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朱海就

交易成本通常被理解为“既有制度运行的成本”，这一理解并不符合经济学对“成本”概念的定义，即成本指的是“机会成本”。另外，在经济学中，成本总是与“选择”有关，而不是与“运行”有关。下文，试图基于“合作秩序”的概念，从“制度选择”的角度重新理解交易成本。

如前所述，新制度经济学所理解的“交易成本”是既有制度运行的成本，它等同于既有制度下，所有个体在所有的交易中发生的费用的总和。这样定义的交易成本等于一个社会总产出，是没有经济学意义的，需要被重新定义。虽然交易成本的概念可以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可靠的定义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符合经济学的逻辑，二是具有经济学的意义。

交易成本作为“成本”概念，总是与“选择”有关，因此它是人们看到新的、可能的“制度选择”机会时才会产生的。假如人们没有看到新的制度选择机会，而是满足于既有的制度状态，那么就不能认为有“交易成本”存在。这意味着，假如人们满足于既有制度，在既有制度下交易产生的“成本”，不能被视为交易成本。也就说，交易成本概念需要一个“参照”（新的选择）：相对既有制度，合作秩序得到改善的状态。这个参照是因为人们的“欲求”而产生的。假如人们对合作秩序的改善没有欲求，那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参照”，从而也就意味着既有制度没有“交易成本”。相反，当人们有了这样的参照时，既有的制度就意味着存在交易成本，也即，不像新制度经济学家说的那样，既有制度天然就意味着交易成本。

对既有制度的“交易成本”的意识，也是产生新的、改善了的合作秩序的条件。这种意思越强烈，产生新的合作秩序的可能性越大。经济学家的作用，其实就是把这样的“参照”提供给大众。当然，由于经济学的贫困，“参照”也可能发生错误，人们把导致既有状态恶化的“社会目标”作为参照，这会产生更为严重的交易成本。

把交易成本（制度成本）理解为既有制度运行的成本，这是对交易成本概念的“客观化”，是客观价值论。当人们意识到他们有新的制度选择时，他们才会认识到既有制度的交易成本，为了拥有新的制度，他们必须放弃从既有制度中得到的收益。当人们认识到他们有新的选择时，他们会把既有的制度的收益，与新的制度选择的收益进行比较，这个收益的差才是交易成本，也即为了获得新的制度而支付的成本。因此，交易成本指的是存在着与新的制度发生交易的可能时，才产生的成本。假如没有这种交易的可能发生，也就意味着不会有交易成本。

所以，交易成本是使既有秩序朝着合作秩序方向改善的成本。合作秩序的改善不是自然的，而是个体付出努力的结果：假如人们没有为合作秩序的改善付出努力（对个体来说，往往意味着暂时的牺牲），那么合作秩序的改善就不会出现，同时，这也意味着个体的境况不会改善。

一个改善了的合作秩序相当于一件“新产品”。就像获得新产品要支付成本一样，一个社会要拥有改善了的合作秩序，也有成本。只有当人们愿意为此支付成本时，那个改善了的合作秩序才会出现。

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应该认识到，假如合作秩序没有得到改善，成本是很高的（但是作为机会成本，它是看不见的），因此，支付交易成本来改善合作秩序是值得的。当然，这还需要人们“认清改善的方向”。因为只有在“正确”的方向（即改善合作秩序的方向）上付出努力，合作秩序才能得到改善。假如方向弄错了，比如把王权专制、计划经济、取消私有财产权或强化社会管制等等作为“改善的目标”（用上面的话说，是“参照”发生错误），那么大众的境况就会恶化，甚至会发生流血革命，这在历史上经常发生。以恶化的合作秩序去交易既有的合作秩序，属于“错误的制度交易”，它产生的“交易成本”比正确的制度交易高得多。

因此，交易成本是一个与“理性”（选择）相关的问题。一个社会最为重要的“理性”，就是在制度选择上的 “理性”，即选择有助于改善“合作秩序”的制度，这样的选择（制度交易），虽然产生了交易成本，但是使个体的普遍境况得到改善。假如缺乏这种理性，选择了使合作秩序恶化的制度，那么，尽管会产生交易成本，也没有使普遍的境况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