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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韩亚银行员工工作场景。（视觉中国）

本报驻韩国、德国、新加坡特约记者 黎枳银 青 木 辛 斌 本报记者 丁雅栀

编者的话：连日来，韩国政府试推广“每周4.5天工作制”引发热议。这一改革举措是韩国总统李在明想要兑现的重要竞选承诺之一，目前已由雇佣劳动部提交至国政企划委员会，列入制度性改革议程。此举被视为继2004年“5天工作制”推行以来韩国劳动制度的又一次重大转型，但也引发企业界对运营负担与结构冲击的广泛忧虑。纵观全球范围内，不少国家也在推行“上四休三”“混合办公”等模式，但效果及现状却迥然不同。韩国推广“每周4.5天工作制”背后的经济考量有哪些？又面临哪些挑战？全球趋势如何？

主张背后有多方面考量

据韩国《首尔经济》报道，韩国法定劳动时间制度经历了数十年的分阶段改革。1953年制定的《劳动基准法》规定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6天，合计每周48小时。此后这一制度长期未作调整。直到1989年法定工时首次缩短至每周44小时，2003年进一步压缩为每周40小时。

2004年7月，韩国正式推行每周5天工作制，并在公共机关率先实行。在经历了一系列争议和尝试后，直至2012年该制度才在生产一线全面落地，确立为现行制度的基础。

《韩民族日报》报道称，尽管制度持续优化，但韩国仍是全球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2023年，韩国劳动者年平均劳动时间为1874小时，高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1717小时）157小时。韩国政府认为，这种“超长工时文化”不仅影响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家庭生活，也成为制约生育率增长和人口结构优化的关键障碍，因此亟需制度性改革。

“李在明在竞选期间就提出了相关主张，其考量是多方面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笪志刚6月30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韩国已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但在民生福祉方面，民众的休息日等福利待遇尚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全球许多发达国家的工作日都在尝试减少，如欧洲多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已在推行或试行4天工作制。另一方面，当下韩国生育率持续走低，要刺激结婚、生育，就需要在待遇、工作时间等方面创造良好的条件。”

李在明在竞选纲领中明确承诺，将通过企业试点、立法支持和激励政策，逐步将法定工时缩减至每周36小时，最终将韩国的年均劳动时间控制在OECD平均值以下。这一方向也反映出韩国社会正经历从“拼时间”到“拼效率”的认知转变。

京畿道68家企业率先参与试点

据《韩国经济》报道，根据韩国雇佣劳动部提交的工作报告，政府正研究多个构想，计划在下半年制定《缩短实际工作时间支援法》（暂称），为实施“每周4.5天工作制”提供法律依据。政府计划在4年间分阶段执行，总预算为835亿韩元（100韩元约合0.5元人民币）。

制度草案包括三大方向：一是修订《劳动基准法》，将法定工时下调至每周36小时；二是立法保障“断联权”，即下班后不被强制接收工作信息的权利；三是推广弹性工时、错峰出勤、远程办公等多元模式，提高企业的自主调节空间。2025年起，劳动者将可依法申请“弹性工作权”与“工时再配置请求权”，企业除非提出正当理由，不得拒绝。

韩国京畿道政府率先启动试点。当地有68家企业将实行不减薪的“选择型工时缩短制度”，涵盖“每周4.5天制”“每周35小时制”及“隔周4天制”三种类型。劳动者每月可获得最高26万韩元的生活补贴，企业可申请最高2000万韩元的转型补助。

值得注意的是，该试点也被视为应对韩国超低出生率的重要尝试。京畿研究院报告称，劳动时间偏长与生育率持续走低存在直接关联。2023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降至0.72，报告建议将法定工时进一步缩减，以缓解年轻家庭的生活和育儿负担。

韩中小企业忧“转型阵痛”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尽管改革蓝图逐渐清晰，但企业界反应普遍谨慎。韩国经营者总协会指出，2023年韩国单位小时劳动生产率为44.4美元，在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33位，明显低于美国（77.9美元）和德国（68.1美元）。若在生产率尚未提高的前提下进一步缩短工时，企业运营压力将加剧。

以制造业为例，现代汽车等大型企业可通过双班倒和产线调整部分吸收冲击，但大多数中小企业面临交货周期紧、人力不足等问题，推行缩短工时将迫使企业增聘员工或支付更高加班费，经营负担明显上升。一些企业还担心，设备使用率难以根据新制度灵活调整，可能影响整体效率。

科技、半导体、钢铁等需要24小时运转的行业也表示担忧。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企业表示，由于生产流程需昼夜连续运行，强制缩时将影响研发资源配置与交货周期管理。浦项制铁等试点企业的反馈亦揭示出落地难题。浦项于2023年试行“隔周4天制”，但在业绩下滑和安全事故频发的背景下，2024年初决定将管理层恢复至每周5天工作制。

韩国《每日经济》援引韩国劳动法专业人士分析称，“每周4.5天制”与2004年正式推行的“5天工作制”改革路径相似。彼时《劳动基准法》虽于2003年修订，但制度实际历经8年分阶段落地，并通过延长加班上限、下调加班费起征标准、发放补贴等多种手段减轻企业压力。政府还同步引入外籍劳动力许可制度，以缓解制造业人力短缺。

该人士称，当年改革得以推进，离不开经济稳定增长的支撑。而2025年韩国经济增长预期仅为1.5%至1.8%，接近2009年金融危机水平，在此背景下推行缩工时改革，更需注重政策节奏与社会共识的同步建设。

一位白领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坦言，从当前经济环境与薪资水平来看，“每周4.5天制”仍为时尚早。

笪志刚表示，结合韩国自身产业目前发展情况来看，改革在一些行业里存在阻力。首先，韩国的制造业和一些产业尚未完全转型到能够与4天半工作日相吻合的创新或技术水平。其次，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处于产业序列的中低端，需要依靠大量人工来实现利润或达成目标。对这些企业来说，4天半工作日制度意味着人力成本和福利成本变相增加。但也有行业可能从中受益，比如餐饮业，人们休闲时间增多会促进消费。因此，不同产业对这一政策的看法存在差异。

面对来自企业界与社会各界的争议，韩国政府强调不会通过行政命令强推制度，而将以“社会对话”方式逐步取得共识。雇佣劳动部长官被提名人金荣训在与劳动界代表座谈时表示，“每周4.5天制”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与数字转型的长期战略手段。韩国政府计划2027年评估试点成果，在确保制度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全面推广。

全球扫描：是否可行因行业而异

除韩国之外，“上四休三”“混合办公”等模式在全球多国都有不同形式的尝试，但效果及后续发展都不尽相同。据越南《快报》6月2日报道，每周4天工作制并非新鲜事物，它源于“休闲社会”的概念，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工业化国家中被提出。新冠疫情暴发后，随着部分企业逐渐采取远程工作模式，人们对灵活办公兴趣有所增加。

目前，德国企业提供各种弹性工作时间模式，除了全职或兼职，还有自主决定工作时间，以及远程办公和移动办公等形式。德国保险公司安联集团为全球约16万名员工制定了一项最低标准，允许他们至少40%的工作时间在办公室外工作。相比较而言，制造企业要实行弹性工作较难。汽车制造商梅赛德斯-奔驰采取混合办公，力求在远程办公和现场办公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

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去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没有固定工作时间的灵活工作方式非常受德国员工欢迎。45%受访者支持这一工作模式。

新加坡目前也正在试行4天工作制。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劳资政灵活工作安排要求指导原则去年12月1日起正式生效，规定企业须通过适当流程评估雇员的灵活工作安排要求，包括是否落实4天工作制。不过，这套指导原则并非强制，也没有法律约束力，只是鼓励雇主这么做。然而在推行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阻力。

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九成雇主表明，现阶段不会实行4天工作制，理由包括：有些企业需24小时运作；无法提高生产力来抵消产能减少；需要额外人力来填补空缺，导致成本上升。泰国人力资源顾问公司Reeracoen集团首席执行官内藤兼二认为，4天制是否可行因行业而异，且取决于该行业生产力能否维持或提高。一些适应性强且方便自动化的行业或许可落实4天制，但其他如需要依赖直接人际互动的企业则很难实施这一工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