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唐林

我的童年是跟随母亲在幸福院度过的，那时乡下经常停电，照明常常得靠煤油灯。

母亲是南川合心公社幸福院的院长，带着一二十名孤寡老人、孤儿过日子。我记得小时候幸福院有8盏煤油灯，大堂屋常用两盏，其余的房屋都配有一盏，起居用。母亲后来又添置了两盏马灯，马灯防风，手提着，走夜路方便。幸福院有一盏铜座子的大煤油灯，有罩子，灯芯是用棉花搓的，灯火大，这盏灯是孤儿们围着一张大的方桌子读书做作业时才用的。后来，孤儿们把用过的墨水瓶洗干净，找来一根竹筒子，把棉花搓成条，做了些简易的煤油灯，也能增添一些光亮。每年的大年三十，老人和孤儿们都要把自己房间里的煤油灯拿出来，把堂屋照得通亮，一屋子的人在红红的一闪一闪的灯火下，欢欢喜喜过个年。

这年中秋，母亲在外地请了个照相的，要给孤儿和老人们照张相，照相师傅一大早就在幸福院的院子里摆好了架势。孤儿和老人都没照过相，都好奇地看着师傅摆弄，大小近二十人兴奋着先照了合影。这年我三岁，母亲要给我单独照张相，我哭着，耍横不照，母亲哄着，给了我一包用黄色草纸包好的黄糖，还让我提上那个大铜灯，我才勉强坐在一根小木凳上，留下了红红的脸蛋挂着泪珠的人生第一张照片。照相师傅在给孤儿们照相时，母亲都让孤儿们提了盏灯，后来听母亲说起，手上提着灯，才不怕黑暗，今后走的路才亮堂。

20世纪70年代的乡下，能看上露天电影已是难得的文化生活享受。有露天电影的那天，母亲会早早做好饭，孤儿们也是急匆匆吃完饭，带上小木凳，就随母亲去五公里外的公社革委会前的坝子看电影。当天边最后一抹彩霞消失在大山之后，电影就开始放映了。同一部电影都重复看了多遍，可每次放映还是有好多人在看。那个年代乡下的露天电影一般都是放两部故事片，一部纪录片，两三个小时后散场。在回家的路上，母亲让孤儿们手拉着一根绳子，这样可防止走丢、摔倒和恐惧。母亲走在最前面，手里提着马灯，年长的孤儿走在最后，大家就跟着马灯的光亮在繁星点点的天空下，伴着月亮，踏着石板路回家。这个时候，夜色里的马灯，尽管光亮微弱，但在幽静的小路上，却是黑夜里的温暖，一盏灯，似乎让黑夜不再黑暗。

幸福院是孤儿们成长的家园，也是孤寡老人们最后的归宿。岁月在老去，孤儿们在长大，老人们也在老去。当这些在幸福院生活了一二十年的孤寡老人“油尽灯灭”的时候，乡下习俗，要在逝者的停放处点上一盏油灯，好让逝者能找到来时的归路。母亲不信鬼神，但想到给活着的老人一个心安，每当有老人过世，母亲都会为离去的老人点上一盏灯，还在另一边的木板墙上挂一盏陪伴了老人多年的煤油灯，似乎在为老人照上最后一程。

母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没什么文化，1949年后进过识字班，讲不出多少人生的大道理，却会常用一些直观的比喻引导和影响着我的生活和人生。我参加工作后，经常通宵加班，每次回家后，母亲都会唠叨，说人就像油灯一样，不注意休息，灯里的油就燃得快。每当我要出差时，母亲就说，要注意安全，尽管灯里还有油，如果灯都摔坏了，油还有什么用。每当我喝酒过量了，母亲就说，又在浪费生命里的油。我生了小病，母亲就说，要到医院去看病，就像油灯的油进了灰尘，要把它清理掉。上了年岁的母亲，有时还自责，说怀上我的岁月，生活很苦，营养不足，先天给我生命里油灯中的油就不足。这些话，我当时听了就听了，在母亲离去后，每当想起这些发黄的记忆，眼里总有幸福的泪水。

母亲50岁时离开幸福院，到了县城生活。这时乡里家家户户都安上了电灯，走夜路都用手电筒，幸福院那些煤油灯，连同母亲在幸福院赡养老人和哺育孤儿的时光，都尘封在了逝去的岁月里。离开幸福院这天，母亲挑了那个铜座子的煤油灯，看了又看，似乎在寻找这些年生活的痕迹，然后细心地用一块蓝色绸布把灯包好，放进了木箱子里。这个经过时间洗刷后的铜灯，一直都陪伴在母亲身边，直至母亲离去。

母亲走后，每当我看到这盏煤油灯，就回忆起母亲在幸福院几十年如一日的岁月，这时我脑海里就总闪现出母亲在煤油灯下为孤儿们缝补衣服和为老人们洗脚剪脚趾甲的场景。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幸福院的煤油灯的光亮尽管微弱，但能把温暖深深地照进老人、孤儿和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