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刘禹锡,被今人称为“最牛公务员”。纵观其一生,那可是跌宕起伏,大起大落。高光时刻,33岁即进入国家改革决策层,号称“二王刘柳”集团(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组成的改革派)。惜乎,改革失败,自此开始了被贬官的人生历程。有人统计过,刘禹锡先后被贬27次,流放23年。从朝为青丝到暮年白发,几乎都在烟瘴之地度过。虽命运多舛,颠沛流离,他却将桀骜不驯的铮铮铁骨,化为铿锵有力的诗句千秋光耀。刘禹锡被贬岁月的诗作,竟然占据《刘宾客文集》87%的份额。诚如其《浪淘沙》所写:“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人家是喜走桃花运,刘禹锡偏逢桃花劫。两首“桃花诗”,无论“刘郎”还是“前度刘郎”均遭贬谪。此次唐宪宗下旨,将刘禹锡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即刻出发,不得延误”。后因刘禹锡老母八十有余,加上柳宗元等人求情,方改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刘禹锡从此开始了连州五载的新生活。
刘禹锡大力推行教育,当政期间,连州出了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有了这文化基础和向学风习,当地在宋代竟出了138位进士。刘禹锡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连州竟从蛮荒之地,变成了人杰地灵之州。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刘禹锡字梦得)两公始”。清乾隆时杨楚枝的《连州志·名宦传》则评价说“吾连文物媲美中州,禹锡振起之力居多”。其评价可谓中肯、公正。
刘禹锡被白居易誉为“诗豪”。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医家,曾在连州编撰《传信方》,以济世活人,救死扶伤,可谓一片冰心在玉壶。《传信方》济世悬壶,方方难得,方方皆珍,开启了诗家的另类写作。《传信方》见《唐书·艺文志》,撰于公元818年。所收方药大多符合验、便、廉的原则,故在唐、宋方书中颇多引用。只是自元以后,渐次散佚。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传信方集释》,主要是从古方书辑佚而得,共45方。
据说刘禹锡少小多病,羡慕别人家小朋友“武健可爱”,“羞己之不如”。他47岁在《答道州薛侍郎论方书书》中解释说,自己儿时多病,常被保姆抱着去医巫家看病,每每“针烙灌饵”,哭泣不止,其实那医巫并不懂方药医理。大约17岁时,刘禹锡即开始访名师,研医术。遍读《小品方》《药对》《本草》《素问》等,辨识药物,诊脉下方。积几十年之经验,用他的话说“其术足以自卫”。不仅给自己和家人治病,为别人诊治一出手就“疾辄良已”,堪称医到病除,妙手回春。
当然,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刘禹锡曾作《鉴药》一文,谈及早年因未听医生药物有毒,病好即停的嘱咐,虽服药后“腿能轻,痹能和,涉旬而奇痒绝焉”,却听信他人“顾医之态,多啬术以自贵,遗患以要财”之言,又连服药数天竟至毒性发作,全身胀痛。那名医下药解毒方才化险为夷。这亦是以身试药的范例。
其实,刘禹锡之所以爱上中医学,笔者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有仁爱之心、活人之志。正因人生遭际屡遇贬谪,多经忧患,不仅要活人,且要活出个人样来,活他个潇潇洒洒,开开心心,就得健康、壮实,抗病、抗击打。刘禹锡的心得即“生疾不必太忧心,三治七养谨而慎”。
所谓“疾”不仅指身体有恙,亦指心病,心理抑郁。像因永贞革新失败同时被贬谪的好友柳宗元,竟忧愤而死,年仅47岁。当然,处江湖之远,还要心忧其民,救赎百姓,济助生民。当时的连州偏僻、荒凉,百姓十分贫苦,疾病常常肆虐,又特别缺医少药,刘禹锡自然忧心如焚。这种高扬的意志和博大的民本襟怀,是他细心体验医术,专心搜集药方最根本的动力源。
于是,刘禹锡向好友求助。公元817年前后,柳宗元在信中分享了《治霍乱盐汤方》《治疔疮方》《治脚气方》等在柳州验证有效的方子,为刘禹锡拿来救了不少连州百姓。公元818年,道州刺史薛景晦亦将他编纂的《古今集验方》十通寄给刘禹锡,表示其志在济世救人。刘禹锡大受激励,加上自己认真搜集并验证过的50余个药方,遂编写成医书《传信方》。所收集的方剂,涉及内、外、妇、儿等多个领域,大多符合验、便、廉的原则。包括用大蓝汁(板蓝根)加雄黄、麝香治蜘蛛咬伤,用大豆、生姜治腹胀等,药材易得,用法也比较简单。特别是方药不仅详细描述使用方法和治疗效果,而且还专门记述了药方的来源及见证病例。
用芦荟治湿癣,即是他少年时在楚州(今江苏淮安)尝试的。“予少年曾患癣,初在颈项间,后延上左耳,遂成湿疮浸淫。用斑蝥、狗胆、桃根诸药,徒令蛰,其疮转盛。偶于楚州,卖药人教用芦荟一两,炙甘草半两,研末,先以温浆水洗癣,拭净敷之,立干便瘥,真神奇也。”
再如,疗暴中风,用紧细牛蒡根,取时避风,以竹刀或荆刀刮去土,生布拭了,捣绞取汁一大升,和好蜜四大合,温分两服,得汗出便瘥。此方得之岳鄂郑中丞,郑因食热肉一顿,便中暴风,外甥卢氏为颖阳令有此方,服,当时便瘥。用黄独的干燥块茎“疗瘿方”,亦注明“得之邕州从事张岧,岧目击有效。复己试,其验如神”。一个个真实的案例,更坚定了该书的可信性,故称《传信方》。可现学现用,摆脱疾病困扰,造福一方百姓。据称《传信方》受到历代医家推崇,在朝鲜、日本等国也广为流传。
公元842年,刘禹锡在户部侍郎的任上病逝于洛阳,享年71岁。死后朝廷追授其为户部尚书。临终之际,刘禹锡在编撰一生诗集的首页写道:“天与所长不使施,人或我恤,我不人尤。”在绝境中乐观豁达,在多舛中宽容放下,正是其人生境界博大情怀的最优表达。刘禹锡所著医书《传信方》疗救众生,是其以仁心驱散疾病阴霾之民生情结、人本情怀的最好彰显。难怪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刘禹锡从连州被贬往夔州后,连州百姓自发建起刘公祠,这是来自人民最高的褒奖和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