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梁维贤

　　黄绍竑生长于多民族地区广西， 其人生足迹遍布广西所有重要地区；在国家内忧外患时期，宣慰内蒙古，经略新疆；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副主任，助推祖国和平统一。他一生都在积极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探索有益于民族团结发展的改革

　　黄绍竑1895年生于广西容县，生于多民族地区的他深入广西各地，对广西各族同胞生产生活、民族文化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更能以平等的姿态探索有益于各族同胞的改革。在《黄绍竑回忆录》中，他提到“我虽以语言的不同，来区别广西人民的来源的差异，但是并没有什么种族的观念，或种族间的问题”。在平等观念的影响下，他主政广西时，从政治、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对少数民族同胞有益的改革。

　　黄绍竑勇于啃下改土设县“硬骨头”。“改土归流”是明代以来的民族政策；在民国初期，广西一些地方还在实施土司制度，剩下的土司都是“硬骨头”。广西当局并不愿触碰他们：一是担心改革后加重省政府财政负担，二是担心因改革不当引起那些根深蒂固的土司反抗。在黄绍竑看来，土司制度是黑暗、压迫人民的没落制度，革命政府应及早革除。他在回忆录里说“人民生杀予夺之权，皆操之土司官之手，其黑暗自不待言”“这种残余的封建势力，已到了没落时期，决无兴复的可能。而且在革命政府之下，更宜及早革除，使得被土司官压迫着的人民，早日获得解放”。尽管改土设县会加重省政府财政负担且有风险，但对施政大局有利。1928年，黄绍竑主政广西时力排众议，大胆进行改革，将忻城土司改设忻城县，将太平、安平、下雷三土司并置雷平县，将上龙及金龙峒两土司并置上金县。历史证明，黄绍竑的做法完全符合潮流发展和少数民族同胞的要求。

　　大力支持办好瑶民教育。清末民初，广西的瑶、苗同胞大多住在偏僻贫瘠的地方，过着极艰苦的生活。黄绍竑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些可怜的原始民族，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之下，政府自应设法教育他们，开化他们，使均能进步，成为中华民国的一员”。1928年5月，他通令全省有瑶苗县份的县长，参考清代平乐知府欧阳中鹄创办瑶学计划，创办瑶民学校，并且聘请著名文史专家和教育家刘介主持这项工作。1930年，黄绍竑离开广西，长期在广西以外工作、生活。1944年，他回广西时依然关心瑶民教育情况，询问刘介，刘介答道：“瑶民受教，成绩颇佳。”

　　宣慰内蒙古

　　20世纪初，国民政府逐步对内蒙古进行改省改县，削弱蒙古王公贵族的封建势力。这本来是顺应潮流，有利于改善蒙民生活的政策，但由于内蒙古东南部迅速开发，当时蒙民跟不上快速发展的经济节奏，经商获利远不如汉人，且当时草原受气候等地理因素影响，沙漠南移，收成变差，蒙民认为生活比改省改县前还差。一些内蒙古分裂势力伺机煽动蒙民，加上日本人乘机怂恿，发动内蒙古“自治自卫”运动。

　　黄绍竑一针见血地指出该运动“是直接间接受了日本人的煽动与指使，而为一个脱离国家统治的独立运动”。1934年10月，担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长期在南方生活的黄绍竑，冒着寒冷前往内蒙古宣慰。黄绍竑先与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商议内蒙古自治问题，获得军队的支持，请傅作义陈兵内蒙古边界，并派出李松风、贺扬林等先与内蒙古方面接触。黄绍竑此行风险不小，体现了他高明的谈判手段。11月，在装甲车队护卫下黄绍竑从归绥前往百灵庙，受到德王等内蒙古王公以上宾礼节接待。在谈判过程中，黄绍竑与内蒙古王公平等对话，充分尊重内蒙古同胞的习俗，比如按照内蒙古的习惯，备好银器、绸缎、手表、茶叶等礼物相送。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谈判，德王坚持要“自治自卫”（分裂独立），谈判陷入僵局。此时，寒冬已至，谈判的内蒙古王公带来的过冬衣食不足，加上云王请先前与黄绍竑两次会面交流的百灵庙班禅活佛出面，黄绍竑提出在三日内不能遵照中央指示原则，商定解决办法，就回南京不再等候。内蒙古各王公无计可施，其后按黄绍竑所提的方案稍加修改并予以承认，通电中央表示拥护。黄绍竑始终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原则，坚持平等、尊重内蒙古同胞的风俗习惯，初步解决了内蒙古分裂危机。此后，黄绍竑还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交了内蒙古问题报告及建议。他提出，“发挥政治力量，使蒙古人民的知识水准提高。同时发展经济建设，使他们得更大的实惠。这不仅是蒙古人民的幸福，对种族文化，国防经济，都有莫大的关系，而外蒙政治的煽诱伎俩，自更无从施展，这是政府当局最宜深切注意的问题。”

　　经略新疆

　　黄绍竑在回忆录提到“新疆是太伟大了”“新疆是中国的生命线”，深刻认识到新疆各族团结发展的重要性，新疆对中国的重要性。当时，中原地区连年内战，无暇顾及西北边防问题，新疆由内外各方势力勾结把持，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在内蒙古时，黄绍竑遇到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博士。斯文·赫定在中国新疆、西藏、青海一带探险30多年之久，他把《我的探险生涯》《万里长征记》两本著作送给黄绍竑，这两本书激发了黄绍竑经略新疆的念头。黄绍竑宣慰结束回到南京，立即着手对新疆经济、人文、地理等方面的研究。

　　黄绍竑认为，经略新疆首先要解决交通运输问题，他着重筹备汽车及司机、燃油储运、侦察地形路线三项工作。1934年，黄绍竑向国民政府申请1500万元筹备经费，获行政院会议通过、蒋介石同意，并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这笔经费主要用于车辆购置和司机训练。为了获得适合在西北使用的汽车，黄绍竑经多方对比考察，聘请富有家国民族情怀的留美专家林荣恩主持建造上海杨树浦汽车设备厂。在培养司机方面，黄绍竑特别强调“驾驶员的条件，必须具有国家民族的伟大思想，赴远投荒的勇敢精神，与严肃的纪律，坚强的体格”，安排萧仁源负责在北平、绥远招募一千名青年司机培训。此外，安排陈劲节、程章玉在酒泉做燃油储备，安排徐佛观率领参谋人员实地考察入疆路线。

　　在筹备期间，黄绍竑在南京、北平、绥远奔走。筹备工作布置结束后，黄绍竑就飞赴西安拜见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接着飞赴兰州拜见甘肃省政府主席朱一民。到兰州后，黄绍竑左脚患脚气，溃烂疼痛不堪，郁居在甘肃省政府半个月不出。不久，便接到蒋介石要求停止筹备此事的来电。停止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国民政府担心苏联介入；二是蒋介石惧怕桂系在新疆发展。黄绍竑大为失望。在整个筹备过程中可以看出，黄绍竑对新疆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为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黄绍竑在选人用人方面特别注重家国民族情怀。他收集的资料等也给后来解放、发展新疆提供了许多参考。

　　其后，黄绍竑到湖北、浙江等地主政，新中国成立前参加了北平和平谈判；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案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纵观黄绍竑的一生，他用行动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贡献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