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锁“叭”的一声打开时，我正好把轮椅上的二大爷推到了老屋门口。

铁门下锈迹斑斑的门槛不高，我只要把轮椅前轮一翘，再猛一推，就可推进去。推了几次，我已经有经验了，况且妻子的堂哥也可助一把力。但二大爷直摇头，说“不进了，不进了”。

这让我很是不解。几天前，他还和堂哥说，想回老屋再看一看。

已经96岁的二大爷，是家族里辈分最高的人。在家的亲人，都出来寒暄。儿童叽叽喳喳，快乐十分。不经意间，我看见二大爷满眶的泪水。是近乡情更怯吗？我觉得不是。

我进了老屋看了看，心生萧索。天井里，地上一片野草，堂屋后方已显坍塌之危。这是六年前，我们给二大爷办九十大寿的地方？我有些恍惚。

那一年的夏天，四代人在此聚齐，吃流水席。二大爷从敬老院被接回来，戴上寿星帽，在众人“活过一百岁”的祝福声中吹灭了蜡烛。那时，他的三弟也就是我妻子的聋大爷还在世。

掌勺的大师傅，在老屋门口支起棚子，一心一意操持菜肴。村庄里，有了许久未闻的宴席的味道。

我注视着大师傅的切菜、炒菜和装盘，半晌人间烟火滋润着老屋的砖墙，给了它继续坚固下去的养分和信心。

我岳父有三兄两姐，他排行老幺。堂哥是已故大伯的儿子。

老屋是妻子和弟弟妹妹出生的地方，门前是麦地和两条河。在皖西北，这是再寻常不过的村庄配置。妻子16岁离开家乡去了中原，三十多年里再也没有回老屋住过。如今，昔日少年们野泳的河，已被土方填了大半。妻子水性好，自打认识我起，她就做着跳进河里救我这个旱鸭子的准备。但我没给她这个机会。

在久远的旧时光里，老屋的守门人是聋大爷。他独自住在这里，活泛而热情。有了酒气和人气，各间屋子皆未破败。他好玩耍，好喝酒，好制物，天分极高。

二大爷过寿那天，聋大爷一见我就笑了，用细棍子在天井里的地上写下“南京”的字样，向往着再去一次南京。十多年前，堂嫂带着二大爷、聋大爷和小姑，结伴来了一次南京，我和妻子、岳父母尽心陪伴一番。那一年，岳父大病初愈。这样的机缘，一眨眼就回不来了。

岳父母一家曾在中原古城度过多年，城里是岳母的娘家。岳父母在城里开过一间小百货店，二大爷亦从老家来帮衬。他和聋大爷一样，一生无妻无子嗣。我和妻子结婚后，他和妻弟、妻妹搬进了我们的新房里。房子虽然显挤，但生气勃勃。二十五年前，我当兵多年积累的大堆旧书，是二大爷在古城的街头摆摊，一本一本卖掉的。

时间辽阔，人间草木随风摇曳。

二十二年前，我带着妻子回到故乡南京。此后，岳父母在中原、大西北、江南几地反复颠沛。四年前，他们听了我和妻子、妻妹的劝告，洒泪辞别生活了几十年的贺兰山下小城，落定南京。

二大爷年岁渐高，但记忆清晰，不痴不呆，上一次和这一次见了我，都立刻笑了，和我挥手致意“你来了啊”，眼神里是藏不住的熟稔之意，还赞我“几年了还是那个样子”。我搔了一下两鬓白发，乐了。

离开那座荒芜老屋，二大爷指着一棵老树和我说，那是他年轻时种下的。我不知道这棵树存在了多少年，但我读出了它的孤独。

黄昏的阳光从肥硕的叶片间打在二大爷的脸上，在一片光晕之中，我看到了种树时的二大爷。

“旧宅重游尽隙荒，故人相见多衰老”，唐人徐铉千年前的嗟叹，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片喧嚣。

十几天前，堂哥告诉我们，二大爷吃不下饭了。我们听了消息，即刻和岳父、妻妹从南京驱车数百公里，在暴雨中抵达妻子的家乡小县城。堂哥、堂侄女和我们一起到敬老院，把二大爷接到饭店。老家人一连数日热情款待、奔忙照应，让我感受到了亲情的温度。二大爷在堂哥家中住下，胃口和气色好了不少。

在堂哥院中的葡萄架下，牙牙学语的小外孙女歪着头，好奇地打量苍老的二大爷。二大爷轻抚她的头发，两人相视一笑。九十多年的时间门槛，在那一刻顿消。

小外孙女的父亲在千里之外当兵，今年底，就要转业回到县城。归家的意义，在他心里，也许不止于久别重逢，更有着心灵的安顿吧。想来，无论是二大爷的“看一眼老屋”，还是我们从南京说来就来的“做客老家”，抑或那个离家十几年老兵说好的“大约在冬季”，皆是一场冥冥之中定下的精神连接。

人间多漂泊，一部出村庄记、回村庄记，竟也百转千回、波澜万丈，一言难尽。虽说谁也不能从世间带走什么，但一生的心跳终于化为门前老树，在亲人的问候下无语凝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