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展柜中,静静地放着一把琴身已斑驳的小提琴。它的主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天才音乐家,名叫聂守信——因令人咋舌的敏锐听觉,又被称作“耳朵先生”,后遂改名为聂耳(1912—1935)。
聂耳是云南人,这把小提琴曾是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4年2月由聂耳的家人捐赠。根据聂耳日记,聂耳在1931年刚到上海不久后拥有了这把小提琴,此后这把小提琴始终伴随着聂耳,成为他用音乐进行战斗的神圣武器。《开路先锋》《大路歌》《毕业歌》《金蛇狂舞》以及《义勇军进行曲》都是聂耳在1933年至1935年这一段生命的最后时期创作的。
今天是聂耳逝世90周年的纪念日,《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优秀的民族战歌,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它的无穷力量至今仍在激励着所有国人。
聂耳 视觉中国供图忘我苦学的有志青年
1912年2月,聂耳出生于风光明媚的云南昆明。水灵山秀的彩云之南孕育出了这样一位奇子俊才,他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音乐天赋,精通笛子、二胡、月琴、三弦等民族乐器,又学习了演奏钢琴、小提琴。
聂耳成长于一个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期,通过阅读进步书刊、鲁迅的《彷徨》《呐喊》等作品,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发与教育,当时广泛流行的《国际歌》《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列强》等充满革命激情的歌曲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1928年革命低潮时,读中学的聂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为了躲避当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19岁的聂耳离开云南,来到了上海。
聂耳用过的小提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梁茵 摄在上海,聂耳为了生活四处奔波,同时也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攻读革命文艺理论、自修英语日语以及苦练小提琴。这把正于党史馆展出的小提琴,是聂耳于1931年初意外购得的。当时,因帮助昆明友人从上海租电影胶片拷贝,聂耳得到了100元钱的报酬,他将50元钱寄给母亲,剩下的用来购买乐谱和过冬的衣物,以及一把令他从小就魂牵梦绕、渴望得到的小提琴。在当年2月9日的日记中,聂耳兴奋地写道:“Violin(小提琴)自然是能使人心境舒畅……若没有旁的事来烦扰,我是会不吃饭,不睡觉,不分早晚地练习下去的。”这把琴一直伴随着忘我苦学的青年音乐家聂耳,直到意外离世前一天,他仍在日记中制定要“随时不忘读书与拉琴”的计划。
有了小提琴,聂耳更加勤奋苦练,在一众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考上了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社”的小提琴师。他每天经常练琴达6小时以上,并开始学习和研究乐理。与此同时,聂耳还密切关注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情况,1932年,通过著名戏剧家田汉,聂耳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参加了由一众革命音乐家组成的音乐小组,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广泛地参加社会活动,撰写电影音乐评论文章。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民族处于危亡时刻,聂耳对当时靡靡颓废的音乐节目深恶痛绝,渴望改变作曲的方向:“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要“向群众深入……创造出新的艺术”。最终,他以“革命者”的姿态,离开“明月歌舞社”,投身到党领导下的电影战线,并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做亡国奴 爆发最强音
1933年至1935年是聂耳创作的高峰期,短短两年时间,他就创作出了《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30多首歌曲。聂耳的生命如流星短暂,甚至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他却凭惊人的天赋和勤奋,创作出了真正反映劳苦大众呼声与民族不屈精神的音乐。音符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回荡着历史的轰响。通过电影、戏剧的演出,它们立即传遍大江南北,鼓舞了斗争中的人民,也像子弹一样射向敌人。
“进行曲”最初的原意是一种富有节奏步伐的歌曲,起源于西方,核心特征表现为鲜明有力的节奏与激昂有力的旋律,这些特点使其在集体演唱或演奏时最能强烈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战斗意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其中最杰出、典型的代表。
夏衍曾在文章中回忆,聂耳是个永远不知道疲倦的青年,不管什么工作都抢着做,他不止一次对夏衍说:“有哪部电影要作曲?我在抢工作。”1934年,党领导下的电通公司决定创作一部进步电影,这部名为《风云儿女》的电影台本由田汉创作,以热河抗战、长城抗战为切入点,讲述知识青年走向民族抗战战场的故事。田汉正在创作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台本交由夏衍改写完成后,聂耳问夏衍,《风云儿女》的结尾是不是有一首主题歌?将田汉写的歌词念了两遍后,聂耳说:“作曲交给我,我干。”
《风云儿女》电影海报《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1935年,华北国土正大片沦陷,整个华北上空乌云密布。为了创作《义勇军进行曲》,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完成了这首有如反抗冲锋号角般的革命歌曲。歌曲初稿形成后,传来国民党反动派即将逮捕聂耳的消息,党组织决定,送聂耳出国,经“日本到欧洲、苏联学习、考察”。《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定稿最终由日本寄回国内。随着电影的公开放映,它很快传遍了神州大地,深受广大军民喜爱,甚至连《风云儿女》这部电影都被这支主题歌给掩盖了。(田汉:《影事追怀录》,《中国电影》1958年8月)
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响起;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最终确立了其国歌的地位。多年来,伴随着每一次外交场合上的演奏、国际体育赛事中国健儿夺冠后的升旗仪式,《义勇军进行曲》更加响彻世界。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它传达的不屈精神与坚强意志永远激励着所有中华儿女。
《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写谱,原载于《电通》画报1935年6月1日第二期。
国际友人唱响《起来》
从时代价值和艺术意义两方面看,《义勇军进行曲》都是一首极其特别的佳作。笔者曾经亲耳听到我国著名指挥家、音乐教育家杨鸿年先生这样说:“《义勇军进行曲》为什么能够成为国歌,你们去数数里面一共有多少音程的上行就知道了。”歌曲前奏号角一般的音调,作为全曲旋律发展的基础,带有呐喊的旋律造成了一种特有的紧迫感。“起来”的号召连续三次层层递进,最终形成一个明亮而集中、带有坚定步伐的段落:“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全曲结束在一个斩钉截铁的“进”字上,内容的饱满与形式的完美在此高度集中。聂耳用这首歌曲写尽了人民群众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呻吟、愤懑与呐喊。更有学者分析,《义勇军进行曲》的结构原则“为我们揭示了一种崭新的曲式天地”。
《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结识了积极推动抗战救国歌咏运动的中国音乐家刘良模,保罗·罗伯逊虽然远在美国,却始终关注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不同场合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刘良模将中国的抗战歌曲唱给罗伯逊听,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在罗伯逊看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呼喊,也唱出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包括美国黑人在内的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他跟着刘良模一字一句用中文学唱《义勇军进行曲》,1941年在纽约出版了英文版的中国抗战歌曲唱片,在全世界发行。
1941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演唱《起来(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梁茵 摄此套唱片名为《起来》(《Chee-Lai Songs of New China》),共三张,灌录了包含《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六首抗战救亡歌曲。唱片的封面由中国军人与中国儿童的照片合成,寓意中国军队拥有不屈的精神,以保卫身后笑容天真的儿童。唱片由宋庆龄作序,并在封套的扉页上题词:“中国已经发生了新的民众歌唱运动,它源自抗击敌人的力量……”唱片版税及发行收益,亦捐赠给保卫中国同盟。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厅内,聂耳的小提琴旁,也摆着一张《起来》的唱片,是国际友人支持中国抗战的实证。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曾子芊 代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