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鱼

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不抽烟的人，苦二手烟久矣。

好消息是，今年以来，越来越多“二手烟判官”现身了。

如果你是一个非吸烟者，那么你大概率有过类似的体验：

好不容易等到回家的电梯却在开门的一瞬间被密闭空间里残留的烟味糊了一脸；和朋友喝酒的时候不小心把从隔壁飘过来的烟雾混着精酿一起吞进胃里；高铁舱门打开、比乘务员“先下后上”提醒来得更快的打火机“嘣”的一声。

放在以前，绝大部分人对二手烟的态度或许是能忍则忍、忍不了则跑。

但现在，更多人开始拒绝这份“不能承受的二手烟之轻”，优先提醒劝阻、劝不动则依法依规报警投诉，不仅自己行动起来，还要把维权方法全网推广，势要对smoking say no。

“二手烟判官”上线，

给全网看爽了

“二手烟判官”们，当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一上来就重拳出击，往往会采用“先礼后兵”的策略。

“劝禁烟”，是二手烟判官们的第一步。不过“劝禁烟”，也讲究方式方法，大致可以分为直接劝阻派和间接提示派。

直接劝阻派，主要适用于餐厅这类所有人都面对面的公开场合。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指出，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经营者应当开展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并配备专（兼）职人员对吸烟者进行劝阻。

@长公主 在某悬挂了禁烟标识的店中喝下午茶，见有客人吸烟，上前劝说。但客人却表示点烟之前问过店员，店员的答复是可以抽。

再去找店员交涉，店员问过店长之后的解释是：挂禁烟标识是因为餐厅所在商场为“禁烟商场”，但客人要吸烟，依然允许。

为了应付餐厅里屡禁不止的吸烟现象以及不作为的店家，网友们专门整理出一套实用教程：

如果店家没有管的意思、甚至态度很差，先提示他们自己可以在大众点评等平台上如实编写差评，再看店家的处理结果。

间接提示派，一般发生在两种情况。其一是“判官”本人和吸烟者有时空错位；其二是i人不太想要直接硬“刚”。

时空错位纯属无奈，毕竟不是每次都能把吸烟的人抓个现行。

但找不到人显然不等于不管。有网友所在的写字楼洗手间，总能闻到烟味。一次两次也就罢了，偏偏每次去都能闻到一股烟味挥之不散，让人差点以为二手烟也培养出了某种“自主人格”，能和自己同步上班打卡。

和洗手间香氛的味道混在一起，推开门就是眼前一黑又一黑。实在忍无可忍，自己跑去附近打印店，上面P了一个“重拳出击”的表情包，下面宋体加粗字号拉到最大，配上一句：“公共厕所请勿吸烟！”

打印出来贴到洗手间门外，没过几天，物业主动换了一个官方告示牌。

对i人来说，有时候“劝禁烟”最大的障碍就是开口和陌生人讲话。

但不讲话也可以表态。有人开发出了“拒绝二手烟版”口罩，纯白颜色打底，上面明晃晃一行字：请不要在我面前抽烟。

公共场所碰到大张旗鼓吸烟的人，掏出口罩戴起来，再把脸转过去让对方看到。虽然普通口罩很难有效过滤二手烟，但“行为+半个语言拒绝”，有基本公德心的人都不会视若无睹。

劝是劝完了。真有劝不动的，“二手烟判官”们也不会就此作罢，进入到投诉环节。

申请有关部门介入，让吸烟者和公共场所运营者不得不直面问题。

@在逃烤兔有一次在家门口的自贡菜店吃饭，吃到一半，旁边两桌就接二连三点起了烟。由于自己已经怀孕，二手烟有一定概率对胎儿造成不良影响，就和老板说，希望老板能管一管。

没想到，老板却说“怎么可能去劝别人不吸烟呢”。答复之理直气壮、态度之敷衍了事，让人窝了一肚子火。

更离谱的还在后面。由于成都早已颁布了地方控烟条例，并从2023年1月开始施行。捏着鼻子吃完饭，想打12345（市长热线）反应一下情况，结果收到所在区市监所的电话，被告知“没听说过控烟条例，（这件事）也不归他们管”。

因为反馈属实远超预料之外，憋着一股劲继续打给成都卫健委爱卫办，这才“讨回了一个公道”。爱卫办明确表示市监所的处理方式是错误的，将安排工作人员与市监所对接。

过两天再次收到市监所电话，称涉事餐厅已经张贴禁烟标志、设立吸烟区，欢迎帖主前往现场监督。

在此之前，人物公共号也报道了一则发生在高校中的“劝禁烟”故事。北京某电影类高校就读的尚萌萌，从今年春天起，开始持续拍摄校园内烟头和烟灰的照片并提供给12345和卫健委，在校内引发了强烈反响。

不过还有网友真诚建议，地图、餐饮平台应该全面上线一个“禁烟标记”功能，像标记“有宝宝椅”“可携带宠物”一样，方便所有人筛选，非必要前往的话直接绕道走，都省了“二手烟判官”裁判这步。

想当“二手烟判官”，

也没那么容易

然而，“二手烟判官”并不好当，复杂的不同情景可能会给劝阻抽烟的人带来各种各样的心理压力。

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曾说：舆论是个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环境适应行为的“皮肤”。而所谓“意见气候”，就是无处不在的、个体对多数意见或意见趋势的体认。

虽然在互联网络中，公共场所吸烟通常会遭到批判和反对，但现实中却未必。

脱口秀演员张慧分享了这样一段经历：

因为她经常劝阻别人抽烟，所以有人叫她“烟雾报警器”。

某次和几个同行在包间吃饭，有人要点烟，张慧惊讶地说“我还在呢”之后，对方却道“测一下（报警器）灵不灵”，还要拉着其他人到外面抽。

包厢一空空一半，明明室内禁烟是理所应当，还有人站出来说抽烟的人留下，“让张慧出去就好了”。

一些有明确控烟条例支撑的城市，虽然也会在公共场合碰到二手烟，但遇见抽烟的人，有官方条例背书，走上前时底气还能更足点；哪怕当下劝不下来，事后或报警、或打投诉电话，尽管处理效率不一，大多还是能等到一个回应。

可在其他地方，情况往往不会这么理想。

不要说餐厅、办公室，就连医院门口、景区里面也难以幸免。

找有关部门进行投诉，最多就是口头劝导，很难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处罚。或者得到一句满是无奈的回复——

“不是我们不想管，但人太多，确实管不了啊。”

去年年底，徐娇“劝禁烟”的事点爆全网。

她在长沙一家餐厅吃饭时，遇到一名抽烟的男士。在服务员劝说无果后，徐娇亲自上前。但对方不仅宣称“这里又没有贴禁烟标志”；还在徐娇试图录下证据时，反过来抢夺她的手机，并将烟头扔进她的碗里。

报警之后，警察赶到也只能说，长沙室内吸烟不违法，无法进行罚款。

有的小县城，抽烟的人可能比不抽烟的人还多，吸烟权几乎演变成一种“默认权利”。

除了餐厅等消费场所，办公室也是“吸烟重灾区”。而且职场中存在的等级与人情关系，让劝阻吸烟这件事变得更加复杂。

有网友上班第一天就发现整个办公室里云缭雾绕，绝大部分同事都有抽烟习惯。天气暖和的时候，还能开窗通通风；冬天一到，窗户也不好开了，烟味和呼出的二氧化碳一起闷在屋子里，待上半天就呼吸不畅脑袋发懵。

实在忍不下去了，只能窝窝囊囊给自己编一个毛病，说是哮喘，不能老这么闻烟味。

说了之后有所改善都还是好的，就怕有人充耳不闻。但看评论区，这种情况还不在少数：

“二手烟”背后，

公共空间的对话与协商

控烟，从来不是一件只停留在个体层面的事。

“二手烟判官”，更多时候是在争取制度本就赋予我们的权利。

除去全国范围内的通行规定，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在内的18个城市，还出台了独立的市级控烟条例。

以《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为例，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的基础上，还明确了部分禁止吸烟的室外区域。

不再将“空气流通”的室外一概归为“可吸烟区”，而是切实考虑到室外空间所承担的职能以及人员密集程度，使“禁烟”条例与更加具体的生活场景相适应。

《条例》中还专门写明了个人发现吸烟行为时可以行使的各项权利，让“二手烟判官”的举动不再是“多管闲事”，而是既合情、又合理。

今年3月以来，上海还率先在外滩、南京路步行街、陆家嘴商圈等8个中外游客密集的区域，开展了对“游烟”（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抽而产生的二手烟）的治理行动。

据解放日报报道，今潮8弄专门设置了街道卫生专员在高峰时段进行徒步巡查，并安排物业安保人员对吸烟高发点进行轮岗值守、控烟志愿者进行实时劝导。

而这些具体的规定与举措，恰恰反映了公共空间各主体协商之后的“最大公约数”。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类“公约数”，并未在全国各地都形成。仍有相当一部分区域，依然存在着围绕“二手烟”的争议。

吸烟者认为，“之前大家都这么干，也没人管”；禁烟者认为，“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禁烟是新趋势”。

戈夫曼曾提出“框架理论”，通俗地讲，其认为在特定环境当中，人们将根据共识建立起某种隐形规则；打破规则，便会导致消极经验、包括某些负面情感体验的形成。

吸烟者与非吸烟者观念的对立，正是同一空间内不同框架之间的冲突。两种框架边界明确且彼此排斥，双方均无法进入对方的语境之内，由此产生争执。

但无论如何，有讨论、有争议，总好过看似平静的“一潭死水”。毕竟新共识，只能建立在不同立场持有者都能发表自己意见、并愿意让渡一部分自身权利的基础之上。

二手烟之争，不应仅局限在情绪的对立。我们每个人想要看到的，其实都是广阔而复杂，但又充满秩序和体谅的、越来越理想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