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肖复兴

晚年孙犁的创作，《耕堂读书记》占有相当大比重。这类读书笔记，与《书衣文录》不同。

《书衣文录》很多和书本身内容关联不大，大多只是借水行船，借助于整理归还的旧书，为其包书皮，当时的感慨与感悟的滴水成冰；读史笔记则具体针对书本身内容而繁衍成文，具体而翔实，多有对历史和现实一针见血指涉的水滴石穿。所读的这些书，基本是古书，因为那时的孙犁先生不怎么看当代文学作品，而退身趋古，文风迥异，可谓保守式的衰年变法。这一现象，在孙犁先生生前最后一本书《曲终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研究孙犁先生晚年思想、心境与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可不察。

且以孙犁先生读苏轼为例。如今，苏轼大热，出版各种厚厚的《苏轼传》，以及各类想象虚拟铺排矫饰的言说、抖音与视频，乃至电视节目，多得让人眼花缭乱。苏轼，一下子变得花团锦簇，俨然古代网红一般。苏轼，简直成了一块五花肉，谁都可以拿来，或红烧，或清煮，或炭火烤肉。

对苏轼，孙犁有这样的一番评价，很有意思。他综述东坡政绩曰：“纵观东坡一生为官，实如旅行，很少安居一处。所止多为驿站、逆旅、僧舍，或暂住朋友处，亦可谓疲于奔命矣，其官运虽不佳，然居官兴趣未稍减。”“东坡历仁、英、神、哲、徽五朝，时国土日蹙，财政困难，朝政纷更多变，虽善为政者，亦多束手，况东坡本非公卿之材乎。既不能与人共事，且有恃才傲物，率意发言，自以为是；苏辙做墓志，极力罗列其兄政绩，然细思杭州之兴修水利，徐州之防护水灾，定州之整顿军纪，亦皆为守土者分内之事，平平而已，谈不上大节大能。此外，东坡两度在朝，处清要之地，亦未见其有重大建树。文章空言，不足据以评价政绩也。”

在这里，孙犁一说苏轼“官运虽不佳，然居官兴趣未稍减”；一说苏轼被如今称赞的种种政绩，“亦皆为守土者分内之事，平平而已，谈不上大节大能”。此两说都非常有意思，与如今对苏轼大唱赞歌者不同，多有象外之意。后者，指文章写得再好，诗词作得再漂亮，毕竟属于空言，与政绩无关，靠文章起家的文人，毕竟不是政治家或政客。前者，则明显剖析苏轼其实不过是个官迷。当然，在当时文人求仕，是向上的唯一途径，不必苛求。但是，孙犁说苏轼而言他，如今，文人乃至知识分子“官运虽不佳，然居官兴趣未稍减”，大有人在。官位与职称的级别，含金量自是大相径庭。

评价东坡文学成就，孙犁先生将东坡和柳宗元作对比。一宋代，一唐代，这样纵向的比较，最有意思，也最见孙犁先生的功力老到。

他说：“中国历史上，政治上失意而在文学上有成者：唐有柳宗元，宋有苏东坡。柳体弱多病，性情忧郁，一贬至永州，即绝意仕途，有所彻悟。故其文字，语义幽深，多隐讳。苏东坡性情开放，乐观，体质亦佳，能经波折，不忘转机，故其文字浅近通达，极明朗……读其文章，时有激越之词，旁敲之意，反复连贯，有贾谊之风，与柳文大异。”

在这里，无所谓褒贬，在相同的政治失意的背景之下，孙犁指出他们各自文学的长处，柳“文字语义幽深，多隐讳”，苏“文字浅近通达，极明朗”，并指出这样的文字风格，和他们各自的性格和体格相关，而不仅仅归咎于政治的浮沉和命运的颠簸。

对于东坡的生活与生存，孙犁先生说：“苏东坡生活能力很强，对政治沉浮看得开，善于应付突然事变，也能很快适应恶劣环境。在狱中，他吃得饱，睡得熟；在流放中，他能走路，能吃粗饭，能开荒种地，打井盖屋。他能广交朋友，所以也有人帮助他。”

然后，他再次将东坡与柳宗元作比较：“他不像屈原那种人，一旦失势，就只会行吟泽畔，也不像柳宗元，一遇逆境，便一筹莫展。他随时开导娱乐自己，可以作画，可以写字，可以为文作诗，访僧参禅，自得其乐。还到处培养青年作家，繁荣文艺。然其命运，终与柳宗元无大异，亦可悲夫！”

在前面所做的都是对苏轼的赞扬，最后转折的这一句，有些苍凉，说的是苏柳两人大致相同的命运，皆属于悲剧。由此，从为政为文到性格体格到生活生存，最后到命运结局，在苏轼和柳宗元的比较中，孙犁先生作了一个缩写版的东坡传，因有柳作对比，比单摆浮搁写苏轼，更为立体形象。

如果将孙犁先生对东坡这样言简意赅的评述，与如今大量对东坡过分的夸饰溢美以及铺排演绎，也作个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出彼此的不尽相同。尽管这是几十年前的旧作，对于今天我们认识苏轼，辨析如今厚厚的苏轼传以及众多的言说，依然是一个明朗的参照物，一剂清凉的pH试剂。

读史，读诗，读人，学识重要，见解更重要。

苏轼是一面镜子。孙犁也是一面镜子。

以此小文纪念孙犁先生逝世二十三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