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这部再版的大作，兴奋之余更多的是感慨，这部著作首次出版还是2000年，二十五年光阴瞬息而过，这本书、这个论题几乎被人忘记了，甚至有些以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妇女史领域学术发展为题的文章，也想不到还有这样的一部书，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故意，而是真的忘记了。所以，能认识到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并予以再版，要特别感谢的，是广西师大出版社。

这是一部厚重而且独特的著作。厚重是不必多说的，只要拿起书来翻看一下目录，就能感受得到。但我更强调的，是它的独特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也做社会史，也做妇女史，但我们通常做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时，是没有这样做、这样写的。

我想，这应当从头说起。

我1985年初次与郭松义先生相识，是因为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邀请他，来担任我的硕士论文答辩评委。王先生那时候还叮嘱我，说按照老规矩，从此我就是他的门生了，要我好好跟着他学习，我也确实一直是这样，以门生的身份与他相处的。再没想到的是事到如今，转眼竟是四十年。

与郭先生有深入接触，自1992年始，那年我从中央民族大学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成立的、由郭先生任研究室主任的社会史研究室，那是郭先生遵从历史所之命，组织人马建立的一个新的学术班子。改革开放初期，大门刚刚开启，外部世界的各种新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汹涌而至，却大多是支离破碎、扑朔迷离，虽然我们研究室的其他几位学者包括我，都比他年轻，但都是从其他传统史学的领域转来，都不知道国内社会史研究应该从哪里起步，它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一切都只能是尝试。

想不到的是，第一个起步的是他。他就真的捡起妇女史这个当时并不为人看好的题目了。虽然他当时在中国经济史领域已经卓有成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已经是中国经济史学会的副主任。

从传统史学的政治史到社会史，不是仅仅改变研究题目那么简单，它涉及史观、研究范式乃至史料、文字表达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内容，这是我在社会史研究领域沉浸挣扎很多年才逐渐明白和体会到的。如今回首，我最钦佩的，是郭先生的实干精神和勇气。记得他当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管结果如何，先做起来再说。

事实上，在决定撰写这部以清代婚姻为题的作品之前，郭先生对于社会史，已经有了比与他同代的许多学者更多的接触和储备。早在1994年，他就已经与当时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李中清教授以及王丰教授合作，编写过《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这也许便是所里任命他为新成立的社会史室主任的原因吧。我调工作进入社科院之前，就曾为他翻译过一些相关的英文论文和信件，大多是与历史人口学有关的内容。他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历史再不能总像过去那样写了。说到底，这是我下决定离开我的母校和老师，参加他这个学术团队的原因。我也因此而亲历他撰写这部书稿的过程，并从中学习到太多的东西。

特别提起这些，是因为回忆起当年草莱初辟的艰辛，想以此来纪念曾为社会史在中国的发展付出过心血、克服过种种质疑和阻力的前辈学者，郭松义先生正是这一代学者的代表，这部带有着这个新旧交替时期的鲜明特色的大作，尤其是这个转折的一个典型，其中包含了太丰富太复杂的内容。

本书写的虽然是婚姻，是写婚姻必然带入进来的女性，但它与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在那个时期正蓬勃兴起的女性学、女性史，却完全不在一个脉络上，具体地说，根本就不是一路写法，当然，也不是一种想法。所以，它很容易被那些做女性学的学者忽略掉，而这种忽略是非常可惜的，甚至可以说，是她们的一大损失。

但是，它也不是通常人们以为的那样，是一个男学者，以男性视角，为中国女性在历史中的地位和所发生的作用所写的书。它提出的问题和采用来分析问题的方法，在有些方面，也与传统政治史的做法迥异，抱着固有的成见来对待这部著作，便无法看出其中最具创见之处。

二十五年之后再读此书，特别有感触的是如下几点：

（一）对清代婚姻的全面阐释

郭先生是将婚姻置于婚姻社会圈来阐释的。开宗明义，他就指出，婚姻是受到当时的道德、法律、传统习俗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制约的一种行为，而且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婚姻的社会性反映在选择配偶上，就是通婚的社会圈，并且同比出现了一个个命运与共、利害攸关的不同阶级、不同层次的婚姻圈以及由政府制订的或者由传统社会沿袭而来的各种对婚姻的限制，如良贱不得通婚、旗民不得通婚（我保留对他这段阐述的一些异议）以及禁止民苗、民番和蒙汉结亲等规定。他运用从各种史料文献辑来的当时人记载的婚姻事例，来讲述嫁娶必论门户的习俗，还讲述了那些曾经通行但今人已不采用的婚姻形态，如中外表亲婚（包括姑表婚和姨表婚）、士绅层的世婚制等。除此之外，还有童养媳、男子入赘以及纳妾等行为，都是在当时并没有被官方明令禁止，但在如今的婚姻中已经不允许存在的情况。

仅仅能将这些五花八门的婚姻样式罗列出来，这部书就已经很有意义了，但是本书的价值绝不止于此。郭先生的重点，是分析产生这些五花八门的婚姻形态的时代背景，他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明清时期还是一个沿袭了皇权统治的传统社会，但在它的内部，却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剧烈变革，这个深刻而沉重的变革，在婚姻上也有体现。

这种体现主要有三点：

一是更加强调婚姻要以契约为凭，而且不断趋于规范化。到清朝晚期，官方更是明确规定婚书需由政府发放，使其完全纳入法律的规范之中。这一方面反映了夫妻双方家庭对于婚姻的重视，从另一方面说，也反映出到传统社会后期，社会上各种矛盾交织，不确定因素不断增长，导致的婚姻关系的不稳定。

二是嫁娶论财之风盛行。郭先生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将这种风气简单地归结为一种风俗，而是将其置于社会圈内，认为这种风气的兴起，是对门第婚以及以门第婚为基础的世婚制的冲击。他花费了大量精力，查阅了他可以查到的大量地方志和笔记、年谱等各种史料，一一列举和比较了从清到民国时期，全国各地婚聘财礼的具体数额并且列表说明。这的确如邱源媛教授在书后的推荐语中说的那样，在“前数字化时代”手动拣出几十万条史料并予以排比分析、总结提炼，需要付出的是非同一般的体力精力，而这里列举的财礼数额列表，仅仅是书里大量存在的统计列表中的一例。郭先生所做的很多叙述和结论，便是在这样用辛勤爬梳获取的史料基础之上做出的，这使本书的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严谨性。

三是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对婚姻造成的影响。郭先生指出，自明以来，特别到了清代，随着生产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以及政府在财税政策上的变化，例如由实物赋役更多地向货币税转化，由力役向出钱雇役转变，以及实施一条鞭法和摊丁入地等，使商业和商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农民缴纳田赋、代役银，都需要货币，都要靠商业和商人来运筹调剂，从而凸显了流通领域的重要性。商业分工愈益细密，商业的财富积累达到新的高度，各类巨商大贾不断涌现，如此等等，均有形无形地提高了商人的地位。这些议题，本来就都是郭先生多年来辛勤耕耘的领域，操练起来驾轻就熟，有着比其他学者更雄厚的基础，以及对这个议题的特殊的洞察力和敏感性。至今仍然记得，当年我和他一道去辽宁乡下做田野，他曾向当地人详细询问“拉帮套”等移民在婚姻中的习俗。所以当他在书中谈到不同状态的移民，婚姻也有不同的方式时，会专门罗列“单个客民的异地婚姻”和“群居客民的婚姻”，针对他们的不同特点来分别予以描述，显示出他对这个领域的熟悉程度。尤其是，他还特别关注了随着向国外移民的增多，在明清时代，出现了涉及地域更广的跨国婚姻的情况。

1998年，辽北田野考察。左起：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

总之，早在进入婚姻史、女性史这个题目之前，郭先生就在研究中提到过清代社会的重商倾向，以及因此而导致的阶级、阶层之间的激烈分化，在很多人仍沉溺于对康乾盛世的钦慕之时，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繁盛掩盖下的社会动荡不安和人们的焦虑，所以提到明清之际的婚姻，他会先去分析引起婚姻变化的原因，以及与社会风气的关系。例如，他谈到当时南北各地都出现了一批“力农致富者”，他们原来可能就是普通农民，但经济实力却在上升，甚至远远超越了下层绅衿以及没落的名门望族的子孙。经济地位的加强，促进了他们谋求政治身份的欲望。除了送子孙课读，通过科考入仕外，便是与有门第的人家结亲，将此作为抬高身份的一种方法。当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多，成为一种风气的时候，就对传统社会婚嫁首重门第的观念，形成了一种冲击。

郭先生指出，清代商品经济虽然在总体上仍依着于传统经济，但从本质而言与传统经济格格不入，而且必然要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表现出来。具体到婚姻关系，譬如越来越多的官商联姻，就是因商品、贸易的发展而越来越普遍的。最先出现的是那些与官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商，他们很早就涉足盐、铜、边贸等具有专业性的行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晋商和徽商。

（二）选择和运用史料的方式：以人口统计为例

作为一个受传统史学训练多年、功力扎实的学者，郭先生在广泛搜求史料上所下的功夫自不必说，使用史料的方法之纯熟也非初入行者可比，他在这本书中，不仅是在提出自己论点时，将史料作为证据，更主要是用史料来做统计，这就是他独具的特色了。

凡治史学的人都知道，要想从汗牛充栋的史料中拣取一条或几条，来证实自己言之有据，这并不难，但用大量事例来说明一件事实、一个情况，就要费大量功夫了，何况有的时候，需要的还不仅仅是几十条、几百条，甚至要用成百上千条，来证实一个问题，这便是历史统计学被推崇的一个原因了。郭先生有着与历史人口学家多年合作的经验，深知其中的利弊得失，并且把这些方式运用到这本书中。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各种统计表在书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尤其在讨论男女婚龄、聘与婚的时间间隔、不同地域不同阶级的婚龄差别等问题上。在本书第四章“婚姻地域圈”中，他提到研究通婚地域半径的重要性，也提出研究这个题目时，资料零散且不完整，为此他不惜工本，搜罗了多种资料，专列一节“几组不同资料的统计分析”，包括了族谱和各种档案史料，还有地方文献。这个情况说起来容易，很多学者和年轻的博士硕士，说起自己所用史料时，往往也是这样一套，可是，郭先生的做法，与大多数人是不一样的，他用藏于一史馆的乾隆朝《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时，是将该文件中所涉四百八十三对夫妻，一一做了比对和统计的。至于年谱，他查阅了一百部。在计算机尚未普及的条件下，完全用手和笔，其耐力和毅力令人感佩。我甚至想问，在当下，还有没有人肯下这么大功夫来做一本书呢？

（三）伦理纲常与现实生活

以上所述，是郭先生在传统史学上的功底以及从历史人口借鉴而来的方法。但本书的主题和创见并不在此，“伦理与生活”几个字，才是郭先生要呈现给读者的关键。

伦理，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而这里的伦理，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联系在一起，指的是对男女婚姻的相应法规，是必须遵守的道德约束。但是在明清时期的实际生活中，却有着各种违背伦理纲常的婚姻存在。

这是一个矛盾，怎样展现、怎样评价、怎样分析这样的矛盾，当时曾是郭先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犹记当年与他一道去辽宁省的盖州、铁岭等地做田野考察，我们考察的项目其实与他正在写的这部婚姻之书无关，但他一路上的心思全在这部书上，与我一再提起的，就是这个主题应该怎么表达。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盖州的一天早饭时，他把想好了的这个题目告诉我，我颇感惊喜，因为这个题目确实精彩，确实一语中的地扣到了这部书的主题。

郭先生在书中列举了各种各样的、违背伦理纲常的婚姻现象，例如寡妇再嫁、转房以及出妻、卖妻、典妻以及妇女的拒嫁和弃夫他嫁等，他还专门以婚外性关系和离婚各列一章。所以有人评价，说这部书是关于中国婚姻的一个百宝箱。这话固然不错，但这样说，会多少遮蔽这部书的深刻。

郭先生并没有将这些违背伦常现象的出现简单地归结为生活所迫，他从法律的制定出发，具体分析了法与行、法与情相互脱轨的种种原因。从法的方面来说，制定者未能顾及到现实社会中人们的切身利害或者传承已久的习惯，执行者的因循放任，都会造成各种空隙，产生各种问题，而从百姓一方来说，或因穷困无奈，或因受情所诱，或被伤害而迫不得已。所以郭先生在本书“绪论”的结尾处总结说：

以上是我在本书切入正题前提出讨论的一些问题，目的是想说明，在清代的婚姻关系中，除了统治阶级倡导的、占有主导位置的婚姻行为以外，还存在另外一些做法，尽管它们之间有冲突，也有妥协，情况错综，各有消长，但矛盾始终贯穿其间，反映了历史是在如此多样复杂的情况中发展的。归结这些冲突和矛盾，就婚姻行为而论，主要是道德伦理和现实生活之间存在差异，是价值观念不同所致。基于以上看法，我把本书定名为《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

当时只道是平常，如今再读，才发觉这部大作的宏富。回首这二十多年，尽管投身于这个领域的年轻学者不乏其人，却再没能出现一本能与此书比肩的专著。

此次再版，由于编辑的重视和用心，在文字校订、版面编排、美术设计诸方面，都较初版更精美，更值得珍视。

所以在我为本书写的推荐语中，我说，我郑重推荐这部书，并期盼年轻的学者，尤其是从事社会史、女性史研究的学者都认真地、仔细地阅读这本书，同时我也希望人们通过此书，领略老一辈学者的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