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巴西模式的核心启示在于：数据资产化不是简单的技术游戏，而是需要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与分配正义三维协同的系统性工程。

　　邹平座 李益萍

　　巴西推出全球首个国家级“个人数据货币化”项目，通过法律确权让公民可将医疗、消费等数据直接变现。该项目由巴西国企Dataprev与美国DrumWave合作，依托2020年《通用数据保护法》（LGPD）及2022年宪法修正案，确立“数据主权归个人”原则，用户通过政府平台激活“数据钱包”，可自主出售脱敏数据，收益扣除抽成后直达银行账户。

　　项目实操分三步：零门槛接入政府平台开户，企业通过竞拍获取数据使用权，AI算法动态定价。试点阶段针对薪资贷款用户，预计月均获利50美元。其创新在于打破传统数据垄断，形成“政府定规+企业技术+个人受益”的公私合作模式，被视为数字时代“流量分成”的现实映射。

　　巴西能成为个人数据变数字资产先驱，源于双重法律保障与模式突破：LGPD严控数据滥用，宪法将数据权列为基本人权；政府与企业互补，既保障合规又激活市场。但争议犹存：隐私安全隐患、农村40%网络普及率导致的数字鸿沟，以及中小企业数据采购成本问题待解。项目拟通过联邦学习技术保护数据、卫星基站覆盖偏远地区应对挑战。

　　此项目引爆全球数据治理讨论，韩国、日本或跟进，欧盟亦拟强制企业支付数据使用费。对个人而言，可通过授权特定数据、担任数据经纪人或投资相关基建参与。这场革命正重新定义财富——数据主权或将成为未来经济新支柱，让每个人真正成为数据价值的主人。

　　当巴西将个人数据转化为可交易资产的试验在南美大陆引发震动时，这片数字经济的创Hehson潮正跨越赤道，能否为中国探索“数据富民”路径提供独特镜鉴？在共同富裕战略与数字中国建设的双重背景下，如何将14亿人的“数据红利”转化为普惠性收入，正成为破解数字时代分配难题的关键命题。巴西模式的核心启示在于：数据资产化不是简单的技术游戏，而是需要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与分配正义三维协同的系统性工程。

　制度破壁：从“数据管控”到“数据赋权”的政策范式革新

　　巴西项目的底层逻辑是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法》与宪法修正案，从法律层面确立“数据主权属于个人”的原则。这对中国的启示在于：需在《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数据产权—使用权—收益权”的分置制度。可探索以下路径。

　　建立个人数据确权登记体系：借鉴不动产登记模式，以区块链技术为底层构建全国统一的“个人数据资产账户”，明确数据采集、存储、使用的全流程权属关系。深圳前海已试点企业数据资产登记，可将该机制延伸至个人领域，使每个公民拥有数据资产的“数字房产证”。

　　创设数据收益权分配规则：参考巴西“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分成模式，设定数据交易收益的基准分配比例（如个人不低于60%、平台服务抽成不超过20%、政府监管基金提留20%），并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培育行动计划》等政策文件固化规则。浙江“数据二十条”中提出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可进一步细化个人参与数据分红的具体条款。

　　构建数据交易负面清单：明确医疗、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的禁止交易类目，对金融、消费等一般数据设定“知情—选择—收益”的交易流程。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已建立数据产品登记制度，可在此基础上增设个人数据交易专区，实现“数据资产化”的合规落地。

　技术筑基：以新基建打通数据价值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巴西项目通过dWallet与政府平台的无缝对接降低参与门槛，这对中国的技术布局具有直接参考价值。需重点建设三大支撑体系。

　　全国一体化数据基础设施：依托“东数西算”工程构建数据中心集群，建设覆盖城乡的“个人数据中台”，实现医疗、社保、消费等数据的安全归集与脱敏处理。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可试点个人数据“存证—评估—交易”全链条服务，利用其算力资源优势构建数据定价模型。

　　数字身份与数据钱包体系：基于数字人民币（e-CNY）钱包体系，嵌入“个人数据钱包”功能模块，使公民可自主管理数据授权范围与交易记录。成都已试点“城市个人数据账户”，可进一步整合至数字人民币App，实现“资金流+数据流”的双轨合一。

　　数据价值评估AI系统：借鉴DrumWave的数据定价技术，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数据资产估值模型”，综合用户活跃度、数据稀缺性、商业应用场景等维度生成动态定价。上海数据交易所正在研发的数据要素价格指数，可加入个人数据权重，形成更全面的市场参考指标。

　分配破题：“数据红利”向普惠型共同富裕的转化机制

　　巴西项目中每月50美元（相当于300多元人民币）的收益对低收入群体意义重大，这提示中国需构建“数据富民”的精准滴灌机制。

　　数字弱势群体赋能计划：针对农村地区（目前互联网普及率59.2%）和老年群体（60岁以上网民占比26.3%），实施“数据素养提升工程”：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增设数据资产培训模块，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代理村民数据管理，避免个体因技术壁垒被排除在数据市场之外。

　　在“银龄数字工程”中加入数据钱包使用教程，引导老年人通过授权健康数据获取养老服务补贴（如同意匿名健康数据用于医学研究可兑换医保抵扣额度）。

　　数据收益二次分配机制：从数据交易收益中提取的政府监管基金，可专项用于欠发达地区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东西部“数据鸿沟”；设立“数据普惠基金”，对自愿共享数据的低收入群体给予额外补贴（如每共享1GB有效消费数据补贴5元）。广东“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中提出的公共数据资产收益，可探索与个人数据收益的统筹分配。

　　职业数据管家制度：大力培育“数据交易员”新职业，为不具备数据管理能力的群体提供专业服务。

　　社区层面设立“数据服务站”，由持证数据交易员协助居民优化数据授权策略，最大化收益。

　　企业层面要求数据采购方必须通过合规数据交易员对接个人，避免个体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浙江义乌已试点“小商品数据经纪人”，可将该模式延伸至个人数据领域。

风险破局：中国特色的数据安全与发展平衡之道

　　巴西项目暴露的数据泄露隐患，为中国敲响了警钟。需构建“技术+制度+文化”的三维防护网。

　　零信任数据安全架构：在数据采集环节采用联邦学习、差分隐私等技术，确保“数据可用不可见”。雄安新区正在建设的“城市计算平台”，已应用隐私计算技术处理政务数据，可扩展至个人数据交易场景。

　　数据安全保险制度：强制数据交易平台购买数据安全责任险，对因平台漏洞导致的数据泄露进行赔偿。上海已推出“数据安全保险”产品，可进一步细化个人数据交易的险种设计。

　　数据伦理审查机制：在国家数据局框架下设立“个人数据伦理委员会”，对数据交易的场景合法性、收益公平性进行事前审查。参考北京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的运作模式，建立跨学科的审查专家库。

　试点破局：从区域试验到全国推广的渐进式路径

　　中国可借鉴巴西试点经验，采取“三阶段推进”策略。

　　在封闭试点阶段，选择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数据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如深圳、杭州、成都、贵阳），在特定领域开展试点：深圳可依托前海合作区，试点跨境电商消费数据的个人变现；杭州可在“城市大脑”体系中，探索交通出行数据的收益反哺；成都可结合医疗大数据中心，试点匿名化健康数据的科研用途付费。

　　在开放试验阶段，扩大试点范围至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建立区域性个人数据交易中心，实现数据收益的跨区域结算。参考“沪苏浙皖”数据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制定统一的个人数据交易标准。

　　在全国推广阶段，形成覆盖城乡的个人数据资产化体系，将数据收益纳入居民财产性收入统计范畴。目标是到2030年，使个人数据收益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达到10%以上，成为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

　　从巴西的个人数据改革到中国的数字乡村振兴，数据资产化的核心命题始终是如何让技术创新的红利真正普惠每一个数字公民。中国的独特优势在于：既有“全国一盘棋”的制度执行力，又有超大规模的数据市场容量，更有共同富裕的价值引领。当14亿人的“数字足迹”转化为可支配的“数据资产”，当每一份投资消费收入记录、每一次健康监测都能成为共享发展的支点，数字经济才能真正实现从“效率优先”到“兼顾公平”的范式升级——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制度文明与分配正义在数字时代的终极考验。

　　（邹平座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原首席研究员、中国制造业金融研究院院长；李益萍系中国制造业金融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