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幸存者、99岁老党员杨俊生：

　　杨俊生的家，在广安市岳池县老干部局宿舍最里侧的三单元四楼。推开门，不到80平方米的屋子收拾得干净利落，褪色的地板擦得发亮，茶几干净整洁，客厅墙上挂着的一幅幅书法格外醒目。

　　99岁的杨俊生听见动静，拄着拐杖从里屋走出来。他的腰背像棵老松般微微前倾，但脚步依然稳健，精神依然矍铄。

　　78年前，21岁的杨俊生在战火中入党，后被捕入狱，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1949年终以“未决政治犯”名义获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前夕，这位党龄78年的老党员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讲述了尘封已久的革命故事。

1

煤油灯下的誓言

　　1947年11月，一个平常的日子，在岳池县小南街一间屋子里，21岁的杨俊生站在党旗前，紧握拳头，一字一句地宣读着入党誓词，煤油灯将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他的介绍人兼同学刘毅站在一旁，眼神里满是欣慰。

　　“我出生于岳池县一个贫苦家庭，小时候，家里靠租地主的田地维持生活。”回忆起那个时候的场景，杨俊生眼神有些恍惚。那时，不仅要给地主交粮，还要给国民党交税，总是吃不饱、穿不暖。

　　20岁左右时，杨俊生在岳池一中读书。“在学校，我遇到了当地的共产党员，听他们讲述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和愿景。”那个时候的杨俊生，喜欢看《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纲》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和同学刘毅一起研读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

　　受益匪浅后，他经常参加学校的革命活动，编墙报、写新诗，用“匕首与投枪”向着黑暗的旧社会投刺。同时，他也产生了找到党组织的念头，“那时候我心里就明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7年到1948年上半年间，已是党员的杨俊生和战友们一起，积极响应地下党的号召，参与“一倍一”行动（即一个党员拉一个新党员），努力发展入党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

　　为了吸纳更多入党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杨俊生服从组织安排，到阳和乡一所学校执教。“我与学校几名老师建立感情，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宣传党的思想，最后把10名老师都发展成了党员。”杨俊生说。

　　后来，这几名地下党员都不幸被捕。无奈之下，杨俊生回到县城。

2

渣滓洞里的抗争

　　2024年10月，重庆歌乐山渣滓洞，杨俊生站在院内，眼前的场景逐渐与他的记忆重合。

　　1948年7月，起义失败后，杨俊生与罗仁杰、张元平、刘耀文在撤退途中被乡丁围捕，“当时我们刚躲进一处农家后院，三十多个乡丁就端着枪冲进来。”杨俊生说，他们被押解的路上，碎石子硌得脚底生疼。四人边走边咬着牙商量：“没证据，就死扛到底。”杨俊生给自己改名“杨玉华”，把年龄从22岁说成18岁。

　　由于缺乏证据，1948年8月，四人被作为“未决政治犯”转押至重庆渣滓洞，与同期被捕的30多名起义人员一起被关在楼上七室。

　　当年8月17日，杨俊生对这个日子记忆深刻。转押渣滓洞那天，铁门吱呀一声打开，铁锈味混着腐臭扑面而来，每个10平方米的牢房要塞11人，昏暗的灯光下牢房又臭又潮湿。

　　“伙食叫‘五世同堂’。”杨俊生伸出满是褶皱的手比划着说，“蓊菜连根煮，胡豆数着粒分。豆芽汤稀得能照见人影，就着泡饭，都吃不饱。”

　　他一边说一边卷起裤腿，脚踝处扭曲的疤痕在日光下泛着白，“新镣铐磨得血肉模糊，后来大伙用布条吊着链子走，以此缓解疼痛，每走一步就提一下。”

　　很多事情杨俊生已记不清，但狱中两次抗争，他记得很清楚。杨俊生说，第一次是为抗议“五多饭”，饭里谷子多、稗子多、炭粒多、石子多等，每次吃饭需要自己去挑掉，等挑完了，饭已经变得又冷又硬。

　　为了抗议，大家集体绝食。由于担心出事，最终特务允许大家自己筛米。“我们男牢几个同志轮流筛筛子，终于吃上筛过的谷米饭。”杨俊生说。

　　第二次，是1948年12月为新四军战士龙光章举行的追悼会。当年11月，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因长期受刑和恶劣的监狱条件，在渣滓洞六号牢房病逝。难友们向狱方提出举行追悼会，却遭拒绝，“监狱没有这个先例”。

　　消息迅速传遍各牢房。大家秘密联络，通过放风时丢纸团、取水池传递消息，甚至借助潜伏在伙房的地下党员肖忠弟，在分饭时暗中递送情报。

　　杨俊生说，渣滓洞最利于集体斗争的，依然是绝食抗议。绝食第三天，狱方被迫妥协。

　　追悼龙光章那天，草纸扎的白花在铁窗下晃荡，女同志们撕下裙摆缠在手臂上，男人们扯着衣襟写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追悼会上，全体难友肃立默哀，三鞠躬后齐声宣读祭文。随后，低沉而坚定的《国际歌》在渣滓洞回荡。

　　“渣滓洞的酷刑令人发指。”说起老虎凳、烙铁、钢针，杨俊生的声音仍有微微颤抖。1949年初，杨俊生等11人终以“未决政治犯”名义获释。

3

四楼上的坚守

　　5月中旬的岳池，暑气初显。99岁的杨俊生拄着拐杖，慢慢挪上老干部局宿舍四楼的台阶。

　　有关部门曾想将杨俊生的房子调换到一楼，却被他拒绝了，“党和组织给我的照顾够多了，我现在还能上楼，就不添这个麻烦！”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但字字如铁。

　　1949年，从渣滓洞活着出来的杨俊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党组织。重庆的街头还贴着通缉令，他辗转联系上地下党，只说了句：“说好了跟党走的，挨打受苦算什么。”

　　此后的七十多年，杨俊生始终坚守着当年的承诺。离休后，他和自己约法三章：一是终身按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二是完成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一切任务；三是遵纪守法，带头遵守党章，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1950年初，杨俊生参加岳池县青年干部培训班，很快成为培训班骨干。培训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南城镇当工作组长，负责清匪反霸、发展生产等工作。后来，他曾到9个乡、15个村担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基层干部。

　　“那个时候，我组织修建郑家水库、修水池、植树造林，带领大家同甘共苦，高标准完成任务。”杨俊生说。几十年来，郑家水库持续为周边农田提供灌溉水源，如今因环境优美而成为人们的休闲场所。

　　1982年离休后，杨俊生先后担任岳池县离退休支部宣传委员、岳池县老干部自管委员会主任，积极组织老干部“自学、自管、自教”。老干部们有时聚在一起，难免有人抱怨。杨俊生不急着反驳，只说“看看咱们当年是怎么过来的”。

4

革命故事的宣讲

　　在杨俊生的离休生活里，革命故事宣传和红色基因传承，成为他的“主业”，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

　　杨俊生的家里，最显眼的是一张堆满资料的书桌。不会用电脑，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眼睛花了，就举着放大镜看。草稿纸摞得老高，上面贴满修改的小纸条。

　　杨俊生很少用宣讲通稿，他总是针对不同对象准备各有侧重的宣讲手稿。

　　2021年“七一”前夕，杨俊生接到为广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上党课的任务，为了把稿件打磨得更加精炼，直到宣讲前一天深夜，他还在修改完善。

　　每每党的理论有创新，他也总能紧跟时代步伐，融入宣讲内容。

　　自 1982 年离休以来，杨俊生宣讲红色故事850余场次，受教育者累计超过5.6万人次。

　　曾有人询问杨俊生为什么这么热衷宣传红色故事，杨俊生回答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经受过生与死的抉择。我们经历过的苦难，不希望下一代还要继续。现在我离休了，能做的就是讲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讲好党的故事，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尽管我现在走路要靠拐棍，但只要我还能讲，就要把革命故事讲下去，哪怕只有几个人，也要去讲。”杨俊生告诉记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