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云儿

　　“我的电影比较悲观，但我个人比较乐观。”在位于北京大望路的工作室里，贾樟柯聊起自己入选《纽约时报》2025上半年十佳影片的作品《风流一代》，还有电影行业的当下与未来时，言语间不乏信心与期待。

　　诚如凝结22年时光的影片《风流一代》，复活了消逝的岁月。银幕里，贾樟柯的作品始终与时代共振，执着追问“时间如何雕刻中国人”；银幕外，他通过搭建平台，以多重身份为行进中的中国电影出一分力，担一分责。

　　1.《风流一代》：22年素材打底

　　刚开始剪辑《风流一代》时，贾樟柯常常被他二十多年前拍摄的素材冲击得浑身颤抖。那些用五花八门器材拍摄的视频记录了过去的街道、人群、声音，让他已经消失的记忆再度复活。

　　影片告别放映的最后一场在山西大同举行，这也是电影的主要取景地之一。片头在大同公园门房唱歌的几位大姐来到放映现场，唱起了二十多年前她们唱过的《别问我是谁》。歌声依旧婉转，只是她们当中最年轻的，如今也已47岁。时光的回旋镖就这样扎到跟着打拍子的全场观众身上，也包括贾樟柯本人。再次看到自己摄影机里的拍摄对象，他百感交集。

　　《风流一代》中，时间成为最核心的拍摄对象。横跨22年拍摄的1000小时素材被浓缩在111分钟的电影里。环境场景的改天换地、演员脸上的风刀霜剑，都在用一种无法反抗、不容辩驳的无声语言宣示着时间的力量。

　　1000小时的素材，光是统一制式便于剪辑，就花了好长时间。“比如2001年是用DV拍的，素材存储在磁带上，要转制时已经打不开了，连对应的播放器都没有了。”在剪辑台上重看这些素材，除了感慨时过境迁，贾樟柯更真切地体会到当年上学时老师说过的“电影是复活的艺术”。“我们的记忆是碎片化的，跟电影一样。电影媒介的特点就是碎片化，利用剪辑把碎片化的影像缝合成一个整体。一部电影看着感觉很流畅，实际上都是碎片组成的。那段死去的时间已经消失在长河里，再也回不来了，但当你去把它剪辑成电影中的一部分时，时间又复活了，里面的人也复活了，而且就停留在当时的年龄。这在情感上的冲击力太大了。”

　　片中不光有过去，也有当下。夜跑、智能机器人、网红经济等当下热门事物也被贾樟柯捕捉到作品中。其中，网红“下六兴哥”本色出演一位在短视频中唱跳怀旧粤语歌曲的主播。贾樟柯透露，他关注“下六兴哥”已久，有时候每晚睡觉前都去看看他在唱什么歌、跳什么舞，因为他的音乐世界留在了过去，让贾樟柯想起《站台》里的那群主角。那群县城文工团演员老了以后的境遇如何？生活是否辛劳？是否还在唱歌跳舞？贾樟柯牵挂着他们，于是把“下六兴哥”放到了电影里。

　　有次晚上去勘景，突然听见后面一阵“哗哗哗”的声音，贾樟柯回头一看，黑压压一片人跑过来，然后他才知道还有一群人专门夜跑。他觉得很震撼，于是将这一场景作为《风流一代》的结尾。片中，赵涛饰演的巧巧穿着反光的运动装备，汇入夜跑的人流，发出一声呐喊，这也是全片唯一一句对白。这段表演来自赵涛的即兴发挥，她希望所有女性都能感受到这声呐喊。

　　《风流一代》上映后，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有人质疑贾樟柯用旧素材“炒冷饭”。贾樟柯有自己的理解：“为什么今天博物馆还会展示青铜器？你能说因为青铜器是战国的，就没有价值吗？影像的价值跟文物类似，哪怕是22年前拍的影像，没有公开过，没有形成一个新的整体，它就是崭新的影像。”

　　2.创作：不再拍长时间跨度电影

　　《小武》《三峡好人》等贾樟柯早期作品，聚焦的都是一时一地人物的某种处境，比如《小武》故事发生在春天中的几天，《三峡好人》是夏天中的几天。2014年，44岁的贾樟柯产生了用电影展现一段较长时间的兴趣，“在很长的时间里，人究竟会面临哪些生命中必然出现的问题，比如生老病死，人会怎么样改变。”《山河故人》从此开启了贾樟柯对大时间跨度的探索，与后来的《江湖儿女》《风流一代》共同构成了他的三部曲。

　　贾樟柯坦言，人到中年以后，他在创作上更倾向于通过大跨度时间来观察人与社会，获得一种整体性的感知。写完《江湖儿女》剧本后，同事一开始并不同意，认为刚拍了一个时间跨度十几年的电影，紧接着再来一个，会让人觉得重复。贾樟柯也犹豫过，但后来他意识到，某个阶段导演自身是什么样子，就会拍什么样的电影。“也许过了某个年龄，对某种电影不再感兴趣，也就拍不出来了。所以我后来想，不要为外部声音所左右，就拍自己想拍的。”

　　如果说《山河故人》是贾樟柯近年创作中最关键的转变节点，那么在接连完成三部长时间跨度的电影后，他对这类创作已不再着迷，“未来四五部电影都不会采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

　　至于生活上的变化，贾樟柯笑言，自己可能没以前那么容易“激动”了，能够包容很多东西。2017年接受采访时，他就说，自己对达成共识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们过去在争论上消耗太多了，特别是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吵来吵去，精力都花在了这上面。在生活态度上我的改变就是，现在不苛求自己做的事情被所有人认同，我自己认同就行。反过来说，我还在提出我的观点，但是我不捍卫它。你有误解或者有反对意见，你可以说，我也可以不作回应。”

　　就像贾樟柯这几年因为眼睛怕强光，开始常年戴墨镜，结果招来不少误解和麻烦。一开始他还不厌其烦地解释，可后来有时候忘了说，难免被有的人认为他太装或者耍大牌。“总不能到每个地方都解释一遍，无形之中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后来也就无所谓了。”

　　贾樟柯深感生命的短暂，作为一位以影像为媒介的创作者，他觉得最终所有的思考要形成作品，作品才是导演的载体。“我过去有很多公共发言，会跟人争论，现在不会了。大家保留彼此的意见，让时间给出答案。”

　　对于时代的变化，贾樟柯认为首先要去感受和理解，“整个社会的改变，是大家共同参与、共同推动的。日常生活中，你支持什么、愿不愿意发声，都非常重要。如果你心中有一种理想的生活，就要表达出来，去支持那些与你价值观一样的事情和声音。”

　　贾樟柯的作品被认为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迁，在二十多年不间断的表达中持续记录时代。对此，他认为这是他选择的创作方法。“每个导演对电影的理解差异性很大，比如卢米埃尔兄弟认为电影就是纪实，梅里爱认为电影是戏剧，是科幻片。当你觉得电影最有魅力的部分就是对真实世界的复原时，你就很容易捕捉到这些东西，因为你面对的是真实世界，真实世界包含非常多的时代元素。”

　　《风流一代》上映后，很多人惊叹于片中那些“时代的眼泪”，但当时贾樟柯拍摄时，根本没意识到二十多年后大家会带着如此汹涌的回忆与情感去看。“我们不是绿幕摄影棚，也不是搭景拍出来的，我们是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拿着摄影机直接进入生活的现场。过了一两年或者若干年后，这些影像自动具有了非常多的时代信息。很多人说我‘好会捕捉时代’，其实这是由最初你对待电影的态度和拍电影的方法决定的。”不少艺术家面临才思枯竭、创造力下降的压力，贾樟柯笑言自己的问题是灵感太多，但是时间有限。

　　3.技术：特效藏进写实里

　　“不要认为电影完蛋了。”近几年电影市场遇冷，贾樟柯坦言自己一点也不恐慌。在他拍电影的二十多年里，这样的“唱衰论”每隔几年就会来一遭。

　　1997年他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时，中国电影一年票房才10亿元，同学们都不知道毕业了要干嘛。他老家的三个电影院，一个改成了家具店，一个变成超市，还有一个索性关了门，但这样的低谷很快就过去了。《风流一代》公映前夕，盗版资源已满天飞，没想到最终的票房成绩让整个团队喜出望外。这让他更加意识到影院的独特优势。

　　贾樟柯有自己的放映室，平时在这里“业务学习”，但如果有朋友来访，他会立刻放下手头的事，出去喝茶聊天。相比之下，影院里花一两个小时集中注意力看电影，是一个极富仪式感的集体观影行为。“大家在黑暗中聚集，一起笑、一起叹息，情绪会传染，那种交流的氛围让人难忘。我们电影工作者应该思考怎么让观众重新聚集起来。”回望电影史，每个阶段都曾出现“电影将死”的论调，但电影人总能在新媒介、新娱乐方式诞生时，重新发掘电影的独特性，创造出无可替代的体验，让观众重回影院。

　　在贾樟柯看来，电影有一个显著优势：善于通过学习新媒介拓展自己的表达手法和空间。“电影的基因是科技，只要科技不停步，助推电影改变的力量就不会消失。”

　　许是过于沉陷在影片的历史感里，不少观众认为贾樟柯的影片不关心技术。其实早在2006年的《三峡好人》中，就有四十多个特效镜头；后来手机摄影流行起来，他尝试只用手机拍摄短片；这两年AI技术大火，他又用AI拍摄了短片《麦收》。

　　“有时候观众看艺术电影，会觉得似乎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说实话，那些所谓充满技术含量的电影，我觉得那是‘低’科技电影，因为很多都是一些显而易见的简单技术。”贾樟柯直言，在行业内，大多数艺术电影导演往往对技术最敏感，只不过他们遵循“藏技术”的原则——用技术实现写实，服务于整体的电影美学。“《三峡好人》里的特效非常多，只不过不是外在的，不是那种让人生理兴奋的声光电效果。”

　　另一方面，贾樟柯认为，对电影艺术发展有思考的导演也都会关注技术，因为电影本身就是技术的产物，许多电影美学潮流都是随着技术的演变而产生的。“只要是比较关注电影本体、电影媒介特征的导演，自然都会关注科技。”

　　去年，贾樟柯迫不及待试水用AI拍电影。他的短片《麦收》虽然是与AI共创，但故事和内核依然充满“贾科长”的范儿：老家的父母着急收麦子，远在大城市的儿子派出机器人回家帮忙抢收。当机器人见到村里的父母，一秒切换汾阳方言时，银幕前的观众都忍不住笑了。

　　贾樟柯直言，他也会担心有一天AI取代真人创作者，但这种担心没用，因为科技的发展不会以人的喜恶而停滞。“以前新科技只是给电影增加一些表现手法，比如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但AI不一样，它可以自身生成影像，这给电影创作带来非常大的挑战。”他认为，导演需要拥抱AI。“科学会往不同的方向走，你不应用它，最终你可能无法控制它，或者它朝你不喜欢的方向走了。我希望AI最终能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而不只是工具，因为它的知识量远超人类。以后我们的摄制组或创意团队，可能有一个同事是机器人，你要跟它一起工作。”贾樟柯甚至预测，AI可以很好地担任监制这一角色，在剧本、影像风格方面为导演提供参考意见。

　　闲暇时候，贾樟柯还会在手机上看短剧，甚至研究短剧的叙事模式，在微博上调侃短剧里最常见的“林叶楚江”四大家族。他承认自己看得挺开心，“看完短剧，我觉得更应该拍电影了。”

　　4.老家：与乡愁近距离

　　迪厅里舞动的身影，充满年代气息的流行歌曲，小县城里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有雷打不动的主演赵涛……有人说这些正是贾樟柯电影里最迷人的元素，也有人质疑这些千年不变的标记，但贾樟柯却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标记，这是生活的标记。”

　　“我们就这么生活着，流行音乐大家不还是在听吗？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难道不是有数以亿计的人在县城里生活着？对我来说，它们不是贾樟柯个人的电影标签，而是一种核心现实。”是生活现实塑造了贾樟柯的作品，而不是他刻意选择了这些符号。

　　至于总拍故乡山西，贾樟柯反问：“山河四省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我把电影中的地名改成河南，大家可能会说，贾樟柯终于不拍山西了，但生活内容一样，故事一样，人也一样。”

　　从《山河故人》到新作《风流一代》，很多影迷从贾樟柯作品里读到了越来越浓的乡愁。贾樟柯说，所谓乡愁其实并非简单的一山一水、一景一物，而是一种让人习惯或沉浸其中的生活方式与情感关系。“之所以有乡愁，不是离家远，或者不回家了，而是因为新的情感已经基本取代了旧的情感，面对这种消逝，人难免觉得留恋和惆怅。”《风流一代》开场有一个场景：单位的同事们相聚，有很多身体上的触摸。这样亲密的关系，如今衰减得厉害。

　　几年前，贾樟柯搬回山西，开始了半年老家、半年外出工作的生活。不是因为想家——“现在想家，三个小时高铁就到家了”，而是因为那里还保留着他喜欢的生活方式。“比如在城市生活，一年参加几次朋友、同学的聚会；在老家，天天有婚丧嫁娶，天天有人的聚集，大家坐在一起抽烟，一起面对红白喜事。”他喜欢这种家族、朋友、同学、街坊之间的频繁接触。但即使在老家，现在它们也在慢慢消退。“好在它比在城市消失得慢，还能赶上个尾巴。”

　　当被问及这些生活体验是否为创作提供素材时，贾樟柯轻轻摇头：“导演没那么功利。和朋友聚会不是为了收集素材，生活就是生活。”他强调，创作的核心是想象力。“特别是对于日常生活来说，它更需要想象力，不是你拎个本儿到处记录，就能创作出来。我们要用情感去想象、推理，去靠近别人的内心世界。”

　　这几年，贾樟柯养成了晨跑的习惯。只要有时间，他起床后都会在户外跑50分钟，冲澡后开始工作，精力充沛。上午的工作以写作为主，剧本或文章，午饭后处理一些洽谈、会面等业务，晚上跟同事聚会后回家。他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各种书籍和电影碟片，记录着一个创作者对这个世界持续而深情的凝视。正如他所说：“所有都是素材，也可以说所有都不是素材。”真正重要的是，用心灵去感受这个时代的脉搏。

　　5.会长：导演之外还有新身份

　　去年的大银幕上，身为导演的贾樟柯以演员身份多次亮相，带给观众不少惊喜：管虎的艺术电影《狗阵》中，他饰演一位受人景仰、深谙江湖规矩的“大哥”；喜剧片《窗前明月，咣！》里，他饰演一位西装革履、操着山西方言的神秘访客；而在年度黑马佳作《好东西》中，贾樟柯以照片形式出镜，还被主角调侃。谈及此事，贾樟柯透露，《好东西》导演邵艺辉为此特意来办公室沟通，他说“没问题，你随便创作”，“我是喜欢开玩笑的人，别人开我玩笑我也不介意。”

　　不知不觉中，贾樟柯的身份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电影导演。2024年3月，他与资深电影发行人田祺联合创办了“浪漫电影发行科”，专注于国际影片的采买和推广工作。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浪漫电影发行科”的首秀——意大利女性题材电影《还有明天》在国内公映，凭借高口碑斩获4493万元票房，成为该片除本土市场外最大的海外票仓。

　　这并非他首次拓展电影事业的边界。贾樟柯于2017年发起创办的平遥国际电影展，已经成长为国内水准最高、国际影响力最大的民间影展之一，为华语影坛输送出魏书钧、孔大山、鹏飞、白雪、霍猛、梁鸣等新生代优秀导演。

　　谈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成功，贾樟柯展现出他对电影产业的深刻见解。他认为短短八年内，平遥影展进步神速，关键在于策展：“中国电影节（展）缺乏历史经验，不像戛纳、威尼斯等顶级电影节拥有悠久的历史，所以必须边做边学。策展不是拎来一些电影放就行，它要求对电影发展脉络有深刻理解，要组建专业的选片团队，还要对当下电影发展变化有敏锐探察。”

　　尽管县城平遥存在诸多硬件限制——仅有60万人口，没有大学，航班不能直达，缺乏大型酒店——但贾樟柯看到了其独特的优势：“我们有一个电影宫，2200个座位、6块银幕，还有自己的新闻中心、办公空间、书店、礼品店、咖啡厅……不出园区，整个影展就办成了。”

　　因为集中，平遥影展独具一份电影人与影迷共享的嘉年华气质：许多平时只能在大银幕上看到的演员变身影迷，奔走于各个影厅；看片时，大导演们就坐在观众中；贾樟柯带着某部影片的导演站在厅外等候见面会，一大群观众围上来，提问交流……每当看到这些其乐融融的场景，贾樟柯都会很感动。戛纳等知名电影节都有严格的等级体系，就连前来采访的媒体也有区分，但贾樟柯坚持平遥影展不设等级、人人平等，这种理念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参与。

　　“办展可比拍电影难多了！”贾樟柯感慨，办展是个综合管理，他也是从头学起，“涉及财务、法务、国际版权、放映技术……小到字幕制作、网络信号增强，大到医疗保险、消防安全，比拍电影繁琐得多。光是给小语种国家导演配翻译，把他们请到平遥来，就费了老大劲。”

　　2024年7月，贾樟柯又添新身份——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他认为，导协的定位应该是“扶老携幼”，不仅要支持青年导演，也要关注为中国电影作出贡献的老导演，比如举办回顾展、梳理艺术成果、帮助解决个人生活问题。

　　在帮助青年导演上，贾樟柯也经历了理念的转变。“我也是从年轻导演过来的，曾觉得有能力就要帮帮他们，但这种帮助不成体系，只是刚好认识一位年轻导演，人家拍部电影，给出出点子或找点钱。后来觉得应该弄个平台，这也是创办平遥影展的契机。这样是一个平台在发挥作用，能帮到的人就不止一个两个了。”

　　导协举办的“2025中国电影导演之夜”今天将在山东烟台举行，表彰年度优秀华语电影及电影人，这是贾樟柯作为新会长的正式“首秀”。他将这次活动的主题最终确定为“中国电影，我心火热”——这是他，也是中国电影人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