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血洗污名
创始人
2025-07-08 15: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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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殉国时,副官马孝堂是离他最近的人。马孝堂也重伤昏迷,后被老乡所救。可惜可叹的是,马孝堂最终伤重不治,逝前讲述了张自忠将军殉国的具体情形:我见总司令突然向后一歪,右胸就往外喷血。总司令脱了上衣军装,让我给他裹伤。血如泉涌,溅满了我的脸和全身。我刚包扎完伤口,敌人就一窝蜂上来了!总司令命我快走开,还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心里都平安……这时总司令面已苍白,但还有些笑容,接着眼睛就闭上了。此时,日本人步兵冲到我跟前,端着刺刀向我捅来。总司令眼睛一瞪,怒吼一声站起来,用手握住敌人枪身。这时日本人一颗子弹从他小腹穿过,总司令向后一坐,紧接着又有一颗子弹从他右腮下射入……

正在检阅部队的张自忠。

北京有三条以人名命名的道路,一条叫佟麟阁路,一条叫赵登禹路,还有一条叫张自忠路。

三位将军都经历了“七七事变”,命运却各不相同:佟麟阁和赵登禹将军英勇捐躯,张自忠却在这场拉开全民族抗战序幕的战事中背负“汉奸”骂名。

将军不自辩,以血洗污名。

此后三年间,张自忠将军率部战淝水、战临沂、战徐州……直至随枣会战中,以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之职,身先士卒,冲杀敌阵,身负八创,战死沙场,时年49岁。

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十万民众为他扶灵送行。将军葬于重庆市北碚雨台山麓,山名改为梅花山,借史可法扬州梅花岭殉国并葬衣冠于岭之义。是以张自忠又被称为“梅花将军”。

也正是凭着梅花一样傲雪凌霜的铮铮铁骨,张自忠被周恩来称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守卫卢沟桥的29军士兵。

北平门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枪声,宣告了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日本侵华,从东北而来,为什么“七七事变”的枪声却在北平西南响起?

日军正式驻屯华北始于《辛丑条约》,分布于北平使馆区及战略要地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处,起初总兵力两千余人。其驻屯军司令部位于天津日本租界内的张园。

从《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至“七七事变”前30多年间,日本不断向华北驻屯军增派兵力。这支侵华日军,在各驻守地耀武扬威,像一只登堂入室的恶狼,时时威胁着华北地区的安全。

1936年4月,日本内阁向华北增兵,首次在北平派驻一个旅团,其第一联队驻丰台。自此,他们与守在丰台一带的29军37师冲突不断。

当时蒋介石认为,“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让驻守华北的29军军长宋哲元“维持华北”,“忍辱负重,委曲求全”。29军与日军的每次冲突,几乎都以29军道歉、让步了结。直至1936年9月,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丰台,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

自此,北平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中:东有日本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北有关东军驻扎在热河的重兵,西北面是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武装。这样,位于西南的宛平城便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在平汉路上的卢沟桥就是门户上的插销。

日军选择卢沟桥作为全面侵华的开端,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为29军士兵。背上的大刀是29军最显著的标志。

29军一直被国人视为抗日最坚决的部队。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29军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屈的精神,以近战、夜战歼灭日军3000多人,取得了喜峰口、罗文峪大捷。一首《大刀进行曲》,使得29军的大刀队扬威海内外。

在1937年春天,为了回应日本华北驻屯军日益频繁、嚣张的演习挑衅,29军军长宋哲元在南苑搞了一次阅兵,请各国驻华的公使和武官来观看。部队走完分列式后,宋哲元对他们提了个问题:“我们当前的敌人是谁?”

部队整齐划一,毫不顾忌主席台上的日本外交官:“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人!”此话一出,主席台上的外交官们面面相觑。日本人给29军下了这样的评语:“抗日意识深入官兵,实为性质不良之军队。”

这支抗日最坚决的部队,在国民政府的军队序列中却有些尴尬。

宋哲元原是冯玉祥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29军也是西北军的老底子。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瓦解。而此战中助蒋有功的张学良,升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遂由他出面收编了西北军残部。

29军改编成了名义上的国家军队,但既不属于张学良的东北军,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直到“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之后,29军先被派驻察哈尔,继而在长城抗战打出名气,拱卫平津,这才有了自己的地盘。

长城抗战之后,日本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竭力主张“华北自治”,妄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1935年,关东军扶植汉奸殷汝耕为首的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开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

对实际控制冀察平津的29军,日本也想如法炮制,不断对宋哲元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

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挂牌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

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几方角力妥协而生的机构,其实是个政治“怪胎”。根据当时南京政府派到29军的政训处长宣介溪的说法,“这个畸形组织之设立……完全是为了应付日军和勉力保持国土完整,不得已而产生……在骨子里虽然是为中央推行政令的特殊机构,但在外表上,则显然被认为是日本使冀察特殊化的一个傀儡政权。”

在日本人眼里它是华北自治政权,在南京眼里它是地方政府,看上去“大家满意”。实际上,这个两头买好的机构,两头都不满意。

南京政府不满意。冀察政委会虽然在名义上仍然隶属于南京政府,但用人权、财税权等均掌握在宋哲元手里,处于半独立状态。蒋介石和宋哲元从未真正互信,而是互相猜忌。蒋介石始终担心宋哲元有一天会真的宣布“自治”。

日本人也不满意。宋哲元主导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日采取的策略是“让小利保大局”“不说硬话、不办软事”,终不能让日本掌控。不过,日本人确实把手伸进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冀察政务委员会人员构成除了抗日坚决的29军主要将领,还不得不掺入了大量的“亲日分子”。这些人成了平津沦陷后臭名昭著的汉奸。

张自忠,这位29军的二号人物,就被外界视为最大的“亲日分子”。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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