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主持人语

夏日的一个周末，我坐在杜厦图书馆，找来那些没被借走的书，《微尘》《我在北京送快递》《在菜场，在人间》《我在上海开出租》《我的母亲做保洁》《我曾是一名饲养员：流浪东北的日与夜》等等。我读得很快，也时不时走神，这是我在文学史上没有学到的内容，但我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史，一定有他们的一页。我们现在，称呼他们为“素人写作”。

我好奇的是，大家真的认同“素人写作”这个概念吗？又如何看待“素人写作”的火爆出圈，觉得这其中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相关作品的出版和传播，又让既有的文学环境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在此之外，我们对于“素人写作”或者说当下的文学创作，有着什么样的期许？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霍艳老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部钟媛老师和《当代文坛》杂志社刘小波老师的支持，他们对“素人写作”的话题有研究、也有思考，更有自己的独特观点。事实上，我们所讨论的，是大众写作中被看见的“素人”，而“素人写作”所代表的，是没有被我们看到的千千万万的“素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探讨才刚刚开始。

——李杨（《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

“劳者歌其事”的社交分享——关于素人写作的几点思考

文/钟媛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有言：“《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概括提炼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用以说明文学与劳动、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关于文艺起源、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社会功能的重要观点之一。当下，关于“素人写作”“基层写作”，或者说“新大众文艺”中的某些重要部分的兴起，“劳者歌其事”的议题作为这些新名词的“本质”中具有含金量的部分浮出水面，在时代的潮流中再次泛起浪花。未经专业文学训练、不以写作为职业的普通人因为“有话要说”而在互联网上、在文学媒介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们便将其称之为“素人写作”，他们或记录下日常生活切片，或将真实的讲述变为边缘者的突围，或通过分享切身的经历寻找话语的倾听者。这些时代缩影中的“个体叙事”以“我在”的方式记录生活、发出声音，借助网络自媒体等平台，获得被关注的契机，形成了新的充满生命力的“新民间文学”：一方面，“劳者歌其事”传统在其中得到了最直接、最集中的当代延续，另一方面，也因新的载体与表达方式的改变而带有新的技术特征与时代征候。

“劳者歌其事”的网络赋权

几千年来，“劳者歌其事”的传统从最初史官摇着木铎采风记录下的“劳者自歌”到士阶层的文人代言的“拟乐府”与杜甫式的“诗史”书写，直至当下的互联网兴起后劳动者的自觉性讲述，“劳者歌其事”中的表达主体在时代背景的变迁之中显现出话语权力的让渡与回归，但其关注现实、体察民瘼、同情弱者的现实主义精神始终内蕴其中。从《诗经》中《召南·采蘩》描写蚕妇为公侯采蘩养蚕的辛劳而发出的辛酸喟叹，到《豳风·七月》中呈现的农民全年的劳动及贵族和农民的阶级悬殊，从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的徭役之痛到杜甫的“三吏三别”，从五四文学中的“劳工神圣”到当下的“素人写作”或“新大众文艺”，劳者在“诉说”与“被说”之间连接起文学与社会，显现出深刻的现实关怀，成为反映社会动向、弱者心声与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

如果说《诗经·国风》中那些不知名的作者，是借采风诗官、太师（负责音乐之官）之口，发出声音，给周天子作为施政的参考；而拟乐府或其他文人诗赋是借知识分子之口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引起权力上层关注，那么当下的“素人写作”则从自发性歌唱进化到了自觉性代言，作为一种社会性关注而存在，而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来自于“网络的赋权”。最典型的互联网、数字算法、出版媒介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与发掘，譬如“谷雨故事”、快手App六十万用户参与的诗歌创作、乐府文化策划的乡土选题（推出了《秋园》）、“澎湃·镜像”“人间 the Livings”“真实故事计划”等等，这些新媒体在“讲述故事”上不遗余力地深度打捞。而在融媒体时代、在文学讲述真实的能力备受质疑的语境中，当事人的讲述便有着某种不言自明的意义。无论是杨本芬最初在天涯论坛上写出《乡间生死》的帖子被媒体人涂涂挖掘出版的“女性三部曲”，还是“真实故事计划”推介代理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抑或是《我是范雨素》在微信公众平台“正午故事”的10万+传播，新媒体发现了劳动者的自我表达，以此弥补技术统治时代文学性与想象力的匮乏，也缓解当下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隔膜、迟缓与疏离，让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

在这些素人写作的典型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如野草般的生存韧劲从他们的文字中冒出来，大时代下个体生存的挣扎与凋零从文字里冷静地透出来。这是新媒体的“网络赋权”给予他们言说的平台、叙事的修饰与被听见的渠道。

然而，媒介的赋权搭载了新媒体平台，虽将话语的讲述权让渡给每一个平凡的社会中人，个体似乎获得了网络“叙事权力”，但此种“故事讲述”的路径，似乎也在“抢夺真实”中借助流量的密码型构了更为复合的传播奇观——这是一场由互联网平台、算法经济、社会问题关注、媒体人共谋的叙事。

技术时代“劳者歌其事”的情感疗愈

作为商业与技术的共生促发现象，如果不从以上最典型的几个例子出发，而从“真实故事计划”等公号中的几百篇文章，成千上万的写作者以及几千万累计阅读中观察，可以发现，来自大众主体的自主讲述，已经在“新闻性”与“消费性”之间忙于制作网络流行语与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的表现更多指向“情绪上的自我化解”，这是隐藏的危机。技术时代的“劳者歌其事”更多呈现出“叙述即疗愈”的功效，呈现出技术时代无根心灵的主体性困境。

以腾讯的“谷雨”非虚构素人写作为例，“打工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冲突、行业内卷与心理焦虑、边缘人的生活等，社会热议的问题在这里的故事文本中通过微观叙事，呈现社会剖面。这些作品带有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自我叙事繁盛的特征，一方面的典型表征是“焦虑”，蕴含了“劳者歌其事”的自我关注与表达，是对生活困境无解的无奈，另一方面的典型表征则是被制造出的“疗愈”。最典型的比如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中这种“焦虑”与“疗愈”互为表里的疗愈性叙事，是将个人经验或个人情感，变成一种公共性的对象，而在互动与交流中，形成公共话题与公共领域的做法。但有意思的是，这种“技术时代”的“劳者歌其事”与传统文学中具有社群文化的“怨”与“刺”相较变得更为“单薄”，叙述者的讲述更多是为缓解自我的情绪困境、寻求短暂的社会链接。

“劳者歌其事”的传统体现的是千年来体察民瘼的现实精神，是“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的弱势群体发声渠道，而新时代的“劳者歌其事”则在个体遭遇与社会学问题的碰撞中，在互联网技术的促动下，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实践。然而，平衡好“劳者歌其事”的现实关怀与网络制造的流量化、奇观化叙事景象，又或者通过引导，让这种注视“自我”多于注视“社会结构性困境”的个人虚假赋权得以真正获得力量，或许是当下素人写作发声渠道的当务之急。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副主编）

原标题：《“劳者歌其事”的社交分享｜大众写作与被看见的“素人”》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何晶

来源：作者：钟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