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湖州日报）

转自：湖州日报

　　1984年，那时我34岁，在湖州航运公司客运所从事宣传工作时，第一次接触到了湖州报，薄薄的几页纸，却承载着湖州人真实的生活与梦想，感觉很亲切。记得我最早投稿的是一首小诗《红领巾书摊》，1.5元稿费让我欣喜不已。

　　后来，我参与开辟“太湖夜游”航线，不仅在闹市区域贴手绘海报，还在湖州日报报道。报道一出，年轻人纷纷慕名而来，特别是湖州日报社的一批年轻人，在游船上办起诗歌朗诵会，热闹非凡。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报纸的力量——它不仅能传递信息，更能点燃一座城市的热情。

　　1991年，我调到建设银行，正值证券业务初兴，我写了一篇关于分行开办股票业务的报道，登上了头版，还引起不小的反响。尽管开业当天营业额只有9万元，在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在那个年代已是突破。

　　我算是湖州日报早期的一批通讯员之一。上世纪80年代末，我参加了报社组织的温州培训班，听老报人许学东、张世英讲课，实地感受改革开放的前沿气息。平日里，我每天关注社会热点和国家大事，看到值得讨论的话题，就立刻动笔写时评。那会，还没电脑，我就手写稿件，赶在下午3点前骑车送稿到报社。记得曾在头版发表《论百坦》的时评，剖析湖州人这句口头禅背后的文化心理，引发了读者共鸣。写时评虽辛苦，但看到自己的文章第2天就见报，那种成就感是无可替代的。

　　湖州日报于我，既是良师，也是益友。老报人的风骨深深影响了我。还有很多报道让我明白，新闻人既要传递正能量，也要敢于监督，包括那篇《为了太湖不再“倾斜”》，分析湖州与苏南的距离为何不仅仍然存在，并且还在拉大，推动了湖州的发展。

　　我也在副刊上记录生活点滴，比如幼年儿子生病时连喝7帖苦药，我写了一篇《孩子吃了七帖药》，长大后的儿子翻看，仍觉趣味盎然。今年4月，我在副刊发了篇《不识树》，在用湖州方言玩一把“文字梗”游戏的同时，也宣传了生态理念。

　　从铅字排版到数字出版，我见证了湖州日报的变迁，它也从工作伙伴成为了人生挚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仍期待它能坚守“铁肩担道义”的报人初心，既做时代的记录者，更做民生的守望者，愿它在媒体变革的大潮中坚守初心，与时俱进，继续记录湖州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记者  姚玲利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