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周明海（宁波诺丁汉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第一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顶顶大名，土耳其人，育有四子，2005年克拉克奖，发AER、JPE、QJE似砍菜切瓜，易如反掌，被经济学圈内戏称为“阿神”。其长期合作者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肯定也非同凡响，我还有机会亲见过。奈何发表文章时阿氏占得字母先机，罗氏被死死压住排名而受到忽视也。当然，更可能，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罗氏或许压根不在意排名一事。

转说此书前，先说两位合作者的一篇众所周知、口口相传的论文。文章说的是两个非洲国家，其他情况类似，一国因瘟疫而不适合殖民，另一国则无此问题，西方先进之邦把民主制度带到后一国度，让后者繁荣而前者衰败。瘟疫和疾病这样外生的偶然因素，使两国采取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最终导致两国不同的经济表现。这种因果关系是那样干净清楚，不得不让我这样的实证经济学者心生羡慕，转而嫉妒，最后饮恨。其实，《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就是这篇论文的扩展和详解版，书中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分为包容性（inclusive）和汲取性（extractive）两类，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有些国家失败，只不过书中例子更详尽，史料更丰富，理论更可信。

先谈此书的贡献。贡献一：两位作者将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讨论国家的成败，在主流框架内，发展了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ics）。与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一样，作者对“制度”的决定作用大为重视，奈何新制度经济学反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被边缘化而不被重视。阿氏和罗氏两人把制度纳入主流范式，当然欢呼者众。当我与我院搞国际贸易的主流经济学派专家Paolo Epifani教授谈及新制度经济学时，他起初不知张五常，也对科斯不以为然，并劝我要写阿氏套路的文章才有市场。尽管我仍持保留意见，但也明白他的理由。

贡献二：本书推动了经济学越来越注重历史的倾向。当然，这种倾向主要与本书讨论的主题相关。作者若不清楚国家的历史细节，如何能谈国家的成败。但这种倾向与其他经济学研究领域有不谋而合的共同趋势。比如，在收入分配研究领域，托马斯·皮克迪所著《21世纪资本论》就对历史探讨格外重视。在金融领域，罗伯特·席勒强调金融史的叙事对理解金融危机的重要性。随着历史数据可得性的提高和量化历史数据能力的提升，用经济学视角看历史的经济史学再度兴起，让历史大视角在经济解释上大放异彩。

贡献三：本书让“不平等”重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探寻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产生了经济学。罗伯特·索罗探究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让大部分经济学家关注经济和财富增长。阿西莫各鲁和罗宾逊接着问为什么不是所有国家都变富了，为什么有些国家还失败了。这是说，我们既要总结一个班级里好生之所以好，也要归纳差生之所以差。作者用包容性和汲取性制度的二分法解释国家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我认为就是在探讨权力分配的平等与不平等问题。国家之所以失败，究其因，是权力被少部分精英群体“不平等地”牢牢控制，这些精英群体为了持久获取最大化利益，竭泽而渔，反对创造性毁灭，反对持久包容的经济增长，破坏了增长的持续性，最终使国家陷入失败的困境。

我看本书的缺陷。缺陷一：包容性和汲取性制度的两分法很棒，似乎很有解释力，但这套两分法仅处于描述性分类阶段，没有真正逻辑一贯的理论。哪种制度是包容的？哪种制度是汲取的？经济制度包容、政治制度威权到底算是包容还是汲取？反之，经济制度汲取、政治制度包容到底算包容还是汲取？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互动关系是什么？谁决定谁？上述种种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制度的包容和汲取的现实困难。如果理论的核心概念不清而难以验证，我们对这样的理论该有多少信心？

缺陷二：作者认为两种制度的转变依赖于偶然性事件。这就使理论预测变成了不可知论。如果一个理论不能准确预测包容性和汲取性制度间的转换条件，那么这个理论的解释力和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就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

缺陷三：作者将政治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形成了所谓的新政治经济学。那么新政治经济学到底“新”在哪里？其与马歇尔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区别？政治和经济到底哪个更重要？到底是政治决定经济，还是经济决定政治？在此书的框架里，至少我看不清楚政治与经济在该理论中的关系。那么，新政治经济学到底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经济学该不该涉及政治讨论？在涉及政治问题时，是不是应该用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来分析政治和政治人物（例如理性人假设）？至少我觉得本书在这些问题上，仍是模糊不清的。当然，话说回来，也正是因为本书的模糊，才会让它有如此广泛的读者群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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