，服务于主流舆论格局的构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公众对于准确、权威信息的需求极为迫切。主流媒体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挖掘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通过精心策划的内容，如深度报道、系列报道、专题报道等，为公众呈现全面、深入的信息服务。同时，主流媒体还可以通过积极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如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优化信息传播渠道，以提高信息传播的精准度和覆盖面，让主流声音能够在众多信息中脱颖而出，发挥舆论“引领力”，形成“压舱石”作用。

提供领域、行业与专业服务。针对特色领域、行业，以及媒体核心用户群体，可着力建设细分用户平台。不同领域和行业有着各自独特的信息需求和发展痛点，主流媒体可以基于自身属性定位，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和整合能力，为这些特定群体提供专业化、定制化的服务，以更好地服务于重点领域能力创新与行业自治。例如，《光明日报》面向知识界、学术界提供特色服务，建设思想理论成果数据库、思想理论专家数据库、“中国智库索引”搜索引擎与智库资源聚合应用平台等技术支撑与应用服务平台，从而更好地以学术讲政治、以文化讲政治，推动形成“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等。

这些细分平台的建设，不仅能够满足不同领域的媒体服务需求，对媒体自身发展也具有多重价值。首先，这是媒体实现差异化竞争的重要途径。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下，泛泛而谈的内容已不是用户刚需，差异化、专业化的优质内容，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其次，细分平台建设也有助于媒体积累专业资源和行业人脉，形成难以复制的专业壁垒。再次，这类平台往往能够实现更精准的用户画像和需求把握，为进一步商业化运营奠定基础。

提供党务与政务服务。以媒体角色助力各级党委、政府更好地运用创新技术、新型渠道，实现从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化“治理”模式的转型，服务于政府治理效能的发挥。

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设，相当于构建起了信息时代的数字基础设施。因为其全面的覆盖性、沟通的便捷性、高度的智能性，有望为各级党委政府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协助其提高运行效率、治理效能。

提供民生与民情服务。完善便民信息网络，努力构建“民有所呼、媒有所应”的全方位服务体系。关注大众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诉求表达、精神文化生活满足、社会交往需要畅通等，为其提供传递通道和讨论空间。以此助力基层治理与社区建设，服务于人民福祉的保障与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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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各主流媒体应当高度重视提供新型媒体服务，并在媒体融合发展、媒体系统性变革中，不断提升新型媒体服务能力，拓展自身生存发展空间，形成核心竞争力，同时服务社会治理、服务改善民生、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者陆先高系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

责编：靳铃涵  编辑：李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