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开除风波已远超单一学生违纪事件的边界。

文 | 王仁琳

7月8日，大连工业大学学生工作部发布公告，因在2024年12月16日的不正当行为，拟给予李某某同学开除学籍处分。

​

此处的“不正当”，系指2024年12月于上海举办的一场电玩赛事期间，李某某与乌克兰著名电竞选手Zeus发生了一些超出粉丝与偶像关系的“不正当行为”。事后，Zeus在个人粉丝群中贴出了与李某某的一些亲密照。随后，此事持续在网络舆论场发酵。

​

半年之后，校方给出了对李某某的处分。其依据援引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和《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开除学籍，被包含在校规的“以上”之中。这是学校对学生能给予的顶格处分。

​

一场网络审判随之喧嚣而至，其中不乏针尖对麦芒的正反之辩。支持“开除”处分、为学校决定叫好的一方认为，校规白纸黑字列明禁止“有损国格校誉”之举，李某某与外国选手逾越正常交往边界的行为已触发处分红线，校方依章办事无可指摘。更有尖锐声音指责李某某行为“败坏社会风气”“丢尽国人颜面”，严惩方能“以儆效尤”。

​

反方阵营则聚焦程序正义与校规合理性：所谓“不正当交往”边界何在？亲密交往的私密性遭遇对方曝光后，隐私权益侵害是否更应被优先关切？大学作为教育主体，面对深陷舆论旋涡的学生，惩戒之外是否尽到了应有的保护与引导之责？更有法学界声音指出，将私德范畴的行为无限拔高至“国格”层面进行评判，实属学校违纪处分适用层面的越位与泛化。

​

撕裂的网络声浪背后，折射着多重身份认知的错位与矛盾：当私密照片被一方当事人单方面公开时，李某某首先是隐私权被粗暴践踏的受害者。在此维度上，校方的第一反应本应是协助维权、疏导心理创伤，而非高擎处罚权杖。

​

网络围观者作为虚拟空间的“同胞”，本应对受侵害者保有同理之盾，而非急着掷出道德之矛。但当“同胞”身份被“国格校誉”叙事覆盖时，个体尊严便极易在宏大意象下渺若尘埃——这正是许多反对声浪中反复强调的吊诡现实：校方与部分公众在维护“校誉”与“国格”的狂热中，偏偏遗忘了最该守护的最基础的个体尊严。

​

身份错位的灾难性后果，是让大学本应温暖的育人底色，沦为急于与当事人切割的一个极其冰冷的执罚符号。

​

校方在开除处分上也存在着严重的、最不应该的法律依据错位。其公告中援引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实为“退学”条款，根本不属于处分。开除学籍应适用《规定》的第五十二条，但该条详细列出的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的八种情形中，并无“有损国格、校誉”的表述，连意思相近的表述也没有。

​

将“有损国格、校誉”泛化为可适用开除处分的情形之一，是该校校规超越上位法的“自我造法”。

在网络评论区，当事双方性别身份的对调也被反复用来论证：若国内一位男学生与国外一位女选手之间的亲密互动，网络语境是否会由“耻辱”戏剧性地转向“为国争光”？

​

这种基于性别的双重标尺，无情地将女性身体异化为“国格校誉”的计量单位——当女性与异国男性的亲密被视作“有损国格校誉”，而男性类似行为却被幻想为“国格校誉的胜利”，其思维底层涌动的，正是赤裸裸的将女性降格为性资源的物化逻辑。

​

可悲的是，此类认知并未远离当下现实，它犹如盘旋在网络舆论场上空的魅影，不断在类似事件的舆论对抗中寻找可以附身的宿主。那些在屏幕上敲击“丢脸”的网民，鲜少意识到自身话语正在成为传统性别歧视的网络推手。

​

毫无疑问，这起开除风波已远超单一学生违纪事件的边界。它正在演变为一个涉及隐私保护、性别平等、制度理性与社会心理的文化样本和鲜活案例。

​

真正的尊严，始于对每一个个体生存空间的尊重与保护。只有将每个名字视为尊严主体而非集体符号，让制度保持对生命复杂性和情感私密性的敬畏，教育的灯塔才能在舆论喧嚣中恒定守望人性与保护本位。

​

毕竟，“国格校誉”之巍峨，恰建立在无数个体尊严坚实聚合的基座上，而非碾碎于足以淹没个体命运的舆论车轮之下。

​

撰稿 / 王仁琳（专栏作家）

编辑 / 柯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