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岳阳发布

照相业的匠人传承与时光印记 

洞庭南路百年故事之二

□刘衍清 吴健体

照相技术于1844年由法国人于勒·埃及尔传入中国澳门、广州，从此逐渐由南到北，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扩展。岳阳的照相业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光绪十八年(1892),距今已有133年。笔者近日查阅相关资料，先后走访了几位90多岁的照相业老前辈，并根据作者个人亲历回顾岳阳照相馆用光与影凝结的故事。

羊叉街开启光与影的序幕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岳阳人汪继真在县城羊叉街开设了照相馆，一直未命名。因当时科学知识尚未普及，有人传言照相底片是用红色药水冲洗的，系摄入了人体的血液所致，群众信以为真，误以为照相会吸血、照了折寿。因此照相的顾客日渐稀少而歇业。

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江水师兵营炮舰驻扎岳阳，其水师首领之子余松斋（湖北人）酷爱摄影，遂由其父送到武昌黄鹤楼显真楼照相馆当学徒。宣统末年（1911年），余松斋艺成回岳，与汪继真族弟汪继成（又名汪剑溪）合伙在与羊叉街交界的油榨岭开设了“玉壶冰”照相馆。1913年，棚厂街小学教员汪幼孚三子汪洁吾在“玉壶冰”照相馆学习三年后，与二兄汪慎吾在县门口开办了“容华”照相馆。汪家兄弟经营有方，照相业务越做越活，遂于1930年分设照相馆，由汪慎吾花光洋二千三百元置羊叉街何某房屋一栋开“容华”照相馆，汪洁吾则仍在老县门口开设“荣华”照相馆。

除余松斋的“玉壶冰”、汪慎吾和汪洁吾兄弟的“容华”“荣华”以外，湖北人吴新庭、吴金元兄弟和孙凤池也先后来岳阳开设了照相馆。其中1927年由湖北鄂城进入岳阳的吴新庭、吴金元兄弟与负责管理岳阳楼的道长签约，进入岳阳楼两侧的“三醉亭”与“仙梅亭”，分别开设了“天然”和“金元”照相馆。

由于岳阳城关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外来商旅众多，而当时下火车后，岳阳城内只有经先锋路、塔前街、羊叉街、天岳山、南正街过吊桥至岳阳楼一条“直肠子”街道。因此，随后一些照相行业从业人员开办的照相馆大都分布在这条如今统称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的老城区域。除“玉壶冰”“容华”“荣华”以外，还有天岳山的“楚华楼”、油榨岭的“留真”、吊桥的“宛在轩”及后来羊叉街的“银星”等照相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机多次轰炸岳阳城，迫使居民疏散，商铺关门。1938年日寇侵占岳阳前夕，“容华”“荣华”“玉壶冰”分别迁往岳阳县渭洞、华容县注滋口。其他迁往沅江南大膳等地另谋生计。只有在“天然”“金元”吴氏兄弟店里担任照相技师的叔叔，不放心两位侄子的家业，执意留下守店，结果因抵触日寇被枪杀。日寇占领岳阳8年，只有“大冢”等两家由日本人所开的照相馆（分别开在油榨岭和茶巷子）靠拍摄所谓“良民证”上的照片盘剥难民。

抗战胜利后，岳阳照相馆业主陆续复业。其中湖北人孙凤池在岳阳楼下开设了“银光”照相馆，其子孙建民在羊叉街开设了“银星”照相馆。另有赵考寿在茶巷子开设了“远东”和“唯一楼”两家照相馆。城区内照相业全部经营日光黑白照相，内置玻璃摄影棚，采用蓝布、白布活动调光，照相机一般为德国产蔡斯、“蔡纳”镜头，摄影使用德制“埃克法”和美制“柯达”胶卷，也有使用“柯达”颜料色谱，在黑白照片上手工加绘彩色。也有摄影师走出店门，串街入巷，上门拍照，收费一般略高于店堂，2寸照银圆6角，4寸照则价格加倍。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稳定，岳阳城里的私人照相馆发展到23家，设备仍较简陋，借用日光在玻璃棚内照相，用活动木制框玻璃架印相。底片与相纸夹在架内，计时以口报数字为准，用日光曝光，用红纸贴在煤油灯上遮住光线洗相。1956年公私合营，合为7家公私合营照相馆。随后又精简到“天然”“湖山”“容华”三大照相馆。随着城区普及供电照明，照相工艺有所改善，布景式样增多，摄影效果增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照相工艺有了改进，开始用自动快门电光照相和红光电灯洗相，并采用了电子定时印相机印相，操作比较灵敏方便且质量可靠。1970年开始，位于南正街的“旭日”照相馆开始经营照相器材。但在那个特殊时期，讲美即是“封资修”，店里规定只能拍正面照，只能着青、蓝和绿色服饰照，布景、姿势、发型等均有限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照相行业迅速发展，“光和影”的照相技术和原来可望而不可及的照相器材也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

照相人不为人知的故事

照相机普及之前，岳阳城区从事专业照相的人并不多，从清末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照相馆从业人员仅发展到62人。即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6年公私合营，照相馆在册员工也还只有70人。在这人数极少的队伍中，人们很少知道他们的故事。在搜集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百年故事的过程中，我们从中撷取了几朵浪花：

1945年日寇投降后，逃难回来的吴新庭在靠岳阳楼三醉亭恢复了“天然”照相馆的营业。吴金元在仙梅亭的“金元”照相馆也重新开业。1948年，原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一行军政要员，来岳阳楼游览后拍照合影。当年“天然”照相馆的吴新庭支起老式相机座架，看着荷枪实弹和全副武装的军人，心里异常紧张，慌忙中将6寸胶片暗盒当作8寸暗盒使用。

当照片洗出来后，才发现底片小了，合影人群中两边站立的人物有些未照进去。当时吴新庭一家人吓得差点跑路。随后勤务兵拿照片，看见中间坐着的白崇禧等要员在其中，便匆匆拿着照片走了，幸免了一场灾祸。

而“银光”照相馆的孙凤池却没有这样幸运。他在抗战胜利前夕，为了养家糊口，背着一只沉甸甸的箱子，装着简易的照相洗相设备来到岳阳城里，慢慢积累开了一家“银光”照相馆。“文革”中，他不经意间说漏了一句话，让人知道他在武汉黄鹤楼照相馆做学徒时曾给前来游览的蒋介石拍过一张照片。被人揭发后当即被审查关押，送到农场监督劳动半年之久。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岳阳照相馆从业人员主要是汪氏家族，有汪继真、汪继成、汪洁吾、汪慎吾等。而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岳阳城区照相馆吴、孙两姓几乎占了半壁河山。当年照相行业公私合营时入册的只有70人，而吴家和孙家子孙后代从业者众多，如吴新庭、吴金元、吴继昌、孙凤池、孙建民、孙建丽等，称得上是照相世家。

那个年代，照相业作为一门技术活、经验活，拍照讲究用光和角度，冲洗须经多道复杂工序。入行照相技术工种需要3年学徒期，照相业的摄影师、暗室师、整修师（修版）、着色（彩色）师等都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因此过去的照相从业人员多系家传。后来岳阳城区照相业纳入国营，在商业系统属于特种行业。

“天然”照相馆吴继昌老师傅，练就一手修底片绝活，全凭一双巧手，用简单的铅笔、毛笔、修复刀勾勒出底片完整轮廓。尤其是顾客照相时眼睛眨了，他能在底片上修复好，避免顾客重新照相。

在老一辈照相馆师傅中出现了一大批照相高手，他们为顾客拍摄的各种人物照片，有的被作为样板展在橱窗里，成为当时除电影、戏剧之外岳阳城头唯一的“街头文化”，也成就了不少爱情佳话。如当时一位“姊妹理发店”的女理发师，因面容姣好被拍成模特展示在照相馆的橱窗内，引来不少追求者，不久这位“理发西施”就被巴陵戏剧团的一位名角追求。还有从羊叉街“容华”照相馆调到“岳阳楼”照相馆的戴阳生为当年下放君山茶场的女知青谢元元拍了一张英姿飒爽的女民兵形象展在橱窗内。60多年过去了，人们仍对这张英姿飒爽的照片记忆犹新。

光与影凝结成的时光印记

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时代的发展，岳阳国有照相行业逐渐衰退。原“旭日”照相馆老员工文光楚成为行业第一个敢吃螃蟹的开拓者，他独自跳出国营行业，干起个体照相。之后开设“青春”和“巴黎”照相馆，在岳阳城区名噪一时。接着，曾当过摄影公司一把手的陈汉湘也在南湖大道开办了一家“迎宾”摄影社，凭着他高超的摄影技术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连市里每次重大的领导接待活动都是安排他担负集体合影任务。

随着市场全面放开、科技进步和数码摄像技术的飞速发展，照相行业的门槛不断降低，便利的小型数码照相馆出现在街头巷尾，尤其是手机照相功能的普及，使得传统的国营照相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市场化。2010年，全市商业系统原有企业与人员实行全体改制，目前仅南正街“旭日”照相馆还保留这块招牌，由全市照相行业第一个加入党组织的女共产党员、国有摄影公司最后一任党支部书记孙建丽延续岳阳照相业百年来的经营业务。孙建丽16岁就继承老父亲孙凤池和兄长的事业加入照相馆工作，从事过照相、洗相、放相、修相、修底片、彩扩等工作，是个传统照相馆的“全褂子”。她在国有摄影公司所有员工得到安置后成为“旭日”照相馆的最后一名值守者。今年68岁的她不管刮风下雨，每天一早坚持打开店门迎接顾客，此举既照顾了几代人凝成的照相情结，也为洞庭南路老街留下了百年历史文化印证，楼上还保存着几代人用过的照相器材。

过去百年，汪继真、汪慎吾、吴新庭、吴金元、孙凤池、孙建民、方继建、杨建君、严望开等照相行业的前辈们用光和影为千千万万的顾客和他们的家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那一张张用双手拍摄洗印的照片在人们心中凝结成永不褪色的时光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