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张洪兴

　　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往往具有凝聚人心、鼓舞人心、温养人心、规约人心的功能。本文试图从庄子思想的角度来探讨中华文化温养人心的功能。

　　庄子思想的主要内容

　　不论从哲学角度还是文学角度，《庄子》显然都极具魅力。从《庄子》本身来说，庄子思想大致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世俗人性和世态人情有精细的刻画，正如林云铭在《庄子因》中说：“庄子似个绝不近情的人，任他贤圣帝王，矢口便骂，眼大如许；又似是个最近情的人，世间里巷，家室之常，工技屠宰之末，离合悲欢之态，笔笔写出，心细如许。”

　　二是向后转身、向内发展以摆脱人生困境，通过心斋、坐忘、撄宁、悬解、两行等心灵修养的工夫，自事其心。如《庄子·人间世》篇中，庄子借孔子之口，提出了“心斋”的概念：“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何谓“心斋”？即虚而待物，排除任何杂念，使心灵纯静守一，专心致志于体道之境。

　　三是从困境中跳脱出来，达到逍遥、齐物之心灵境界。在《逍遥游》一篇中，庄子描述了大鹏展翅、蜩鸠讥嘲、列子御风而行乃至藐姑射神人，在篇末更是建构了一个“无何有之乡”，反复阐明其“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之主旨；在《齐物论》的篇首，庄子即提出了“吾丧我”的命题，后通过朝三暮四、是非两行、罔两问景以及“尧问于舜”“瞿鹊子问于长梧子”等寓言，申明齐物之论或齐同物论之主旨，篇末则通过“庄周化蝶”的寓言，强调“物化”（物我同化）的境界。用现代话语说，《逍遥游》一篇强调心灵自由，《齐物论》一篇则主张万物平等，庄子思想中充满着人性的光辉。也可以说，庄子学说中有着现代思想的质素。庄子通过寓言、重言、卮言以论道，《庄子》文本本身具有开放性的特征，为后世对其不同的阐释提供了基础。

　　对《庄子》的历史阐释

　　从传世本郭象《庄子注》来看，郭象对《庄子》的阐释在庄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玄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王弼、何晏主张“无本论”（《晋书·王衍传》），主张“名教出于自然”；阮籍、嵇康主张“元气论”（《嵇康《明胆论》），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而郭象的《庄子注》强调“名教即自然”，把魏晋玄学推向了高潮。郭象《庄子注》在庄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传世本《庄子》即以此为底本，标志着《庄子》文本经典化的完成。大体说来，郭氏采用“六经注我”的方式，探讨物（人）之“天理自然”，提出了“独化”论，以各安其命、各适其性、各当其分、各司其任为基本特征，希望达到物（人）之逍遥天放。郭象通过“独化于玄冥之境”，把无与有、名教与自然有机统一起来，首次在中国学术史乃至思想史上实现了儒与道的整合。需要指出的是，郭象注《庄子》，消解了庄子愤郁不平之气，只归于内心的解脱与平静。郭象《庄子注》，虽有失庄子本真之嫌，但却进一步突出了庄子在中国文化格局中的地位。

　　魏晋之后，在儒、道、释渐次融合的大背景之下，庄子思想在人格构建、精神动能等方面的功能性特征进一步凸显。唐玄宗时，庄子被追封为南华真人，《庄子》则被称为《南华真经》，步入“经”的行列。苏轼读《庄子》所谓“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庄子学说在文化沉淀中所形成的影响力。并且，从宋代王安石《庄周论》、苏轼《庄子祠堂记》开始，提出了以儒解庄的思路，明清两代以儒解庄蔚然成风；其他如以庄解庄、以道解庄、以易解庄、以佛解庄等不同的解庄途径，对《庄子》的阐释也日趋丰富，社会影响更为广泛。

　　庄子思想的当代借鉴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九八，由于出身、教育、经历、认知等不同，人们生活中常常面临逆境、困境、险境甚至绝境。有生命力的文化往往具有温养人心、疏导人情的功能，而对弱者的关注与关怀更是体现了文化的宽博与韧性。

　　中国人对“心”的体认可谓独树一帜，《尚书·大禹谟》中所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从“心”上着眼，儒家、道家学说也莫不以修养心性为立足点。蒙培元认为中国哲学“赋予心灵以特殊意义和地位”（《心灵超越与境界》），可谓颇中肯綮。以文养心，或者说文以养心，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

　　相对于儒家而言，《庄子》通过负的（否定的）思维方法，通过批判—修心（养性）—逍遥“三部曲”，为身处逆境与困境中的人们提供了一套消解负面情绪的方式方法，让人获得心灵的净化与解脱。从古到今，庄子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可谓中国社会的“润滑剂”“黏合剂”，也是中国人心灵栖息地的一片“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