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廊坊日报

《雏鹰合唱团》是作家毕然继《琢玉》后又一部少数民族现实主义儿童小说。这一次，毕然的目光依旧落在她深爱的帕米尔高原上，关心关注着塔吉克族少年儿童的成长。小说讲述了两名援疆教师在西部学校组建“雏鹰合唱团”，带领合唱团成员走出高原登上大舞台的故事。小说生动展现了塔吉克族少年在成长道路上的追求与蜕变，以及边疆地区的文化风貌和时代精神。

●多声部叙事的深邃表达

小说采用了线性叙事与群像刻画相结合的方式，4名塔吉克族少年和两名汉族支教老师分别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他们成立“雏鹰合唱团”的历程。师生的叙述各自成篇又相互关联，形成别具一格的“多声部叙事”方式，使小说既保证了故事的连贯性，又为不同人物的性格命运提供了展现空间。喜欢唱歌跳舞的香港·买买提渴望站在舞台上的人生，但因变声导致音乐梦想渺茫，这也让他重新思考未来；会吹奏动听鹰笛的艾山，用音乐表达难以言说的悲欢；不会说话的妮莎却会把手鼓打出欢快节奏；马克身负家庭重担，又凭借歌舞才华获得幸运机遇。作品中少年们不同的成长轨迹，构建出一幅丰富多彩的边疆儿童成长图。秦歌和伍子健两位支教老师怀着无私大爱在艰苦环境中传播文化和艺术，在孩子们心中种下“走出大山看世界”的理想。他们为当地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为边疆儿童的成长提供了多元路径。这份跨地域的守望相助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温暖注脚。

少年们在合唱团中的成长历程，体现了坚持、梦想和团结的力量。合唱团演出成功不仅是艺术成就的体现，也是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的象征。小说也表现出塔吉克族少年身上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一面，他们依恋着帕米尔高原的家乡，又向往外面的精彩世界；他们热爱本民族歌舞，也喜欢吉他，喜欢贾斯汀·比伯。这种复杂的文化心理，是少数民族青少年在时代进程中的真实写照。

●民族文化符号的诗意描写

毕然凭借对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深厚的文学功底，描绘出一幅多彩的塔吉克族风情画卷，使这个“天生就会唱歌，见风就会跳舞”的民族在书中散发着迷人魅力。小说对高原壮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文化背景进行了诗意的呈现，读者通过“民歌、手鼓、鹰笛、鹰舞”等独特的民族文化符号，触摸到这个“鹰之部落”的精神内核。

“山风沁凉，青稞田泛着金光，金黄色的穗尖朝着一个方向扭成优美的弧度，在风中翻滚。”读者仿佛能体感到高原阳光的温度，嗅到风中麦浪的清香。“她的手如同两只灵动的小鸟起伏拍打在褐色的鼓面上，鼓音四溅，手掌翻飞，每一声都铿锵有力，如同一条大河奔腾澎湃的声响。”不会说话的妮莎用手鼓与她热爱的世界进行交流。书中多次出现关于鹰笛、鹰舞的描写：“他们伸开双臂，静止的姿势如一只蓄势待飞的鹰。随着音乐的节奏，双臂慢慢起伏着，侧影被阳光镀了一层金边。那眼神略带着冷峻和倨傲，如同我看过的一幅照片中鹰的眼神。”读者从孩子们纯净的歌声与刚柔并济的舞姿中，看到流淌在基因里的艺术灵魂得到生生不息的传承。而“一些不认识的人只要在一起唱唱歌、打打手鼓、吹吹鹰笛、跳跳舞，就成了好朋友”的质朴场面，将热情好客的民族性格展现无遗。塔吉克族人在歌舞中表达着对自然的热爱和对永恒自由的追求。

●现实主义与成长主题的共振

小说对儿童成长主题的处理，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底色。在《雏鹰合唱团》中，作者没有回避边疆少年生长环境的复杂，而是直面自然环境艰苦、教育资源匮乏、物质条件限制、家庭变故、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等多方面现实困境，真实呈现了边疆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泪水与笑颜、挫折与希望。如，因为怕过坏脾气的叶尔羌河，香港有一年没回老家了；马克家中有摔断腿的父亲、病弱的奶奶和母亲，以及刚出生不久的妹妹。12岁的少年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一户人家的三个女孩，家里只有一双鞋，谁外出谁穿；失去父亲的艾山有一大堆生活的难题等着他。这种不回避苦难的写作态度，使作品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作品在呈现现实困境的同时，也展现出塔吉克族少年的坚韧与乐观。无论是面对家庭变故还是理想受挫，这些高原少年始终保持着纯真善良、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

小说中，秦歌和伍子键两位支教老师在少年成长路上扮演着引路人与启蒙者的角色。他们怀着支边报国的信念从繁华都市来到塔什库尔干，为塔吉克的孩子们打开了通向广阔世界的大门。作品中，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充满了温情与力量，展现出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责任与担当，爱出与爱返。小说刻画的两位汉族支教老师的形象，是无数支教老师“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精神缩影，同时也引发读者对教育资源均衡、民族文化传承等现实议题的思考。

毕然长期关注边疆教育，多次奔赴高原地区进行调研、支教，有着强烈的边疆情怀和创作使命。《雏鹰合唱团》便是她常年深入生活后做出的文学表达。她将个人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转化为对时代精神的记录，这部书既是对高原文化的致敬，也是对边疆教育振兴这一时代命题的深情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