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人多则国富？

“人口红利”是一个这几年特别流行的概念。

然而，苏轼肯定不相信这套理论。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古代思想家都把人口看作财富。比如春秋战国时，管仲、商鞅都积极的出台政策吸引移民。但我却坚决不同意这种观点。你看，隋朝人口众多，不也二世而亡吗？我们大宋朝人口众多，百姓过上富裕生活了吗？不过是方便官府征收徭役罢了！从事生产的人少，食税群体庞大，所以国库匮乏、民间贫困。这难道还不值得深思吗？

苏轼认为，国家的贫穷富有，并非取决于人口多少，而是取决于有多少人从事生产。像北宋这样，遍地“冗官冗兵”，百姓生产的财富不足以养活庞大的食税集团。人口的增加，又如何能带来富裕繁荣？

我们现代人很容易把苏轼的逻辑再推进一步，那就是国家的富裕繁荣并不取决于人口多寡，也不仅仅取决于苏轼说的生产性人口和非生产性人口的比例，更取决于资本、技术和生产力。

如果“人口红利”真的靠谱的话，印度应该是比瑞士更加富裕的国家。如果人口红利极度重要，那些北欧小国应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如果人口红利真的那么诱人，每个国家都会积极地吸引移民，但事实恰恰相反。

哪怕是那些鼓吹人口红利的专家，也并没有鼓吹移民政策。

02

无为红利

苏轼看到的是百姓的贫困，而历史书中的宋代，却有着空前的经济繁荣，这主要是源于宋代和其他朝代的对比。就像美国的经济很强大，但也有大量的普通人过着《乡下人的悲歌》里的那种生活。

宏观数据没有错，文字记录也没有错。强大与繁荣是真实的，贫穷与悲惨也是真实的。

那么，宋朝的经济繁荣从何而来？历史学者谌旭彬在《大宋繁华》一书中给出的解释是，关键在于“人口红利”。唐代人口峰值为7千万，北宋却达到了1.4亿。“人口红利”是怎么带来经济繁荣的，谌旭彬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而是笼统地说：

“劳动力激增又助推精耕细作，带来粮食亩产的提升。”

这个逻辑并不让人信服。以几十年前的乡村为例，一户人家生八九个孩子，人口增加确实可以助推“精耕细作”，但并不能让一个家庭走向富裕。因为边际收益递减，新增在土地上的劳动并不能带来收益的不断扩大。

同样值得质疑的是：如果人口众多能给经济领域带来“人口红利”，那为什么没有在战争中给宋朝带来“军事红利”？答案很简单。经济中重要的是生产力，军事中重要的是作战能力。人多并不必然的富裕或者强大。否则印度就应该是一个发达国家。

其实，人口众多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谌旭彬《大宋繁华》中并没有对“人口红利”做详细解释，反倒有大量篇幅在论述“无为红利”。

“无为红利”，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我无事（统治者不折腾）而民自富”。用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来说，就是统治者在经济领域尽可能少的管制，反倒会带来最大的繁荣。

在宋朝，因为官府对经济管制少，空前的经济自由带来了经济的蓬勃发展。比如说，宋朝不限制土地买卖，土地集中产生了规模效应，带来了耕牛和铁质农具的普及，还刺激了民间兴修水利的热潮。再比如说，宋朝的官员相对尊重市场的力量，较少进行价格管制。哪怕是灾荒时期，范仲淹等名臣也通过放任市场粮食涨价来吸引更多的粮食供给。他们擅长用市场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另一位历史学者陈季冰也认为，宋朝经济繁荣的一大关键在于政府的“无为”。宋朝没有搞“重农抑商”，对工商业较少限制，对奢侈性消费也没有进行打压。还废除了宵禁制度，有了夜市的繁荣。

“无为红利”的解释显然比“人口红利”更有力。用经济学理论来概括，就是：越自由，越繁荣。

03

认知红利

关于宋朝的经济繁荣还有一种猜测，来自《中国货币史》的作者彭信威先生。他认为，宋代的文化繁荣与经济繁荣同时发生，这并非巧合。

彭先生没有分析文化繁荣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们对此却多有研究。比如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菲尔普斯就说，对于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的，是人们的才智和创造力。

繁荣的文化，既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创造力，也能够起到解放思想、刺激创造的作用。而经济的腾飞，常常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

经济史学家们研究发现，从17世纪开始，伴随着启蒙运动，欧洲社会对于商业、创新有了全新的认知。人们从过去的鄙视商业、排斥创新走向了推崇商业、拥抱创新。这场认知革命，带来了后来的经济腾飞与工业革命。

可以说，经济的繁荣，是认知革命的红利，是自由开放的红利，是市场机制的红利。

允许人们自由地思考、交流、创造、生产、投资、协作、贸易，才是一条通往富裕繁荣的道路。

参考文献：

苏轼《国学秋试策问二》

谌旭彬《大宋繁华》

陈季冰《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

费尔普斯《大繁荣》

麦克洛斯基《企业家的尊严》

（转自：亮叔行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