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村里来了七个插队的知识青年。村上人管他们叫知青或插青。他们被“分”到各家同食，晚上则分男女合住：男的睡仓库，女的睡在小学部。这些来自南宁市区的年轻人，有的戴着眼镜，有的不戴，都说普通话。我爸当时是生产队长，他用半通不通的普通话同他们交流，关心他们生活，安排他们工作。村上的光大哥，在小学教书，会说普通话，时常帮我爸，交流总算不成大障碍。这些年轻人也肯学，几个月下来，逐渐听懂了我们村的土话，慢慢地，也能用土话和村上人交谈。

　　“分”到我家的是位大姐姐，姓穆，讲话声音很好听，人也勤快，常主动帮我妈做家务。我爸让我们叫她穆姐姐。她每次回南宁看望父母，返回时总会带些糖饼和小人书送给我们。我爸我妈怕亏待她，久不久弄些我们认为好吃的上桌，如糍粑、蒸米粉、南瓜粥等。

　　那时候村里生活不易。我们村属平原区，有田有地，种的是水稻、玉米、木薯、红薯、花生等，粮食基本够吃，但因为要保障集体化生产、保障统购统销，没有个体经济，也没有自由市场，养殖业几近于无，要想拿到现金，只能靠节省些粮食偷偷去地下市集换钱。所以，一年到头，除了过年过节，我们都闻不到肉味。这些插队知识青年，十七八岁年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如果留在城里生活，有父母养着、疼着，健康成长不成问题。但来到我们村，就成了问题。我爸从不安排他们干苦活、重活，时常批准他们请假上街购物。因为他们上街一定会吃有肉的米粉，增加肚里的油水。

　　如何让这些年轻人在村里吃上肉？我爸对此毫无办法。

　　新思路源于一次抗洪工作。

　　这年七月，我们村遭遇山洪，村后和村左、村右三面都被水浸了，汪洋一片，只露出较高的畲岭。水势消退后，我爸叫来生产队会计，要去畲岭捉老鼠。一片大水如同汪洋，怎么游过去？生产队有两口大大的铁锅，听说是办大食堂时期留下的，早废弃了，就存放在生产队仓库里。我爸让人把它们扛出来，用它们当船，渡水去畲岭。

　　我爸和会计各坐一口锅，拿扁担做桨，朝最近的畲岭划去。到了畲岭，他们把铁锅拖上岸，便提起木棍去寻老鼠。老鼠是“四害”之首，但肉可吃。它们还真不少，一拨开庄稼或草丛，就四处逃散，却又因为四周都是水而无法逃掉。我爸和会计见着老鼠就打，打完后，挑选大只的，丢到水桶里，回来时装了满满一大桶。

　　我爸叫光大哥几个人过来帮忙。他们把老鼠埋进石灰里，让石灰粉渗入老鼠的皮毛，然后把鼠毛褪干净，再用清水洗几遍。开膛破肚后，把老鼠的内脏和鼠头、尾鼠和四爪全扔掉，连皮带骨砍成碎块。一番爆炒，再焖上一阵子，两大盆香喷喷的老鼠肉便端上了桌。

　　这个时候，七名知青也被请来了。听说要吃老鼠肉，他们很是惊讶，都不敢吃，筷子只落在其他配菜上。

　　我爸鼓动他们，说这是正宗野味，营养可高了，比鸡肉还滋补，“一鼠顶三鸡”，不要怕，放心大胆吃。

　　经我爸几个人轮番动员，他们终于敢尝试，尤其是四个男生，连连下筷，吃得津津有味。到后来，他们还嫌吃得不够爽，到我叔开的小卖部买来米酒，一醉方休。穆姐姐最后一个动筷，也吃得乐呵呵。

　　从此，这些知青对老鼠肉视如珍宝，见老鼠就抓，或炒或煎或烤，还吃出了新花样。他们更喜欢田鼠，干净而肥硕。待到秋冬时节，稻谷收割了，他们到田野去寻，见了鼠洞不是用火熏，就是用水灌，浓烟滚滚，田鼠哪憋得住？被逼从洞口爬出来，还来不及跑就被擒住了。

　　几年后，穆姐姐和其他知青通过招工或升学相继回了城，渐渐地都失去了联系。

　　可是，这个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想不到我们还有缘相聚。

　　我儿子大学毕业后入职城里的一家科研单位，他处室一位领导的母亲竟然就是穆姐姐。这是我儿子应邀到他家做客时聊天得知的。儿子高兴得当即打我手机，穆姐姐跟我通话，问我们村的情况，问我爸情况。我爸快九十岁了，穆姐姐决定在我爸生日那天来为我爸祝寿，顺便看看村里的发展变化。

　　我把这好事告诉我爸，我爸转头吩咐我弟，说要抓几只大田鼠，届时来个鼠肉焖黄豆。

　　我弟为难了，现在田鼠难得一见，去哪里找？

　　我爸不听我弟废话，要求一定要找到，否则，打断他的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