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6月20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政治思想史青年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淮海路总部小礼堂举行。本次论坛主题是“文明互鉴视域下的政治现代性”，设置“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英国现代政治思想”、“法国现代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研究方法”四个单元。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浙大城市学院等高校、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编辑部的三十余位青年专家学者参与本次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曾一璇助理研究员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树平研究员致开幕词。他集中探讨了政治学和思想史研究的关系问题，认为政治学研究可以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论策，第二个层面是论理，第三个层面是论道，而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正是属于第三个层面的研究。他表明，上海社科院政治所始终致力于积极支持各类青年论坛的举办，初衷正是在于希望政治学研究能在论策、论理和论道这三个层面实现融会贯通。他着重指出，要理解现代世界，就需要理解古典世界，要理解现代中国，就需要理解古典中国。因此，他认为政治学研究要始终对历史和哲学保持敞开和接纳的态度，这也正是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研究之于当代世界的重要意义。

第一单元由《复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副编审陈文彬老师主持。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张诗羽助理教授以“严复与自由主义的跨文化传播”为题作了报告。她通过探讨严复的政治思想来审视自由主义在跨文化背景下的传播过程。严复积极接受了诸如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等普遍性的自由主义理念，同时他对自由主义的重新构造也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其关于自由的三元概念框架——即行动者、限制与目的——中，严复更加强调作为道德行动者的个体在追求道德目标中的积极作用。对严复式中国自由主义的考察提醒我们，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之中，深受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塑造。这也凸显了自由主义原则在现实中付诸实践所面临的历史复杂性与实践难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宋晓煜助理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严复译《天演论》与《斯宾塞尔劝学篇》的关联：两个阶段的发展观以及各阶段的政治模型”。她通过对照严复两部译著的英文原著和中文译文，发现其中都潜藏着严复政治思想的巨大矛盾。严复故意模糊处理英国的负面内容，以期向中国读者展示英国这一理想的政治模型。但他意识到英国式的近代化耗费了漫长的时光，而中国没有充裕的时间来慢慢实现近代化。在此困境下，他认为中国第一阶段应把彼得一世主导下的俄国作为模仿对象，第二阶段则应把英国作为模仿对象。然而，严复未能明确和有条理地提出两个阶段这一主张，从而在两部译著中埋下了诸多悬而未决的矛盾之处。

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陈慧贞讲师以“章太炎《齐物论释》的差异政治学”为题做了报告。她主张，作为清末民初经学诠释范式转型的关键人物，章太炎通过重勘经学与诸子学的诠释学脉络，在援引传统学术谱系的思想资源以应对当代政治文化危机时，实现了古典学术的范式重构以及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她以《齐物论释》为焦点，剖析章氏作为革命家与思想家的双重身份，如何借庄佛会通激活《庄子·齐物论》的差异政治哲学，在与《齐物论》的批判性对话中建构民族—历史的主体性想象。通过语言批判、体用逻辑的建构等方式，章太炎以去中心化的认知思维模式，重新阐发了道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中道观，完成了基于政治实践的差异政治思想的建构。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鸿助理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从‘century’到‘世纪’——清末一个历史观念的译介历程”。他表明，近代中国以“世纪”作为时间单位进行历史书写的做法，最早源自晚清来华传教士群体的译介。不过，他们主要是以“周”来对译“century”一词，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以“周史”为名义的历史叙事。至于“世纪”一词则是源自近代日本在翻译实践中的的创制，并随着晚清知识分子对于日本出版界中诸多与西方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相关的历史著作的转译而输入中国。在这两种有所区别的知识资源的影响下，清末知识分子立足于二十世纪的视野，呈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现代意义上的“世纪”观念，由此成为了中国人理解历史与现实的核心观念之一。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魏朝利助理研究员以“中央概念在近代的转变与扩展”为题做了报告。他认为，近代中央概念有多重义项，这些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义项是在历史过程中“层累地造成的”。在近代之前，“中央”可以表达地理空间中的方位，也可以指代权力空间中的“君主”。近代以来，“中央”含义发生了两次转变，在第一次转变中，它由一个空间概念转变为行政概念；在第二次转变中，它由一个行政概念转变为政党概念。中央概念在近代的转变与扩展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发展的结果。它不仅丰富了中国近代政治实践中的行政和政党因素，也完善了中国近代政治学理论中的概念体系。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郭中军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民粹主义的人民话语及其源起”。他主张，在现代民主社会，民粹主义者频繁运用“人民”这一修辞，诉诸人民的至上权威，实质上建构了一套极端的人民话语。“人民”即现实中的平民尤其是底层平民，他们具有美德与智慧；而社会的精英和权贵则是腐朽堕落的。民主政治应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至高无上的“人民意志”是一切政治的唯一合法来源。民粹主义者的人民话语之所以形成并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产生如此强烈而持久的影响力，就在于近代以来人民主权思想与政治平等观念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交汇发展为其提供了关键的思想支点与社会基础。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张树平研究员对第一单元的发言做了精要评议。关于张诗羽和宋晓煜老师的报告，他认为包括严复在内的近代思想家的译作往往体现出双重特征，一是深刻性，二是复杂性。这些思想家本身有很强的国学功底，他们对西学的理解其实又非常深刻。因此，他们作品中的误译现象，其实是他们的本土文化资源或者说他们关于时局想象的一种投射。关于陈慧贞老师的报告，他认为政治思想家本身的运思可能天马行空，但思想史学者则往往需要通过某些阐释方式对其进行驾驭。例如这篇文章以差异政治去解释章太炎，这就提出了一种颇为新颖的阐释角度。关于郭中军老师的报告，他认为对人民或国民等概念的历史演变的研究其实一直在不断推进，这有助于我们通过政治知识的方式去把握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当代演进。王鸿老师对“世纪”这一时间概念作了梳理，这对于理解政治生活中的时间观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单元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编辑田润老师主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康子兴副教授以“武装的商业国：亚当·斯密论战争与文明”为题做了报告。他指出，在《国富论》中，斯密不惜耗费笔墨，细致梳理了美洲殖民地的历史与制度、美洲独立战争的原因与对策。在美洲问题上，斯密对战争的态度具有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不列颠虽然具有高度繁荣的商业贸易乃至称雄世界，但防御仍然是国家的第一要务，战争仍然是国家必须应对的危险。另一方面，国家应当理性且节制，不能滥用战争，不应该用战争进行无限度的征服与商业扩张，去获取想象中的荣耀。在斯密看来，战争与贸易是并存于文明社会的现象，它们都有人性的根源，也都应当服从正义与文明的法则。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孙宇辰讲师的报告题目是“人性、意见与历史：斯密自然权威理论的规范性问题”。他认为，虽然关于亚当·斯密的近期研究试图将其解读为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但是斯密作为政治理论家的地位仍然模糊不清。如果政治理论是对政治中的规范性问题的探究，那么斯密对政治理论的贡献是什么？因此，他对亚当·斯密政治理论的规范性特征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读。通过重新审视斯密基于历史的自然权威理论，他认为斯密拥有一个关于权威和政治义务的规范性理论，并且该理论的规范性植根于意见和道德情感，而非直接源自历史本身。这一原则，一旦与斯密对欧洲历史的洞见相结合，就产生了显著的规范性意涵：它明确认可现代欧洲国家的稳定性，同时对变革的可能性保持开放。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水木学者博士后朱华辉老师的报告题目是“都会、行省、殖民地：启蒙思想中的殖民帝国问题与大国政治学”。他指出，在18世纪的历次国际战争中，对殖民地的争夺始终是霸权竞争的焦点。因此，如何保有殖民地、甚至将殖民地真正整合为帝国行省，就成了18世纪西方政治思想的关键问题。面对海外殖民带来的巨大问题，启蒙思想家对帝国发起了猛烈的批评。他试图分析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尤其是孟德斯鸠、休谟、斯密、杰斐逊等人对“都会-殖民地”关系的思考，以揭示作为超远程帝国的现代殖民帝国在统治上遇到的困境与付出的代价，并进一步探讨“自由帝国”理念如何脱胎于18世纪罗马帝国史学与殖民统治的现实问题而逐步成型。

浙大城市学院傅乾讲师以“交响的低音：波考克的两个柏克与政治语言史研究”为题做了报告。他认为，传统的思想史以经典及其作者为“主调”，对经典之外的“低音”重视不足。剑桥学派重视政治语言史的研究，具有逆“正典化”、反“历史目的论”的色彩，因而更重视谱写“低音”。波考克作为开创者之一，阐释了政治语言史的方法，与此同时，因其钩沉共和主义的思想史而被称为共和主义者，但他也对保守主义鼻祖柏克兴趣浓厚，刻画了两个柏克，即古宪制的柏克和政治经济学的柏克。观察这位“共和主义者”如何将两个柏克谱写为“交响的低音”，有助于理解其方法和旨趣，即借史学研究增进思想史叙事的多元性。以此观之，政治语言史比传统的思想史范围更广，论题更有弹性。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曾一璇助理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打破英国自由放任主义的神话：理查德·科布登的国家观念再检视”。她指出，作为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科布登传统上往往被归结为自由放任主义者。然而，对其原始文献的细致解读表明，他的思想体系以自由贸易论为纽带，既将国际与国内事务相关联，又将经济、社会与政治改革相关联。虽然他的思想围绕自由贸易和有限政府展开，但他并非绝对排斥所有形式的国家干预。他主张消除不合理的政府干预，同时建立合理的政府干预，这是一个政府干预的重组过程。因此，用“自由放任主义”一词来概括他的观念体系，既有矛盾之处，也有窄化之处。对他的国家观念进行再检视，有助于打破英国自由放任主义的神话，以及重述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史。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钟晨宁讲师以“T. H. 格林的自我实现伦理学与当代范式突围”为题做了报告。他表明，自我实现作为当代伦理学讨论中重要的理论概念之一，其最初的哲学表述必须回溯至英国观念论的代表人物格林。格林将欲望、理智、意志统一在自我意识的双向运动中，将个体引向具备更高可能性的完美意识与人格实现。积极权利与社会自由成为格林基于自我实现伦理学的重要政治推论，他以社会性互动视角修正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子论个体立场。诸多格林的研究者们在为格林理论进行当代范畴归类时遇到困境，然而，格林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理论诉求蕴含了突围“二分法”的思想径路，从而使他的不可归类性转化成一种耐人思考的理论优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康子兴副教授对第二单元的发言做了深入评议。他指出，孙宇辰老师的文章着力于论证亚当·斯密的权威存在规范性基础，即人们出于道德情感愿意服从权威。这一论证是基于人的心理机制，而这种心理机制恰恰又是历史性的和描述性的。这便产生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即如何从对人类心理机制的描述中产生关于权威的规范性标准。关于朱华辉老师的报告，他指出亚当·斯密对帝国的批评背后其实萌生出一种新的帝国形态，即所谓的自由帝国。而且，亚当·斯密的文明观具有一种规范性的道德含义，即文明蕴含着一种自由的和平等的贸易关系。关于傅乾老师的文章，他认为对波考克的刻画以及波考克对伯克的刻画，用意在于避免用单一原则来理解伯克，而是在伯克的双重形象之间追求一种更为平衡的理解。关于曾一璇老师的报告，他认为在对科布登和斯密进行比较时，既要承认二者在思想上的承接部分，又要意识到二者在帝国和殖民问题的看法上存在显著差异。关于钟晨宁老师的论文，他赞同格林所说的“真正的自由”，即让每个人都能去做自己认为真正有价值之事的能力。这是一种比较理想主义的观点，而对完善自我的追求与对社会环境的妥协应该如何相互平衡，则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三单元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社会》编辑部副主编李荣山老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崇明老师以“普遍君主国观念的近代转化（16-18世纪）”为题做了报告。他表明，普遍君主国是罗马帝国瓦解到近代早期欧洲的基本政治想象，体现了欧洲人通过重新建立罗马式的欧洲帝国来实现政治和宗教统一的期望。在近代早期欧洲，普遍君主国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概念。在对普遍君主国观念的世俗化和批判中，逐渐产生了势力均衡、永久和平、商业和平论等支配现代欧洲国际政治思想的重要思想。在普遍君主国观念在近代欧洲的转化中，可以看到帝国想象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崛起的重要动力。同时，对普遍君主国的抵制和批判也成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思想的重要前提。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于京东副教授以“圣徒、国王与绝对君主制的构建”为题做了报告。他指出，在法国宗教战争（1562-1598年）之前，“基督徒国王”本质上是一种神圣化的王权，即君权神授。但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这种传统的“基督徒国王”开始作为绝对主权的拥有者而得到重新解读。作为其中的代表，博丹主张将国家从教会支配与教派纷争中解放出来，回到国家利益本身。与此同时，《君主论》被译介到法国，马基雅维利对“君主德性”的理解同传统的“基督教君主”亦有所不同。在实践中，红衣主教黎塞留贯彻了一种全新的“绝对主义”治国方略，明确了宗教服务于政治的首要原则。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夏尔凡助理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怀疑主义与政治规范性：从蒙田到孟德斯鸠”。他指出，怀疑主义是现代思想兴起的条件，也是现代思想的某种底色。现代怀疑主义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影响不仅在于清除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悬搁宗教争端，它或许更重要的、却被忽视的影响在于，它与伊比鸠鲁主义结合起来，为现代政治奠定了“自然愉悦”这一规范性基础。换言之，其影响不仅是消极的清除前现代要素，更是提供了一个积极的规范性基础。现代怀疑主义的源头是蒙田，正是在蒙田这里，怀疑主义中生发出“自然愉悦”的政治规范性。孟德斯鸠不仅继承了蒙田的思路，而且更加深入地讨论了保障“自然愉悦”的政治如何可能。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郭小雨副研究员以“卢梭之社会契约的成形与变形：在意志的运动中”为题做了报告。她在人们受到激发、朝向建国的意志及其运动中，揭示了陆续出现的对契约、社会、国家、主权、权力的需要，并讨论了这些需要的性质和获得、保持它们的方式，由此呈现出要求人们不断努力去维系和建构的内外秩序。这种解释就是以意志产生后的“普遍化”运动为线索，于其进行时的意义上解读社会契约的建立动机、方式及其可以支持的人性、政治形态。从这个角度理解卢梭，也意味着承认《社会契约论》初稿与定稿共同确定的立约途径，是把握卢梭思想与方法的关键之处，它也能够支持一种有思想史意义的契约论理解方向。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任舒怀的报告题目是“浪漫爱、政治德性与共和主义：卢梭与费奈隆的道德心理学之争”。他指出，在启蒙运动中，卢梭常被认为隶属于试图复兴“古代人自由”的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对立于现代共和主义强调的社会自由与商业德性，古典共和主义认为公民一方面应当尽可能地减少私人情感与党派交往，另一方面应当铸造公共精神、在政治参与中实现集体自由。这在伦理学层次上要求人们克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私己意志，以实现绝对无私的“普遍意志”。这种“自我弃绝”的伦理学概念，往往又被追溯至17世纪寂静主义者弗朗索瓦·费奈隆。他主张，费奈隆和卢梭并非居于连续性的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光谱，而是体现了共和主义理念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关键历史节点上，由人文主义向浪漫主义的隐秘转型。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赵雨淘助理教授以“从市民社会和国家学说看黑格尔对斯密和卢梭的综合”为题做了报告。她认为对黑格尔来说，苏格兰思想长于社会机制分析，却未能洞察商业文明的伦理性质；卢梭的意志论具有深刻的问题意识，却没有理解商业文明对于人类普遍自由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市民社会不仅是围绕市场的社会机制，更塑造了独特的现代伦理生活。但是，整个“非社会的社会性”逻辑仍然使贱民群体陷入了“社会的非社会性”处境：他们的生活方式高度社会化，但处于伦理上失范的状态。必须超越市民社会，使个体通过多元的途径上升到国家这一更具普遍性的伦理共同体之中，获得一种既是切己的、也是真正社会的社会性。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实现了商业社会与伦理共同体的结合，超越了个体与社会、自然与人为之间的二元对立，为霍布斯以降的社会性争论提供了最深刻的解决方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崇明老师对第三单元的发言做了细致评议。他认为于京东老师的报告其实存在两条思路：一是对国王的圣徒化建构，通过对国王的神圣化来提升国王的权力；二是从当时的国家理性主权学说汲取资源，来建构国王对主权的绝对控制。二者之间其实充满张力，最后国王作为绝对主权者的形象压倒了国王作为圣徒的形象。他赞同夏尔凡老师的论文指出怀疑主义和现代性的关系，认为这是研究现代政治思想的一个很重要角度。但蒙田的思想有许多复杂面向，既强调自然法、自然愉悦，也重视理性，在政治上则注重维护习俗和现存秩序，因此蒙田思想中的习俗主义或者说保守主义的维度不可忽视。他认为郭小雨老师的论文旨在说明卢梭思想中的一个规范性问题，即卢梭思想当中的自然和自然法是否构成其社会契约的规范性基础。此外他赞同卢梭思想当中的双重关系对于理解卢梭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契约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尽可能解决在进入政治社会之后，个体和公民这种双重维度的存在之间的分裂和冲突。他认同任舒怀老师文中对费奈隆形象的基本解释，指出在费奈隆思想中存在着统治者理解利益、超越利益、然后更好地实现利益这一维度，所以费奈隆并不完全否定利益和抛弃商业社会。另外，卢梭致力于通过自然情感和道德转化浪漫爱的激情，在性别关系上持某种保守的态度。最后他认为，赵雨淘老师的论文中关于黑格尔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卢梭的综合充分呈现了近代思想的逻辑发展，但它是否完全成立，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康德在霍布斯、卢梭的基础上提出“非社会的社会性”这个概念，它同时揭示了社会的道德意义以及社会和道德之间的张力，而黑格尔的综合并没有真正能够最终回应卢梭对社会的道德败坏的质疑。

第四单元由《学术月刊》编辑部资深编辑王胜强研究员主持。同济大学法学院吴彦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分析式哲学研究vs.思想史研究：对于一些误解的澄清”。他指出，晚近学界有学者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一阶问题，无论是对于哲学家的研究还是对于思想史的研究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研究。他的文章旨在对这样一种有关哲学的看法作出检讨，认为哲学由于具有某种不同于科学的性质，因此整个哲学活动无法像科学那样完全摆脱历史性的思考，也无法像科学那样在不断进步中将旧有的思考排除出其学科的范围之外。同时，通过区分思想史研究中不同类型的方法以及哲学学科中不同类型的学科，他指出，有些思想史研究更偏于历史一端，而有些则偏于哲学一端，而哲学学科内部有些则偏于科学一端从而其对于历史的依赖相对较弱，而有些则偏于哲学一端从而对于历史的依赖相对较强。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张继亮研究员以“中西政治思想史比较方法探究”为题做了报告。他指出，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中西政治思想史这一议题的关注逐渐增多，学者们纷纷从各个角度出发对诸如孔子与罗尔斯、孟子与亚里士多德、荀子与奥古斯丁、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以及庄子与尼采之间展开比较。但其中的问题在于：为何要进行比较？如何可能进行比较？如何进行比较？他认为，中西政治思想史比较这一研究领域正处于初兴阶段，对比较方法论问题的探索一方面可以参考比较哲学的探索经验，另一方面需要专治比较政治思想的学者有意识地进行方法论探索，同时在此基础上积极与国内外相关学者展开方法论对话，从而在不断促进比较方法论共识的形成。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何涛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浅谈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与政治学理论研究的融合问题”。他指出，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多重挑战。作为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活水源泉”，西方政治思想史理应在政治学学科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在文明互鉴与学科交叉的背景下，这种融合需要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聚焦政治学核心理论问题，积极回应现实政治挑战。通过开展主题导向的非连续性研究、拓展比较政治思想研究维度，不仅能为政治学理论创新提供历史纵深，更能为理解当代政治现象开辟新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罗宇维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我们是否需要一种全球思想史？观察与思考”。她指出，本世纪初，以大卫·阿米蒂奇对独立宣言的研究为标志，西方世界的思想史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全球转向”，思想史家开始思考和探索在“全球”视野下思想史研究的理论空间与研究方法。在这一背景下，以“剑桥学派”为代表的英语世界的思想史研究者聚焦于“语境”的语言学和历史学内涵，关注“语境”的跨区域流动与转译。与此同时，在研究路径确立后不久就被大量借鉴到东亚等地区的概念史研究则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成熟的“全球概念史”研究开始逐步问世。两种研究进路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差异折射出“全球思想史”本身存在的方法论争议，也直接关涉全球思想史是否可以成立这一基本问题。从方法论角度看，全球思想史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界定“全球”？如何界定“思想”？对这两个基本范畴的理解从根本上影响着相关研究实施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周保巍副教授对第四单元的发言作了精彩评议。他指出，本单元的报告主要涉及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阐述思想史研究，既包括政治思想史，也涵盖那些新近发展和延伸出来的领域、新的前沿方向以及新的学术增长点。比如张继亮老师谈到的比较政治理论，包括比较的维度、比较的对象以及比较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比较的意义。又如罗宇维老师谈到的全球思想史以及全球思想如何去定位，这是从剑桥学派内部衍生出来的，而剑桥学派内部对于全球思想史其实又有不同的看法。第二部分是吴彦老师和何涛老师提到的，我们在思想史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尤其是吴彦老师讲到思想史研究者的身份认同和焦虑，以及如何应对来自其他学科的偏见、挑战和误解。思想史学科在中西学界存在一种非常错位的情况。在西方学界，历史进路处于攻势，分析哲学进路处于守势。在中国学界则完全相反，历史进路面临很多质疑，反而是分析哲学进路处于攻势。无论是在哲学研究领域还是思想史研究领域，分析哲学进路和历史进路确实存在鲜明的分野。但是，不同的学科和研究进路实际上都是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的一种方法。这两种进路不应该是一种非此即彼、严格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正如赫尔德所认为的，世界足够大，我们可以把历史和哲学判断，作为我们认识人类知识的两极、两个枢纽、两个主轴。两极之间的地带反而是最富有成效的，围绕任何一极，无论是历史还是哲学，都不可能让我们环游世界。因此他认同吴彦老师的观点，其实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它的价值，最重要的不是历史学方法还是哲学方法，而是我们是不是致力于有价值的研究。

在闭幕式上，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张新刚教授为本次研讨会作了总结发言。他以自己从政治学领域转入历史学领域的研究经历为切入点，探讨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些基础问题，比如“到底什么是政治”“研究谁的思想”。他指出，政治思想史研究既有规范性的层面，也有实证性的层面。这两个层面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是用规范去批判实证，或者用实证去嘲笑规范。如何把政治的实证方面和规范性方面做一个很好的结合，才是至关重要的。他提出探索一种实证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即除了要关注“子学”和“经学”外，还要特别关心在不同的时代和共同体里，政治参与的主体有哪些政治表达和政治思想。这就要求研究者需要寻找各式各样的材料，关注政治实际进程，用概念把政治参与主体的思想抽取出来并进行理论化。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也要坚守初心，聚焦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意识，这其实和我们对时代的判断、对国家的判断以及对整个世界和政治的判断密切相关。既要关注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向，但也要保持自主判断力，时髦的话题未必是最重要的，对中国学人来说，对世界历史上秩序构建的研究和认识远远没有成熟，仍有大量基础性工作有待我们去完成。

本次青年论坛在思想的激荡与真诚的对话中圆满落下帷幕。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们，以敏锐的问题意识、扎实的文本功底和多元的研究视角，围绕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关键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从经典的重新诠释到边缘思想的发掘，从概念谱系的梳理到历史语境的还原，从本土智慧的反思到跨文明对话的尝试，论坛生动展现了青年一代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上的活力、深度与广阔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