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反“内卷式”竞争已经成为市场共识，各个行业与相关部门正行动起来，通过法治的、市场的办法治理“内卷式”竞争，稳定市场价格，依法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

“内卷式”竞争形成原因复杂，其中一个因素，是一些地方政府借助产业政策进行地区间的产能投资竞争，导致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与价格竞争。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各地政府为了本地经济增长各显神通，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高速增长阶段，一些地方政府将土地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抓手，通过出让土地发展地产，并以土地出让款与土地抵押等方式融资投资本地基建，然而这种模式会因不合理的负债而带来风险，目前已经被限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我国更加注重实体经济，通过产业政策发展新兴产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一些地方会更加扶持本地制造业，同时借助土地、补贴等招商引资，发展新兴制造业。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在我国长期并存，且产业政策有其必要性，对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有积极推动作用。但是，产业政策发挥作用应该是以竞争性政策为前提和基础。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出于对短期业绩以及本地利益的考虑，在落实产业政策时会直接投入大量要素资源扶持本地产业发展。

日本政策研究院前院长八田达夫教授认为，竞争政策是日本在战后高速增长的原因，但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日本政府开始着迷于产业政策，成为之前高速增长和后期低速增长的分水岭。这个观点曾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事实上，在高增长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往往处于快速追赶过程，竞争性更强，速度更快；而当产业进入升级和结构调整时期，往往面临旧产能过剩以及创新风险大的挑战，这个阶段政府会通过产业政策鼓励企业创新冒险和技术升级。

但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生产效率与经济增速同时放缓，而为了维持增长，就需要扩大内需。因此，产业政策往往与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一起出现，然而日本的扩张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资产泡沫化现象，产业政策也被企业利用来进行多元化扩张与资产投机。因此，我国在推动产业政策的时候，需要注意与宏观政策的协同。比如，当前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住了资产投机的趋势，但地区间的竞争仍然可能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利用产业政策进行产能无序扩张。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创新，同时，也有赖于市场整体上将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产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激励市场在选定的产业内投资于创新，竞争政策则是鼓励资源在部门间转移，通过优胜劣汰实现市场整体上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两个政策如果能够协调好，会加速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的进程。

但是，当产业政策被一些地方政府异化为产能数量型扩张，就可能导致“内卷式”竞争并减少企业利润，从而削弱企业持续投资于创新的能力。因此，需要始终将竞争性政策置于首位。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则是实现公平竞争的前提和保障。

当前，需要尽快建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与制度保障。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产业政策，可以推动企业创新与产业升级，同时需协调处理好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能够避免地方政府以破坏公平竞争规则的手段来推动地方发展，防止产业政策被扭曲为地区间竞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