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杰 冯鸣韬 张圣哲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出现了所谓的慢全球化现象，这可以被视为全球化模式以及世界经济格局开始转换的一个前奏。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成为世界经济格局转换的标志性事件，经济全球化进入新的调整期。

　　慢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慢全球化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的自然结果，而部分发达国家通过实施“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逆全球化政策手段进而加剧了慢全球化进程。从本质上讲，逆全球化是对旧有霸权体系重新调整超级全球化时代发展形成的世界经济格局这一需求作出的系统性回应，与民粹主义的兴起相呼应。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表明，在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内部不同阶级阶层收入差距急剧拉大，加剧了社会矛盾。英国“脱欧”和美国的“特朗普现象”正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

　　英国“脱欧”成为欧洲民粹主义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不仅削弱了欧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对欧盟的凝聚力、欧洲政治格局乃至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脱欧”从本质上反映了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所涉及的主权让渡、利益分配、身份认同等深层次矛盾。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与之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样，都是经济不平等加剧的反映。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等政治口号进一步激发了民粹主义，加剧了美国逆全球化的倾向。

　　国际治理失灵与再全球化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对国际秩序构成严峻挑战，并加大了多极化趋势。特朗普在第一任总统任期内采取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特别是，特朗普发起了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和“科技战”。其后的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但是在产业政策以及实施手段上更多采取联合盟友来共同对抗所谓竞争对手。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内对各国加征关税的做法再次扰乱了世界经济秩序，成为冲击国际经济体系、导致国际经济失序的重大事件。美国在通过关税等手段颠覆国际经贸秩序的同时，还通过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法官遴选使其争端解决机制瘫痪，大大削弱了世贸组织的权威性。美国此举加剧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脆弱性，也折射出世界经济格局正在经历重大格局转换与规则重构的复杂现实。

　　新冠疫情暴发也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大因素。疫情进一步激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问题被“泛安全化”。此外，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不仅恶化全球安全格局，同时也对国际经贸合作造成负面影响。例如，乌克兰危机对全球粮食和能源市场以及全球供应链产生极大冲击，导致能源价格高企，使得欧洲制造业成本急剧上升，迫使欧盟国家改变能源和资源战略、增加国防投入，从而重塑世界经济格局和安全格局。

　　上述事件表明，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建立新型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再全球化的实现。再全球化是指全球化进程在经历逆全球化冲击后，全球经济格局通过主要大国博弈产生的结构性调整，进而形成新型全球化模式。从再全球化的现有形态来看，欧美正在努力通过产业政策实现所谓去风险，推动产业链布局区域化并加快关键产业本土化，使得全球化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效率平衡”。总体来说，再全球化不是一个具体的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首先，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再发展是再全球化的显著特征。区域性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反映了世界各国对全球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在全球化总体受挫条件下有关国家进行有限全球化的努力。早在全球化进入慢全球化阶段以后，多个区域性经济组织或倡议就已成为重塑全球化的重要力量：2013年开始，由中国首倡的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国际经济发展和国际治理的新机制；2020年11月，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等。上述区域性经贸机制的建立显示出经济全球化具有碎片化特征。总体来说，相对于超级全球化阶段，再全球化是对全球经济格局、安全格局以及治理体系的再调整。

　　其次，再全球化体现为世界各国采取产业政策巩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及提升本国在芯片、人工智能等战略性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例如，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通胀削减法》，欧盟出台《芯片法案》等。部分国家的产业政策采用补贴、税收、法规等组合工具以确保自身产业安全，甚至出现“泛安全化”现象，妨碍了各国间的合作基础。

　　再次，中美竞争加剧是再全球化的显著特征，两国成为未来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关键因素。按照汇率计算，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东亚地区和北美地区的价值链中心，并互为对方的重要贸易伙伴。因此，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难以预料的冲击和危害。此外，两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不仅会破坏双方的科技合作，还会削弱两国在国际治理与发展领域的合作基础。在中国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发展差距以及美国固守霸权主义思维的情况下，两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很可能成为再全球化过程中的常态。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全球发展新格局

　　以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再全球化提供了技术动力，从而推动形成全球发展新格局。第四次工业革命涵盖信息技术、数据科学、人工智能、新能源与新材料、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等广泛领域，而且不同领域的技术相互赋能，从而加速创新。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迅速地、全方位地、深刻地改变经济社会的运行模式，成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其可能带来的广泛影响也必然要求作出相应的治理变革（如就业、收入分配等）。可以预见，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成为重新塑造全球化形态的重要力量，塑造国际经济发展新格局。

　　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推动科技巨头等非国家行为体崛起，侵蚀主权国家权力，扩大南北方国家的发展差距，而人工智能的竞争可能会加速国际权力极化，主要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博弈可能会加剧地缘政治竞争。因此，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协同对于人工智能促进公平发展、有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人工智能发展所涉及的伦理道德、隐私保护、安全等问题也迫切需要形成全球治理共识。然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仍然面临着主体利益各异、治理对象复杂、排他治理突出、协同治理困难等挑战。

　　当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对中国主要采取的是竞争、打压而非合作的政策。这将成为影响中美经贸关系以及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从近年来中国在芯片以及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发展的态势来看，中国总体上有效应对了美国的科技封锁和打压。这些封锁和打压倒逼了中国的创新潜能，中国的创新能力呈现出明显提升。与美国相比，中国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治理与合作一直秉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例如，通过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举措，中国正在不断探索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路径与方法。

　　积极参与塑造国际经济发展新格局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未来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和创新高地。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重构的大环境下，正确认识和有效应对国际经济变局对于深刻把握“两个大局”以及推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中国在制造业中的体系完备、超大规模市场、大国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增强内循环的活力、韧性，以及通过积极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升外循环的质量和水平，从而全面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发展合作，既要有所作为，也要量力而为。例如，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战略对接与政策协调，协同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与规则标准“软联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完善合作机制；优化资金融通机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创新亚投行等机构的投融资模式；推进和支持国际治理体系改革，坚定不移地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积极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经济格局朝着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再次，积极占据在人工智能、绿色经济、关键资源安全、全球价值链塑造等关键领域的战略制高点，加强风险防控，确保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积极参与塑造国际经济发展新格局。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