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6日，湖北武汉孙女士坐在电脑前，在线参加了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的庭审。这是她第二次因一个早已注销的手机号被推上被告席——2019年她曾使用的手机号，在2020年注销后被他人注册微博，又于2023年发布了辱骂某网文作家的言论，而她却成了这场网络侵权纠纷的“背锅者”。

孙女士告诉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从2024年6月一审败诉被限制交易，到2025年5月再审法院裁定她并非侵权人，再到重审时再次被列为被告，这场因“手机号”引发的官司，让她的生活陷入了一场漫长的风波。

一审缺席被判败诉

限制交易通知揭开“莫名官司”

孙女士告诉记者，2024年9月的一天，她的微信突然弹出一条“账户限制”通知，提示她的微信支付因“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执行案件”被限制支付功能，后查询其名下银行卡发现也被限制交易。起初，孙女士一头雾水，直到联系法院才得知自己成为了一场网络侵权案的被告，且已败诉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这场官司的源头，是一个尾号为6439的手机号。”孙女士回忆，这个号码是她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期间公司分配给她的工作号，2020年1月由公司办理了注销。法院的材料显示，2022年9月，该手机号被他人注册为微博账号，并在2023年多次发布辱骂晋江文学网签约作家王某的言论，内容包括“厚脸皮”“妈宝女”等侮辱性词汇。

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24年6月作出的民事判决书显示，原告王某提交的核心证据是：尾号6439的手机号在2019年10月注册的支付宝账号注册人系孙女士。法院据此认定，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期间，孙女士是涉事微博账号的使用者，侵犯了原告王某的名誉权。

“我从未用这个手机号注册过微博，侵权言论发布时，我早已和这个号码毫无关系。”孙女士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她没收到过传票、判决书等任何法律文书，最终缺席判决的她败诉，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律师费共计1万元，并在微博公开道歉。

“直到我的微信账户被限制，我才通过执行局了解到案件详情。”最终，她从泰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得知，该案要么再审，要么强制执行划扣账户资金，“我当时十分崩溃，反复说明情况后才争取到暂缓执行的时间。”

自证清白获再审改判

暴露网络侵权纠纷中身份核实难点

为证明自己的清白，孙女士开始收集证据。经电信营业厅查询，确认尾号6439的手机号在2020年1月注销后，于2020年4月被武汉某科技公司重新注册，使用者为该公司员工李某。同时，她调取了2022年9月9日（涉事微博注册日期）的考勤记录，显示自己当天在武汉的公司上班，而微博注册IP地址位于外地，与她的活动轨迹完全不符。此外，孙女士称，2019年用该手机号注册的支付宝账号，仅在注册当天有过0.2元交易，此后再无使用记录，且该支付宝与涉事微博无任何绑定关联。

2024年10月，孙女士向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提交了上述证据，并提出核心质疑：“2019年的支付宝绑定记录，怎么能证明2023年的侵权行为？手机号早已易主，为何归属变更未查？”

据孙女士提供的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显示：中国电信回函证实，尾号6439手机号2020年1月由原公司注销，2020年4月由武汉某科技公司注册，使用者为李某；支付宝公司回执显示，该手机号绑定的支付宝账号自2019年10月后再无交易记录。原告王某质证时称，对证据的内容认可，申请追加武汉某科技公司及李某作为本案的被告。最终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原审“确定孙女士为侵权人不当”，存在“事实不清、遗漏当事人”等问题，裁定撤销泰山区人民法院判决，发回重审。

拿到再审裁定的孙女士以为风波就此结束，但今年6月，她再次收到泰山区法院传票，案件定于7月16日重审。孙女士参加了线上庭审，发现法庭新增了武汉某科技公司及李某等多名被告。李女士告诉记者，该案当庭未宣判。

孙女士表示，她曾咨询武汉当地法院和律师，得到的答复均是“仅凭2019年的支付宝记录，不足以认定2023年的侵权主体”。目前，孙女士仍在等待重审结果。这场因手机号注销引发的官司，已让她耗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

7月18日，记者咨询了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回复称，本案属于发回重审案件，正处于审理阶段，目前还未出判决结果。

浙江铁券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永辉律师告诉记者，此类案件暴露出网络侵权纠纷中身份核实的难点：手机号、社交账号等存在频繁易主的可能，法院需通过运营商、平台方等多方核实“行为发生时的实际使用者”。对此，张律师建议，个人在注销手机号前，应解绑所有关联账号（如支付宝、微信、社交平台等），留存注销凭证；遭遇被错告等情况时，要及时收集手机号归属变更、活动轨迹等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来源 |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马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