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防止“逃逸式辞职”成为贪腐“避风港”。

最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直指国企领域“逃逸式辞职”问题，还披露了四川成都、广西桂林、重庆等地在防范和查办这事儿上摸索出的招数，

什么叫“逃逸式辞职”？

乍听起来，这是个很学术化的名词，其实通俗来解释：就是一些不法公职人员，用提前退休、辞职等方式，妄图逃避党纪国法的惩处，或者到原业务管辖范围内企业任职，利用原有职权影响力继续“捞取”好处。

很显然，这是一种逃避责任的“策略性”辞职：表面上是正常离职，实则玩的是“权钱交易”。

这种情况不是新鲜事了。早在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就发过一篇《深挖政商“旋转门”背后腐败》的文章，当时就提到了一些监管部门的官员，离职退休后，转身就去企业捞好处。

那篇文章里，头一回提出了临近退休“逃逸式”离职的说法。后来，这个说法越来越被大家熟知，被提炼成了“逃逸式辞职”，还入选了当年反腐十大热词。紧接着，这个热词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三次全会和四次全会上都被提及，列入文件。

到2024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专门部署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开展系统整治：“逃逸式辞职”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综合近年来查处的案例来看，“逃逸式辞职”是一种新型的腐败行为，本质是权力套现的遮羞布。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5年6月10日所公布的案例：中国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郑鹏违规投资贷款客户理财产品，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钱款，“逃逸式辞职”违规到贷款客户任职取酬。

还有，2022年7月4日公布，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退休前夕辞职，到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是“提前筑巢”“逃逸式辞职”腐败的典型。

诸如此类的公布案例，粗略数数，还真不少。

总体而言，这些行为都呈现出形态隐蔽，套路花样多的架势。

第一种是最简单的，干部在任时就干了违纪违法的事儿，想着提前退休或者辞职转岗，躲开惩罚，实现所谓的“安全着陆”。

第二种就更“精明”了，搞“期权式”交易，在位时啥好处都不收，等转岗之后，立马就“盆满钵满”。

第三种，相对危险的是，有些提前就做好打算，任期间利用职权影响力，为自己铺好“后路”，离任后，大搞“权钱交易”，妄图延续“权力余温”，利用铺设的关系网继续“捞油水”，把国有企业资源变为私有领地。

第四种，更隐蔽的是“影子股东”们，通过代持、信托等金融工具继续吸血。这就像“病毒变异”：传统受贿是明抢，“逃逸腐败”则是潜伏感染，破坏市场公平，更让群众质疑反腐成效。

不管哪种花样，逃逸式辞职频出，已经充分说明反腐败压倒性态势确已形成。

今后，反腐败只会越来越严，这些不法之徒，正在被逼从原来的寻租场域中退出。

毋庸讳言，“逃逸式辞职”就像一场精心策划的“胜利大逃亡”，假借“市场行为”掩饰权钱交易本质、采取“层层嵌套”为腐败披上“隐身衣”。

这些都为反腐败斗争的策略和技巧提出新的课题。

6月以来，中央纪委多次表态，要彻查干部辞职前3年的行为，盯紧干部在岗期最后几年的审批权、项目权、人事权。

就拿这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文章内容来看，各地已经总结形成了许多制度性经验，比如利用大数据平台和数据分析系统，“穿透式”深挖细查涉案人员腐败问题，重点核查领导干部离职或退休后是否到原业务管辖范围内企业任职，建立离职前审核制度等。

例如，湖南省纪委监委全面起底省管企业“逃逸式辞职”问题线索，针对2024年下半年以来十二届省委第六轮巡视发现的8家省管企业“逃逸式辞职”问题，目前已协调地市级纪委监委指定管辖有关问题线索10余件。

再有，重庆市九龙坡区纪委监委联合相关部门单位打出“监督+教育”组合拳，利用大数据赋能监督的优势，实时动态防控。目前，该平台汇集全区57家区属国企全量数据，已推送预警信息315条。

还有，成都市纪委监委正在推动市属国企建立离职前审核制度。按照“先审后离”“谁用人、谁负责”的原则，对其离任岗位涉及的相关经济责任事项开展审计，强化重点领域、关键岗位人员监督。总之，一些国央企“逃逸式辞职”频发，反腐形势严峻，这场较量，恰如“猫鼠游戏”的升级版：老鼠学会装死，猫就必须进化出热成像视力。

伴随反腐“工具箱”越来越精密，“逃逸式辞职”最终将从“灰色通道”变成“死亡隧道”。一场清理门户的风暴刮起：离职不等于安全着陆，反腐没有“退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