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赵卫华】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以及越南国内政局跌宕起伏巨大变动，中越关系与越南的内政外交日益成为国内外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但是，在审视和分析与越南有关的各种问题时，国内习惯于用北方派和南方派来解释越南国内的各种问题，把诸多问题都归结为与南北地域有关的问题，简单地认为北方派亲华或友华，重视意识形态，是越南国内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的政治力量；而南方派亲美反华，主张与西方世界保持友好关系，注重发展经济，希望逐步疏离中国。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南方派企图联美制华，倾向于改旗易帜，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是配合美国和西方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主要内部诱因等观点。试图将北方派/南方派这两个二元对立概念打造成一个观察审视越南的分析框架，将任何有关越南内政外交的问题都套用该框架来解释。

“北方派”“南方派”的观点不仅在各种网络媒体和自媒体上广泛流行，甚至不少官方媒体和长期关注越南问题的专家学者也深受其影响。例如，部分专家也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南北党”的划分，认为“北方派”更强调意识形态，更认同社会主义；“南方派”则更崇尚自由市场经济，更容易受西方价值观影响。

而这些观点反过来又被其他不了解越南的学者视为确凿的事实加以引用，从而对国内正确认知越南党内情况产生了严重干扰。例如，有学者就将“南方派”与“北方派”的叙事作为确凿无误的事实拿来使用，认为“‘南方派’与‘北方派’权力的更替可能会导致中越关系的阶段性波动。”

无论是对越南国内政局走向，还是涉及越南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和应对，上述强调南北地域因素的二元对立框架俨然已成为国内分析和认识与越南有关问题的主流分析框架。

然而，南方派和北方派实际上只是在特定时期存在的历史现象，将地域因素简单机械地照搬到当前的政治环境下，不仅有违基本的政治学常识，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以此为指导来分析、解释和认知越南局势、中越美关系及越南的对外战略，不啻为刻舟求剑，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实际，不仅难以了解和认识事实真相，还将带来诸多误导，对国家利益造成严重的危害。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历史文化同源、社会制度相同，无论从历史角度考虑，还是从现实层面衡量，越南都当属与中国关系最密切且国情最为相似的国家。在大力推动国别区域研究的当下，倘若我们对越南都难以做到全面深入地了解和掌握，那我们对其他国家和区域的了解和认知就更加不可能准确和全面。

本文在此力图通过对越南共产党（以下简称越共）内部不同力量的源起、发展演变和未来走势的考察、梳理和分析，一方面使国内深入了解“北方派”和“南方派”历史源起和具体内涵，另一方面也试图使国内对当前越共高层的政治生态、越南政局动态、中美越关系及越南对外战略的现状和未来走势有一个更加全面、客观和准确地认识，从而使对越决策交流建立在更为符合实际的基础上，推动中越关系健康良性发展，促进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一、越南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与早期“北方派”和“南方派”的形成

（一）胡志明共产主义思想的确立与特点

共产主义思想在越南的传播主要有三个源头：

首先，经胡志明阐释的共产主义思想。该思想由法国、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经由胡志明传播至越南，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优先为其主要特征，它是越南共产主义思想的主要源头，也是在越南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思想。

其次，由共产国际输入的正统共产主义思想。它以国际主义优先为主要特征，早期曾一度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包含在越共思想之中。

第三，经留法知识分子和旅法革命者直接传入越南的共产主义思想，该思想深受法国和西方民主传统的影响，其与越南政治文化传统结合后至今依然对越共的思想形态和行为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胡志明早年到法国寻求救国之路，主要目标是实现越南的独立和自由。在法国期间，胡志明先后加入法国社会党和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1920年12月，在法国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分裂的图尔大会上，尽管胡志明对共产主义思想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但因为法国共产党相比社会党更愿意平等地对待越南和各殖民地国家，胡志明坚定地同多数派站在一起参与创建了法国共产党（以下简称法共）。

1923年6月，胡志明作为法共代表团成员来到莫斯科，在读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提纲初稿》后，深深地被列宁支持被压迫民族追求解放的理论所折服，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获得独立，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

胡志明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其在追求越南民族独立和灵活运用发展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是越南民族需求与列宁上述理论有机结合的产物，它强调服务和指导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爱国主义或曰民族主义成为其最突出的特征。胡志明曾表示，他之所以信仰共产主义是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越南民族获得解放。

从最终目标而言，共产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胡志明达成越南民族解放的一种工具。这也决定了胡志明的共产主义思想与列宁的共产主义思想以及此后由共产国际传播至越南的共产主义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二）越南早期共产主义组织青年的起源和建立

1924年，胡志明在广州会见了越南独立运动领袖潘佩珠。当时，胡志明的公开身份是共产国际驻中国广州革命政府顾问鲍罗廷的秘书，实则担负着在东南亚发展革命组织的任务。潘佩珠则萌发了社会主义思想和联俄抗法的想法，企图借助苏联的援助实现越南独立。

两人商讨了越南国民党改组的问题，并就党的纲领深入交换了意见。潘佩珠对胡志明就改组越南国民党和纲领修改提出的建议非常感兴趣，并与胡志明约定了再次见面的时间，同时将在其掌握中的越南国民党（光复会）在中国、越南国内和暹罗（今泰国）的各组织和骨干人员名单悉数交给了胡志明。此次会谈实际上为越共的诞生奠定了组织基础。

潘佩珠返回杭州后不久即遭到法国诱捕，被从杭州押回越南监禁直至病逝，从此再也没有参与越南的革命进程。胡志明则根据潘佩珠交给他的组织网络和人员名单与越南国民党的少壮派组织心心社（即新越青年团）取得了联系，并于1925年在心心社的基础上在广州建立了越南第一个共产主义革命组织越南青年共产团，对外公布的名称为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以下简称青年）。

青年创始成员有9人，分别是李瑞（即胡志明）、黎鸿山、胡松茂、黎鸿丰、王实莺、黎光达、张云领、刘国龙、林德树。胡志明任书记，除了胡志明其他8个人全部是心心社原成员。而除了林德树来自太平省，其余8人全部来自乂安省。

青年成立后，依据潘佩珠的名单从越南本土招募了大量原越南国民党的青年成员和青年支持者到广州受训。培训班以胡志明为主讲，胡松茂和黎鸿丰为助教，间或邀请周恩来、陈延年、恽代英、萧楚女、彭拜、李富春、刘少奇和鲍罗廷等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顾问专题讲座，培训班的后勤保障主要由中共方面负责。

从1925年到1927年，包括范文同、阮良朋、陈富、冯志坚、武元博（即洪水）、阮氏明开、黄文欢、李班等在内的数百名越南革命青年在此接受了胡志明共产主义思想的初步培训。越南共产党最初十年中的历任总书记几乎悉数由这批人中产生，除去此后的牺牲者和变节者，这些人日后大多成为越南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如范文同后来先后担任越南外交部部长和政府总理，武元甲长期担任越南国防部部长，黄文欢则先后担任越南首任驻华大使和越南国会副主席，黎鸿丰、张云岭和洪水等人又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其中，洪水先后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抗法战争，成为著名的两国将军。

对参加政治培训班的人员，胡志明大致做了三种安排：第一，选择部分骨干或优秀者到苏联继续深造，如黎鸿丰、黎鸿山、陈富等人，这些人基本上均系乂安籍。第二，大部分人作为革命种子返回越南从事反法斗争，如范文同和黄文欢。第三，少数人留在中国继续学习，例如洪水、李班和冯志坚等人。

胡志明在对越南革命青年进行政治培训时，并没有简单地照搬苏联和列宁共产主义思想的条条框框，而是遵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基调，将列宁共产主义思想与越南实际需求相结合讲授革命理论和斗争方法，最终目的是将这些青年培训成争取越南民族独立的先锋，以服务于推翻法国殖民统治和实现越南独立目标。

（三）青年的分裂与早期“北方派”和“南方派”的分野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胡志明与越南本土的青年组织逐渐失去了联系。当时，青年主流派虽依旧是胡志明的坚定支持者，但在接近中国的北圻地区已经有大批青年精英开始接受由中国传入的更接近共产国际原版的共产主义思想，在南圻等地还有法式共产主义思想。

在这种背景下，群龙无首的青年各派系就组织的未来发展方向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北圻支部领导人阮德景、郑廷玖、吴嘉嗣等人坚持国际主义，主张关注社会问题，强调阶级斗争，主张将青年改组为共产党。而青年中央、南圻支部和暹罗海外支部则坚决反对，他们主张坚持胡志明的方向，依旧维持青年现有的组织形态，将其作为反帝和争取民族独立的组织。

1929年，青年在香港开会解决内部分歧。北圻代表阮德景和吴嘉嗣主张将青年改组成共产党，被大会拒绝后宣布退出大会，青年正式分裂。在此次斗争中，青年中央、南圻支部和暹罗海外支部坚持胡志明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原则，而北圻支部则支持共产国际倡导的国际主义，形成了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逐渐演化成了越共党内早期的“北方派”和“南方派”。

强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原则，主张民族解放优先，是当时位于南方的青年主流派与强调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主张发动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早期“北方派”的主要区别。作为越南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最高领袖，胡志明在政策主张上实际上与青年主流派是一致的。

北圻支部退出香港会议后，阮德景和郑廷玖等人在河内宣布青年中央和南圻支部是革命的叛徒，是虚假的革命者，并宣布本着国际主义原则建立印度支那共产党（以下简称印支共），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重点解决社会问题。

印支共成立后，影响急速扩大，不仅迅速接收了青年中圻支部的大部分基层组织和党员，而且影响力迅速进入青年中央所在的南圻地区。在此背景下，青年中央为了挽回颓势，遂以青年中央主导的南圻支部为核心，成立了安南共产党。安南共产党依然坚持了胡志明所倡导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原则，致力于追求越南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此后，越南国内的两个共产党组织相互攻击，都将对方称为叛徒和虚假的革命者，但在影响力上，被动成立的安南共产党则明显地居于劣势。据统计，在当时的301名党员中，北圻204名，南圻51名，暹罗海外支部40名，中国与其他地方支部15名。就人数而言，南圻、暹罗、中国等地党员人数总和都比不上北圻的人数。

就在同根生的两个共产党组织在越南相互对决之时，另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异军突起。

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前身系1926年由陈梦白成立的新越革命党（以下简称新越党），是越南本土产生的共产主义组织。早在青年成立之初，新越党就不断建议与青年合并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但被胡志明和青年中央所拒绝。

青年中央坚持，如果新越党解散，欢迎其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青年，而不是两个组织合并。因为青年认为新越党内部分化成了坚持民族资产阶级立场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两个集团。大部分普通党员向往社会主义，而领导层却坚持民族资产阶级立场，因而青年拒绝与新越党合并，但欢迎其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

1929年6月印支共成立后，新越党再次向印支共提议两党合并。但后者的立场是以强调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著称的，其在阶级问题上的立场远比强调民族解放任务优先的胡志明和青年总部强硬。因此，印支共与青年的立场如出一辙，要求新越党解散，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印支共。

从胡志明在广州创建政治培训班起，新越党就不断派代表前去广州与胡志明谈判合并事宜，但派去的代表要么一去不归留在了青年组织当中，要么归来后完全站在了青年的立场上。在多方努力无果的情况下，1930年1月，新越党正式改组为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者联盟。这样在越南境内就出现了3个共产党组织鼎足而立的局面。

1929年10月27日，共产国际发出了“有关印度支那成立共产党问题”的指示，要求在印度支那地区（即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建立统一和唯一的共产党组织。1929年底，青年的另一位创建者胡松茂，试图调解印支共和安南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使这两个对立组织重归于好。他将两个组织的领导人招至香港，但调解以失败告终。

1930年2月初，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将印支共和安南共产党的领导人召到香港，召开了统一大会。这次大会除胡志明外还有另外三方参加，分别是代表青年海外支部的胡松茂和黎鸿山，代表印支共的阮德景和郑廷玖，代表安南共产党的周范林和阮绍，在胡志明的调解下，两派最终决定解散各自派别，建立统一的越南共产党，由郑挺玖担任越南共产党中央临时负责人。

这次通过重组而来的越南共产党，基本延续了胡志明以争取越南民族独立为主要任务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理念。统一后的新党纲规定党现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越南的民族解放。规定党必须尽最大努力保持与新越党和阮安宁组织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农的联系，鼓励他们追随无产阶级。对没有表现出明显反革命倾向的富农、中小地主阶级以及所有越南资本家，必须加以利用，至少防止他们倒向对立阵营。同时也规定，所有表现出反革命特点的组织（如越南立宪党等），都必须被推翻。新纲领是务实的，也是反映越南实际的。

此次两个组织合并，虽然安南共产党在越南本土的影响力远比不上印支共，但由于安南共产党系由青年中央发展而来，深得胡志明和胡松茂等人的支持，故通过的纲领更多地采用了安南共产党的主张，而不是印支共的国际主义和社会革命主张。

但鉴于两个组织悬殊的力量对比和印支共在越南国内的影响，最后由来自印支共的郑廷玖出任越南共产党中央临时负责人，这种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系胡志明对越共党内原印支共成员的安抚措施和团结手段，既照顾到了越共党内各派的平衡，同时也维持了党的团结。

虽然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将印支共和安南共产党整合成了统一的越南共产党，但越共党内在青年末期既已存在的路线矛盾并没得到根本上的解决。两个组织合并后，坚持国际主义优先路线的人员主要来自原印度支那共产党方面，这部分的核心人员主要来自原青年北圻支部，成为党内早期的北方派。坚持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优先的人员主要系原安南共产党成员，他们主要来自位于南方的原青年中央和南圻支部，这部分人就成为越共党内早期的“南方派”。

在越共党内最早的南北之争中，早期“南方派”实际上系胡志明爱国主义路线的忠实支持者。虽然党整合之后的纲领基本上都是反映了胡志明和早期“南方派”的理念，但该情势随着共产国际介入和留苏人员的回国很快逆转，甚至胡志明本人的命运也陡然直下。

在越南共产党成立不久，共产国际便获知了其纲领。它对越共强调民族解放，强调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不反对革命的地主阶层，而不是强调进行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策极为不满。

1930年10月，陈富等部分在苏联培训的原青年成员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来到香港，在香港召开了越共一届一中全会。在陈富主持下，大会批判了胡志明2月份以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为基调的纲领，批判了胡志明的民族主义倾向，决定党今后的工作重点将是解决社会问题，强调阶级斗争，将推进社会革命置于优先位置。同时，大会认为越南共产党的党名将老挝和柬埔寨排除在外，是胡志明危险民族主义倾向的重要体现。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越南共产党被重新易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陈富当选为首任总书记。

另外，新越党改组成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后，明显不符合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要求。虽然此前青年和印支共都曾要求新越党解散以党员个人名义加入青年或印支共，但均未成功。陈富当选整合后的印支共总书记后，为了尽快落实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要求，鉴于新越党已经改组为共产主义政党的现实，采取了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整体并入印支共的方式最终实现了越南三支互不统属的共产主义政党组织上的统一。在上述实现共产主义组织统一的过程中，早期“北方派”从越南早期共产主义组织青年内部的激进反对派组织一跃成为印支共的主导力量。

二、国际主义正统派的失败和新北方派的形成

（一）国际主义正统派与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最初岁月

从1930年10月越共一届一中全会越南共产党易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到1941年5月印支共一届八中全会，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印支共完全处于坚持国际主义优先路线的早期“北方派”强力控制下，先后经历了陈富、黎鸿丰、何辉集和阮文渠4位总书记。

这些人除阮文渠来自河内近郊的北宁省，没有留苏经历外，其余3人都是当年胡志明送往苏联受训的骨干。但这些人在苏联受训回国后，又都无一例外地成了胡志明理念和路线的批判者。这些当时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在领导印支共最初的十年里，几乎完全抛弃了胡志明以往稳健的路线，教条式地对待和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给越南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陈富及其后的多位由苏联直接培训出来的印支共总书记，坚决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推行所谓的社会革命，在越南强调阶级斗争。然而，上述主要建立在欧洲经验和反映苏联利益基础上的政策和路线并不符合越南的实际情况。

其结果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印支共片面强调斗争，过早暴露了自身的力量。而且由于其强调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四面出击，将很多爱国的地主阶层、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都推离了自己的阵营。在这种背景下，几次大的革命运动过后，特别是乂安河静苏维埃运动后，印支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初，陈富、阮文渠、黎鸿丰、何辉集等几任印支共总书记以及大量由共产国际直接训练出来的党的高层前赴后继，先后牺牲，总书记的平均任职年限只有约2.5年。除了黎鸿丰，其余3人被法国殖民者杀害时都只有二十六七岁的年纪。

可以说，除了迷信苏联，教条化地理解和执行共产国际政策和路线，党的早期领导人过于年轻，思想不成熟，难以应对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也是导致印支共早期劫难不断的重要原因。

1939年底，位于西贡的印支共总部被法国殖民当局摧毁，共产国际特别代表黎鸿丰（前总书记）、总书记阮文渠、中央委员何辉集（前总书记）以及阮氏明开（西贡市委书记）、黎笋、吴文新等3名中央委员悉数被捕。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7月，南圻圻委在请示中央之前就决定发动反法起义，结果事情泄露，南圻圻委潘登流和谢渊被捕。

1940年底，法国殖民当局以此前被捕的印支共领导人密谋暴动为由先后将阮文渠、何辉集、吴文新、阮氏明开和阮文进等人判处了死刑。黎鸿丰（后病逝于狱中）和黎笋因被流放而幸免。此次事件使共产国际培养出来的早期“北方派”几乎损失殆尽，成为越共党史进程的重要转折点。

（二）新“北方派”的形成和早期“南方派”的式微

在正统国际派或曰早期“北方派”主导印支共的十年中，胡志明在党内的支持者大致分成了三个部分：

首先是留在印支共中央或南圻地区的支持者，大多成了“左倾”和教条主义路线的牺牲品，如西贡市委书记阮氏明开，少部分得以逃脱法国殖民者的围捕逃亡到了中国，如范文同和武元甲。

其次是如长征、黄国越等人，留在越北山区以农村为根据地，发展群众力量，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最后如黄文欢、冯志坚和武英等人，长期负责中国和暹罗海外支部的工作。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在从青年政治培训班结业后就被留在中国深造，这些人以洪水和李班为代表，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国革命，然而在返回越南后均成为胡志明的坚定支持者。

这些人的存在，为胡志明重新回归革命舞台中央奠定了基础。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胡志明重返中国，先后联系上了黄文欢、冯志坚、范文同和武元甲等党内支持者。1940年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张发奎等人制定了入越作战的“华军入越计划”，并派肖文等一批左翼军官积极支持撮合流亡中国的越南独立运动各派团结抗日。

胡志明、范文同和黄文欢等人利用该有利时机，积极在桂林等地组织越南独立同盟，并与印支共北圻支部取得了联系，重新打通了中国海外组织与越南本土的联系。南圻事件后，印支共中央和南圻支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早期的“北方派”牺牲殆尽，既终止了党内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两大派系的争论，使党的领导机构彻底北移。

1941年5月，印度支那共产党在高平北坡举行一届八中全会，胡志明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主基调、以实现越南民族解放为阶段性总目标的路线方针获得了大会的全面支持。大会选举长征担任总书记，胡志明虽然没有任何职务，却以印度支那共产党创始人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成为党的最高领袖。

此次会议产生的最高领导层，除了有两位中圻和南圻的代表，其他人全部是北圻支部或中国海外支部的人员。更为突出的是，此次会议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均系北圻和中圻起源的胡志明的支持者，没有任何南圻人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些中央委员分属原来的青年系和新越党系，他们的主要政治经验均来自越北和华南地区。除了胡志明本人，那些从法国或苏联回来的人，则完全消失在了党的最高权力之外。

北坡会议是印支共的重大历史转折点，它不仅重新确立了胡志明在越南党内的领导地位，也重新将青年和越共初创时胡志明追随者聚拢在了一起。这些当初被胡志明派回越南本土和暹罗海外支部及留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人，虽然与陈富和黎鸿丰等人相比，最初并不是胡志明心目中最理想的培养对象。然而，日后长期根植于越南本土的革命实践最终使这些人百炼成钢，成为胡志明路线的坚定支持者。

北坡会议后，越南党的自主性逐步加强，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了国际援助对越南解放的重要性。由此，一个强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优先，以国际主义作为实现民族主义目标工具的新“北方派”完全取代了早期的“北方派”。

与早期“北方派”从党内支流上升为主流而后又式微不同，早期“南方派”一度是青年和越共的主导者。随着国际主义正统派的迅速崛起，以原青年中央和南圻支部，也即安南共产党为核心的早期“南方派”成员，要么成为国际派“左倾”和教条式政策路线的牺牲品，要么劫后余生，重新融入了新北方派中，剩余的部分原南圻支部成员则在南圻事件后逐渐陷入困境，甚至还一度由法共接管。

在日本投降前夕，由陈文富领导的南圻支部组织网络虽然已经逐步恢复，但不论在组织规模还是政治地位上都难以与北方相比。八月革命爆发后，在北方大获全胜，宣布越南独立不久，陈文富却丢掉了西贡等大城市，从而使得南方组织处境更为被动。

三、战后越南党内南北分野的强化与影响

八月革命胜利后，越南独立并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1951年，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越老柬三国分别建党，印度支那共产党随后也改名为越南劳动党。1954年7月，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达成后，越南以北纬17度线为界被划分成了两个临时的军事集结区。线以北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集结区，线以南是法军集结区。

当时，越南党内围绕该问题分歧很大，党内高层虽然对上述结果不满，但权衡利弊还是签署了协议。而南方的党员干部对在奠边府大捷后仍将南方大片国土让给法方和保大政权的行为非常不满，他们认为战争前南方人民拥有自己的政权、自己的军队和解放区。抗法战争胜利了却使南方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民政权、军队和解放区存在，必须忍受吴庭艳傀儡政权统治的地区。

北纬17度线在法理上只是为了越法双方脱离军事接触的临时军事分界线，而非边界线。然而，由于吴庭艳拒绝全国大选，越南在1956年通过大选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景破灭，从而使该界线成为事实上的政治分界线。

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越南劳动党内存在巨大分歧。

以胡志明、长征、范文同和武元甲等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党政高层认为：在冷战发生的大环境下，苏联正在对美推行“三和”外交，不希望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同时，中国刚刚从朝鲜半岛脱身，亟需休养生息，无力再支持越南。越南依靠武装斗争实现统一遇到了不小的困难。鉴于上述原因，越南党政最高层主张主要通过揭露批判吴庭艳反动行径，与其开展和平的政治斗争，等待有利时机完成国家统一。

而以越南劳动党南部支委为代表的南方留守的党员干部和武装力量则认为越南劳动党中央和政府最高层通过政治斗争和有利司机完成国家统一的言论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南方，他们主张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完成国家的统一。黎笋、黎德寿、阮志清和南方留守人员主张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达成国家统一，黎笋更是主动要求到南方工作来表达其在南方政策上的立场。

1956年，黎笋被南方召回河内，接替在土改中犯了“左倾”错误的长征担任越南劳动党总书记。此后，黎笋与担任越南劳动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黎德寿相互配合，继续坚持南方问题优先的主张，企图使北方成为支援南方进行武装斗争的总后方。而以胡志明为代表的越南劳动党和政府高层则坚持北方要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通过增强北方的经济实力来支援南方进行政治斗争的大后方。

上述不同立场的对立，在越南劳动党党内形成了北方建设优先派和南方斗争优先派的分野。不过，虽然北方派中北方人居多，南方派中南方人居多，但总体而言南北派别之分主要系路线政策的分歧，而不是地域的对立。

当时，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将北方建设优先派简称为“北方派”，将南方斗争优先派简称为“南方派”，但随着时间的流失，不少国内人士并没有弄清楚所谓“北方派”与“南方派”在越南战争时期的特定含义，将其做了地域化的理解。

随着美国干涉的加深和吴庭艳集团镇压政策的加剧，从1959年11月，越南劳动党“南部支委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决定以武装斗争配合政治斗争。而此时中苏关系已开始恶化，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依然坚持脱身政策，而中国则积极支持越南的武装斗争策略，并将苏联视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在南部支委决议的推动下，1960年6月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第214号决议同意将武装斗争作为辅助斗争手段，但依然强调政治斗争依然是争取国家统一的主要形式，在北部湾事件之前，虽然越南劳动党中央同意在南方开展有限的武装斗争，但以胡志明为首的“北方派”依然坚持北方建设优先的政策，并在外交上努力平衡中苏两国。

而以黎笋为首的“南方派”则依然坚持以武装斗争实现国家统一优先的国家政策，并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了较为倾向中国的政策，如在中苏论战前期中支持中国。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是越南唯一的武器和物资提供者，没有中国的支持，越南在南方连有限的武装斗争都难以为继。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开始由脱身政策转为积极介入政策，此时南北两派为了促使中苏两国共同援助越南，在中苏之间采取了较为平衡的外交。根据越南外交部提供的数据计算可知，当时中国和整个苏东集团对越南援助的数量相当，占越南接受总援助额的49.6%，是苏联对越援助总额的1.57倍，且中国对越援助的89.7%都系无偿援助。

1973年，《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亦称越美巴黎协议）达成后，曾力主在中苏间维持平衡的胡志明已经去世，而以黎笋和黎德寿为首的“南方派”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的“南方派”除了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又重新拾起了早期“北方派”的国际主义精神，强调越柬老三国三位一体，只不过此时国际主义已经在事实上蜕化为民族沙文主义的代名词。

当时，黎笋等人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企图没有得到中国的支持，但是却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在现实的利益面前，“南方派”主导下的越南很快完全导向了苏联。在黎笋等人看来，巴黎协议签署后统一大局已定，有没有中国已经无所谓了，而苏联的支持对越南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却是至关重要。在该背景下，中越关系一度几经波折，国内形成的“南方派”反华的认知大致是从该时期开始的，并一直影响到现在。

南北实现统一后，越南劳动党重新易名为越南共产党，恢复了胡志明建党最初时的名字。然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期间，南北两部分人员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待遇迥异。一方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下，虽然国家较为贫穷，但起码无生命之忧。而南方的留守人员每天都处于白色恐怖之下。而且，因工作和斗争的需要，除部分高级干部外，大部分中下级干部都采取了本地化的配置。在此后与西贡政权的残酷斗争中，这些人员及其家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所以，尽管国家完成了统一，但越共党内南北双方多年来形成的思维认知方式的差异一时难以完全消除，从而使越共党内南北方人员之间长期存在着一条无形的鸿沟。

南北统一后，尽管黎笋和黎德寿分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掌控着越南的最高权力，并将长期在南方工作的范雄、武志公和阮文灵等人纳入了越共中央政治局，将黄文欢等部分对华友好的人员排除在了中央委员会之外，从而使在中央任职的南方人员比例剧增，但并没有彻底改变北坡会议以来的最高权力结构。

尽管许多来自北方的人员实际上属于黎笋铁杆支持者，如黎德寿和文进勇等人；还有部分人员采取了与黎笋合作的态度，如黄国越等人；但原南方系统的人员还是认为相比于他们为国家统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统一后南方人员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地位，在权力中枢中缺乏充足的代表性。

为了安抚南方人员，在最高权力层面，采取了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现在的国家主席）、部长会议主席（现在的政府总理）、国会主席四个职位南北平衡的原则。一般而言，相对具有话语权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以及权力相对虚化的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会主席均采取南北对等的原则，分别由南北双方人员分别担任。

这种做法虽然没有成文，但事实上成为越南的政治共识和默契，最后发展为举世周知的“四驾马车”制度，即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四个职位由南北双方分别担任，维持南北权力的大体平衡。

越南实现国家统一已近半个世纪。虽然作为体现当年越共内部南北分野的“四驾马车”制度一直延续至今，但作为当年历史的参与者，绝大部分人都已成为历史。南北之间在特殊历史时期因路线分歧和利益差异形成的分野，经历革新开放的洗礼和南北之间的不断融合，到目前已基本上可忽略不计。

至于早期党内存在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路线的竞争和矛盾现在更是事过境迁，两者更是共同成为越共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和越共进行政治动员达成最终利益的工具。

越共党内至今依然存在派系问题或路线竞争，高层也毫不讳言，但目前派系主要还是基于政策路线和利益矛盾分歧，而非基于地域的划分。

革新开放以来，南北平衡的局面还是长期维持着，成为越南高层和精英层的共识。该局面的存在使国家最高权力结构中能够同时有来自不同区域的代表，从而在国家日趋民主化的背景下照顾到了南北基层民意的需求。但更为深层的原因是，随着越共高层南北融合的加深，原有的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北方派”和“南方派”分野逐步让位给了基于政策路线分歧和执政理念差异所形成的派系竞争。

如此一来，在越南高层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就存在着明暗两条规则。南北平衡原则是越南政界长期的共识，属于各派都可以在公开层面讨论的明规则。而基于实际利益差异进行的派系争夺虽很难放在台面上讨论，却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潜在规律。在南北派的分野实际已不复存在的当下，越南党内的主要派系又都希望借助“四驾马车”制度中的南北均衡对等原则在最高权力结构中去追求本派利益的最大化。

例如，从2022年延续至今的越南政局变化，导致包括国家原主席阮春福、政府原常务副总理范平明、越共中央经济部原部长陈俊英、国家原主席武文赏、国会原主席王庭惠、越共中央书记处原常务书记、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氏梅以及河内市委书记丁进勇等7名第十三届越共政治局委员先后辞职，至此越共十三大上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在距离本届任期结束尚有1年半年的时间就已经有近40%的成员辞职离去。如果再算上政府原副总理武德儋等在内的众多中央委员级别的副国级和省部级高官，仅在越共十三大过后3年多的时间里就有数十位越共中央委员辞职或者被查处。

对此次事件，越南官方的说法是上述人员牵涉腐败、违纪行为或生活作风问题，触犯了相关法律或者是违反了党的纪律，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海外部分舆论则解读为保守派与革新派的斗争，国内舆论则习惯性地将事件描绘为南北两派的斗争，认为此次事件是以阮富仲为首的北方派对亲美的南方派的胜利。

事实上，上述人员中既有北方人，也有南方人，其中武文赏、王庭惠和张氏梅还是阮富仲非常信任的人，特别是武文赏和王庭惠一度是下一届越共总书记的最热门人选。国内部分舆论将事件贴上地域标签与亲华还是亲美的标签明显系思维定势的想象，不仅不符合实际，还容易给部分反华势力破坏中越关系提供口实。

随着革新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南北融合的加深，在特殊历史时期因地域不同而形成的派系分野已基本不复存在。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在谈及党内派系时将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健康力量、背离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确定为当今党内的三派力量，完全是从路线和理念角度而非地域角度来划分的。

其实，党内派系可能与其长期工作区域和经历有关，但并不完全取决于地域。例如长期被国内视为北方派代表人物的范文同和武元甲，实际上是南方人。而作为黎笋的忠实支持者，黎德寿和阮基石其实都是地道的北方人。按照国内某些习惯性思维，作为北方人的范平明和黎海平应该亲华，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因此，动辄以地域标签来判断越南政治人物的对华态度，既不符合事实，也违背基本的政治学常识，还可能对决策造成误导，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和中越关系的发展造成消极的不利影响。

结论

“南方派”和“北方派”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是越共历史上客观存在过的现象。同时，国内对“北方派”和“南方派”存在诸多误解。

首先，“南方派”和“北方派”并不是严格以地域来划分的。在早期“北方派”和“南方派”中，“北方派”的确以北圻人员为主，但也不乏中南部人员，例如越共前总书记何辉集是河静人。“南方派”则完全与地域无关，之所以被称为“南方派”是因为当年青年中央和安南共产党总部位于西贡。越南独立后的“北方派”和“南方派”则更与人员的地域来源没有必然的关系，之所以被称为北方派和南方派是因为越南劳动党主流派坚持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优先，而部分高层成员则强调完成南方的统一优先。

其次，“北方派”亲华与“南方派”亲美的判断也与事实不符。一位政治家的国家利益观和对本国对外战略的判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绝对不可能由简单的地域归属来决定。作为合格的政治家，其对外国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服务本国利益的需要，而不是被地域或个人好恶因素支配。

当前，越南高层并不讳言越共党内派系的存在，但是这些派系与其成员来自哪里没有直接关系，当今北方的高层人物不乏对中国不友好者，而南方人中也不乏对华理性者，对华态度与地域无关。

分析越南国内政局和越南高层和精英层人士对华倾向，不宜使用地域来作为划分人的政治倾向的判定标准，这种简单绝对的二元对立分析法虽然在国内部分人士中很流行，却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终不仅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还将对中越关系造成严重的误判，既危及中国利益，也不利于中越关系健康发展，更不利于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