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不少观点宣称东南亚国家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各种改革意见。但客观来看，“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真正存在的问题，还是一种对于错误政治经济结构的甩锅式归因？“全球南方国家”又需要在这轮大变局中呼唤什么样的政治新秩序？

针对上述问题，在2025年6月举行的“全球南方与东南亚”学术会议上，观察者网和马来西亚经济学家、国际发展经济学协会创始人兼主席乔莫·夸梅·孙达拉姆展开对话。

【对话/观察者网 唐晓甫，翻译/薛凯桓】

观察者网：您曾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政策称为“不平等的根源”，还在您的文章中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性调整计划在全球南方制造了“永久性紧缩国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三十年后，马来西亚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应如何改革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实现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摆脱这一遗留问题的目标？

乔莫·孙达拉姆：你提出了一个困难且重要的问题。1997–98年的金融危机既有一些普遍特征，也有一些独特特征，我们必须区分二者。我们需要认识到，危机发生时候的一些独特特征由于金融体系持续演变导致的条件变化，已经不太可能重现。但同时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体系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预防性措施以及其重要性。

乔莫教授回答观察者网提问

旧体系中有一项重要保障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六条，该条款赋予各国对资本账户实施控制的权利。但遗憾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正是负责确保各国控制资本账户能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实际上敦促各国放弃对资本账户的控制。这是导致1997、1998年那场金融危机的一大问题，同时也促成了一系列其他新的问题。因此，这类处于更大系统层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可惜的是，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国际金融、货币和监管机构的作用已大大削弱，其结果是各国再也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资本账户。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有庞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反对受到任何约束、纪律或行为规范的限制的政策。他们不断蚕食各国对资本外流的管控权，继续保留将资金转出的自由。

这对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因为许多资金外流行为是非法或至少是不合规的。资金一旦出境，就几乎没有动机再回流，导致本应留在国内的剩余价值被精英阶层运走，既不用于投资，也无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这对整个体制而言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随着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新的挑战不断涌现。其中一个重大挑战是，许多国际货币与金融工具已被“武器化”。例如，西方没收了某些他们不喜欢的国家和政府的许多金融资产，比如委内瑞拉、俄罗斯等。

这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其后果是各国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信任度下降，纷纷寻求其他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在此背景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和其他所谓的加密货币在近期一直试图为自己找到一席之地，也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观察者网：您的研究揭示了世贸组织规则如何“迫使南方粮食市场开放”。您曾提到“马来西亚30%的大米依赖进口”，而这是一颗“定时炸弹”。考虑到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问题，您对未来主食种植的建议是什么？我们是否应该违背贸易正统观念，重建本地农业，即使这意味着违反自由贸易协定？

乔莫·孙达拉姆：我不认为这里存在严重违反现有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主要问题是，目前几乎没有激励措施促使农民为确保粮食安全而进行生产。农民获得的激励主要是种植经济作物用于出口，有时甚至只是为了出口到邻国。这是当前的一个大问题。

马来西亚种植了大量经济作物

许多粮食实际上来自国外。以大米为主的粮食只有部分来自国内生产，但即便如此，农民通过种植其他作物能够赚取更多收益。所以只要可能，他们就不愿意去种植粮食。如今粮食生产问题已经变得严重，这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隐患。

最近已经出现了粮食短缺的情况，例如在疫情期间及其他突发状况时，包括马来西亚政府在内的许多政府只能仓促出台政策去应对，这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恶化。换句话说，情况变得更糟了。因此，就连那些原本从马来西亚进口粮食的经济体，也减少了从马来西亚的粮食进口。

我认为，对许多小国来说，要完全自给自足地生产所有粮食是极其困难的，我也不会坚持一定要这么做。但我认为重要的是各国拥有能够保障粮食安全的手段。粮食安全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进口任何东西，我认为我们需要一项更为周全的政策。

然而，我们目前实行的单一种植经济模式迄今颇为成功，主要因为所种作物——尤其是油棕——都属于抗性强、易于栽培且不易受病害影响的作物。因此，这一模式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效。

观察者网：马来西亚的人均GDP与中国非常接近，因此国际社会对我们也有类似的担忧，担心马来西亚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尤其考虑到马来西亚的人均GDP在2010年至2023年期间一直停滞在11000至12000美元之间，生产力增长缓慢，并且过度依赖低附加值制造业。马来西亚经济学家如何看待这些问题？问题究竟在哪里？您认为，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最关键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乔莫·孙达拉姆：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想象中的陷阱。因为他们曾为许多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但他们所承诺的并未实现。于是他们将责任归咎于拉丁美洲国家本身，并声称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不应该用中等收入陷阱描述这类问题。实际上，马来西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该国大多数劳动人口的收入与他们的生产力水平不匹配。事实上，马来西亚仍在试图与低收入国家竞争生产同类商品的机会。

相反，马来西亚拥有很高的教育水平，本应向工人支付更高的报酬，以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以中国为例，我们看到中国最初在低收入水平下展开了大规模生产。但随着机械化等因素使工人的生产力提高，当收入上升时，我们发现工人们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收入等等。这是马来西亚以及其他经济体需要做的事情，这些经济体不应过于依赖让大多数人维持低收入的策略。

一个经济体可能在纸面上有较高的收入，但是实际上其大多数人口的收入相对较低。这正是东南亚国家所面临的情况，与东北亚国家不同，后者在日本、韩国、中国等地生产力提高时，工人们也享受了更高的生活水平。

观察者网：资源依赖型经济体的转型是“全球南方”国家研究的一个关键案例。目前，马来西亚约一半的电力仍依赖煤炭，同时绿色能源转型面临高昂的成本。您对这一困境有何思考？在2020年出版的《亚洲危机后的增长》一书中，您提出了“更明智的政府干预”的理念。马来西亚应该如何适应绿色转型？是否会采用类似政府主导的研发或对中小企业补贴的政策？

乔莫·孙达拉姆：在当今世界，加速绿色转型是有可能的，尤其是能源领域的绿色转型。如今，世界上有超过十亿人甚至无法获得电力供应，还有许多人虽有电力供应，但无法稳定用电，这是一个主要问题。

新能源发电成本的下降意味着各国几乎可以从0开始直接进入新能源时代

现在，新型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光伏太阳能电池板以及风力涡轮机，在条件适宜，例如有阳光或有足够风力时，平均发电成本能够低于几乎所有化石燃料能源，除了煤炭。煤炭仍是最便宜的化石燃料能源，并且仍在被广泛开采和使用。

为了鼓励贫穷国家远离化石燃料，世界应该激励并普及光伏太阳能板。不幸的是，目前西方不想这么做，主要原因是世界上超过70%的光伏太阳能电池板由中国生产。韩国和马来西亚过去也生产大量光伏太阳能电池板，但价格不及中国制造的光伏组件便宜。因此，我们应当确保中国能够继续提高光伏太阳能板的产量，并尽可能广泛地推广使用。

过去，人们谈及能源转型时，认为各国需要先从化石能源过渡到可再生能源，但是现在一切都可以从零开始。如果一个地方本来没有电，就直接安装光伏太阳能板或风力涡轮机。这对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来说既可行又更便宜。

但前提是要具备相应的基础条件，而大多数发展中最贫困的国家甚至负担不起太阳能板的购置成本，因此它们往往只能依赖煤炭发电。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恐怕全球层面的能源转型规模会太小。

我不太谈马来西亚的情况，因为马来西亚的化石燃料能源使用量占比只占世界的很小一部分。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马来西亚本有能力并且本应加速绿色转型过程。但不幸的是，大约在三十五年前，政府在向私营公司发放发电许可证时犯了一个大错误。私营公司出于追逐最大化利润的本能，选择继续用煤炭发电，而不是采用可再生能源。

观察者网：中国企业正积极推进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的海外扩张。比亚迪等中国电动汽车巨头正在马来西亚设立工厂。马来西亚能否利用中国投资实现产业升级，而不是————引用您2023年IDEAS演讲的内容——仅仅停留在“工厂车间”？中国一直在倡导“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那么如何通过谈判避免陷入“技术依赖”呢？

乔莫·孙达拉姆：我认为起初由于马来西亚在研发方面做得不够，要完全避免对外技术依赖是非常困难的。但目前已经有一些现成的合资企业，这些合资企业是确保减少技术依赖的良好起点。

以吉利和宝腾的合作为例，他们正在合作并共同生产多款汽车。目前宝腾主要是为马来西亚市场生产吉利汽车，而宝腾本可以向世界出口汽车。比如，在马来西亚我们使用右舵驾驶的汽车，而在中国使用左舵驾驶的汽车。为什么中国不能将右舵驾驶汽车生产外包给马来西亚生产呢？

同理，为什么不能让更多成功的中国电动汽车公司在马来西亚设置生产基地为国际市场进行生产？因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可能会持续存在，因此，在马来西亚等地与真正的合资公司合作生产并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始终具有优势。

吉利和宝腾在合作生产汽车

观察者网：我们再来谈谈半导体。华盛顿刚刚将四家马来西亚芯片公司列入黑名单，原因是它们与中国公司的合作。我们的半导体行业是否在这场冷战中遭受了“附带损害”？您建议的生存指南是什么？

乔莫·孙达拉姆：我并未一直关注您所描述的这些具体细节，因此无法对此发表评论。但正如您所知，如今这场中美冲突不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展开，还牵扯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应该保持不结盟立场。

它们不应该直接卷入美国阵营，相反，它们应该保持不结盟立场，与所有国家都建立良好关系，并努力促进更多的国际合作，将其作为世界和平的基础，而不是助长此类竞争。现在中美之间不仅仅是竞争，更是经济战争。它不仅涉及关税，还涵盖技术等诸多领域。

如果有更多的合作与和平，而不是战争（包括经济战），世界将会美好得多，我们能够共同进步，让整个世界都受益。

观察者网：让我们转向东盟，我们知道东盟一体化是有益且成效显著的，但在推进方式上还有所不足。您写道，东盟一体化“在Excel上看起来不错，但在贫民窟里却并非如此”。马来西亚该如何推动更公平的区域价值链？

乔莫·孙达拉姆：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就自由贸易而言，其进展微乎其微。不幸的是，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认为自由贸易对所有人都有益。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自由贸易能使所有参与方受益。

当然，每种情况各不相同，不可能一概而论。因此，我们应始终对声称自由贸易“万无一失”的说法保持怀疑；更重要的是，自由贸易往往意味着许多经济体的生产能力被摧毁，由此丧失了发展中国家培育新生产能力并最终在国际竞争中立足的可能性。

我们应思考各种形式的合作，以促进东亚各国共同进步。经济合作极为重要，能够实现双赢，拥有各种可能性。而在贸易谈判中，双方往往是零和博弈，非输即赢。而更广泛的经济合作则力求实现共同繁荣，达成双赢局面。

我认为，这对马来西亚、中国等国尤为可取，也应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基础。为此，我一直强烈倡导加快推进RCEP（即包括东盟国家及中国、日本、韩国在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我们共同占据全球超过40%的经济体份额，并位于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这对未来至关重要。

对我而言，“东盟+3”或RCEP远比单纯的东盟更为重要。以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为例，各国在货币事务上有了更多的合作。2022年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在国际清算银行（BIS）举办的“东亚金融安全网圆桌会议”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增强东亚区域金融安全网》，其引用文献中就明确支持“向亚洲货币基金过渡”的构想。

我们必须在东亚范围内探索新的合作方式，以实现互惠互利，而不仅仅局限于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一把双刃剑，它虽能带来某些好处，却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观察者网：好的。我们或许可以谈谈您在联合国的经历。在马来西亚于1998年将吉令钉住美元后，您曾将资本管制称作“必要的异端”。凭借您在联合国的丰富工作经验，在当前这波去美元化浪潮中，您认为东盟今天应如何克服美元的主导地位？

乔莫·孙达拉姆：虽然美元的主导地位以及所谓“过度特权”不被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所喜欢，但在我看来，这并非首要问题。华盛顿领导层在过去几年的行为已经导致美元的衰落，因为当美国以自身理由和借口去没收其他国家的财产时，这会削弱世界对美元的信心。

特朗普总统对那些试图脱离美元的国家发出了威胁，主要是巴西和南非等国家。事实上，即使是“金砖国家”也未必赞同马上去美元化。

观察者网：作为前联合国官员，“全球南方”国家应该如何改革国际金融架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才能让代表权真的有用？或者，正如一些左翼学者所言，中国是否应该发挥领导作用，帮助建立一个全新的、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从而绕过西方的主导地位？

乔莫·孙达拉姆：我认为这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机。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总统在第二任期之初就改变了游戏规则，放弃了许多既有规则。世界其他国家对这种行为并不认同。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旧的规则也并非良策。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这一优势，趁此机会，尝试推动改革，以完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以在更大程度上确保金融稳定。

乔莫教授在GSN会议上 GSN

我想进一步说明的是，之所以布雷顿森林会议被称作联合国货币与金融会议，不光是其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是因为它设想了一个战后重建和后殖民发展世界的框架。

如今我们看到，这一体系已被滥用，且在许多情况下未能有效运作。现在正是我们携手努力、尝试改进这一体系的时候，不是为了让某个国家在开始时获益而损害其他国家，而是为了寻求一个对我们所有人都更有利的解决方案。

例如，目前的储备货币体系问题，本质上是因为货币支付结算问题未能得到解决。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前，凯恩斯和英国的其他一些人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以协调贸易顺差和逆差，但美国对自己将永远保持贸易顺差这一点深信不疑，因此对这些方案不感兴趣，坚持创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然而，不到二十年之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彻底失去了贸易顺差的优势。这也就是当前问题的根源：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向世界大量发行美元，而世界其他国家实际上一直在为美元的发行提供“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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