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方言与文化》李如龙 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

“福建的方言历来以复杂与特殊而著称”，这句话在福建本地人和外地人看来或许有着不同的感受。作为外地人，第一反应大概是福建的方言与普通话差异极大，不仅难以听懂，更难以学习。100多年前，董作宾在福建协和大学任教期间，在《闽俗琐闻》中便直抒“闽语极难学”。而作为福建本地人，对于福建的方言差异，更多的感触是“十里不同风”，一村之隔竟有可能方言不通。董作宾的感慨诚然不谬。那么，福建的方言差异何以如此之大？李如龙所著的《福建方言与文化》为读者揭示了福建诸方言形成、方言区变动和方言传播，以及方言与文化的互动关系。

福建方言的复杂性首先体现在方言的种类，“除了闽方言之外还有客方言、赣方言、吴方言和不止一处的北方方言岛”。即使同为闽方言的不同方言区，如果不是对语言学有所涉猎，大概身处八闽大地的人们不会认为彼此所说的方言同属一种方言——闽方言。身处福建以外的人们，则更不会理会这些方言片区的差异，甚至将福建的方言统称为“福建话”。

“方言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社会分裂、人民迁徙、民族融合以及山川的隔绝”，福建诸方言的形成正是例证。作者结合汉人入闽的历史阶段，阐述了三次中原汉人入闽（东晋南朝的移民、初唐的征战和屯垦、五代闽的割据）分别促成闽北、闽南和闽东方言的形成和定型，以及客方言、赣方言、吴方言在福建的传播。中原汉人三次入闽历时三四百年，各方言区形成后何以产生如此大的差异？这就涉及福建的地理因素，福建多山的地形造成的交通不便，加之封建割据，使得闽方言各方言区的交往较少，各方言区按照各自归类发生变异，进而造成差异的加剧。

“方言”一词最早出自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它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形成与演化，并被赋予不同的意象，一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更是道尽了乡愁。近代以来兴起的关于方言、民俗的研究，其时代背景是反侵略斗争下民众的救亡热情和民族意识觉醒，20世纪初的国语运动以此激励民族主义，新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的结合，也推动了方言文化的研究。方言间的巨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的信息交流，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凝聚力。国语运动并非简单的语言学问题，而是被时人视为形成国民共同体和民族救亡图存的重要环节。如果说方言是“双刃剑”，它可以加强方言片区内人们的凝聚力、认同感和归属感，那么它也可能造成不同方言片区间的壁垒乃至敌视。这种负面影响，在历史上并非鲜见。在小农经济的背景下，伴随着人口迁徙而造成对土地等稀缺生产资料的争夺，方言也可能成为双方加强各自内部凝聚力进而激发冲突的因素。因而早在国语运动时期，就试图以政治性的导向消弭方言的“双刃剑”副作用，强调包括方言在内的地方文化差异性是中华文化整体性的分支。

时过境迁，小农经济社会基础早已不存在，方言的“双刃剑”副作用也不至于造成当年的隔阂和冲突。当我们从语言学的视角来分析汉语方言的形成与传播，尤其是以福建方言为样本“解剖麻雀”，从闽方言各片区之间、闽方言与其他方言在语音、词汇方面的共通之处，揭示汉语方言的共性。这可能也是非专业领域读者阅读本书后，感到印象深刻的一点，在我们看来“言语不通”的两个方言，竟有如此多的共通之处，甚至同属于一个方言。方言的多样性体现了汉语在发展演化中不断“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宣传和保护各地方言，既留住乡音、乡愁，也留存民族语言的面貌。因此，在谈及方言时，一味地“讲古”，强调是“古音”“活化石”，是不可取的态度。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述，“研究方言的分化是重要的，但研究方言的融合更加重要。分化是起因，融合才是结果；分化是历史，融合才是现实”。

语言和文化是“相互包容、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关系”，福建方言的多样性和福建文化的多元性，也印证了这样的关系。如果仅仅论述福建方言，不仅割裂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也将目标读者锁定在语言学专业人士。正是引入文化这一参照系，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无疑扩大了读者受众群体，也为非语言学的读者提供认识语言、方言现象的另一个视角。作者通过分析福建各区方言的文化类型，并以江城文化、海洋文化、青山文化、移垦文化探索概括了闽东方言区、闽南和莆仙方言区、闽北诸方言区和闽西客家方言区的地域文化特征。

地域文化特征无疑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这既与打造城市形象和开展城市宣传密切相关，又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天然优势。地域文化特征既是多方面、关联性的，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地域文化，可以得出不同的论断；地域文化也在不断发展，不同时期的地域文化可能因为主客观因素而发生变化。因此，作者界定了他对于福建境内方言片区的地域文化解析，是“透过文化词语去考察其地域文化的特点……当然不是全面研究的结论，而只是从一个侧面见到的影像而已”。“正如地域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分支一样，地域文化也是民族文化的分支”，作者对于地域文化的态度也与地域方言一致，分化和延伸只是支流，融合才是发展的主线。对于地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弘扬，必须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背景之下，不可能割裂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不可能以一地的地域文化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正统。正是有不同地域文化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才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