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逸虹

在“重庆大轰炸”中，有一位率领中国空军在重庆上空奋力反击日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名字叫郑少愚。

郑少愚先后担任中国空军第四大队中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几乎参与并指挥了当时保卫重庆的所有空战。郑少愚击落日机五架，配合友机击落敌机数十架，先后驾驶的战机被击伤三十多次，本人五次受伤。

周恩来曾先后在武汉、重庆两次秘密接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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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少愚，1911年10月9日出生于四川渠县鲜渡乡一个木匠家庭。1933年，郑少愚考入中央航空军官学校第三期，1934年12月毕业。在校期间，郑少愚成绩优秀，后留校任飞行教官。

引导郑少愚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是他的同乡胡春浦。胡春浦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中央特科成员，因早年共同求学经历与郑少愚结识。在与胡春浦的频繁交往中，素有救国救民理想的郑少愚受到共产主义的启蒙。1935年初，胡春浦被党组织派往杭州，此行的任务就是发展郑少愚入党。尽管当时正处于革命低潮，但郑少愚还是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并庄重地写下入党申请书。经上级党组织严格考察后，郑少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指示，郑少愚的组织关系由胡春浦单独掌握，单线联系。按照党章规定，当时郑少愚的党费标准为1.8银元，但他深知党组织经济困难，自愿拿出月工资的一半（30银元）用于交纳党费。而他自己却非常节约，连给亲戚朋友写信的信封，都是翻新后重复利用。

入党后，郑少愚向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包括国民党空军的机构组成、战术技术特点、行动方案等，这些来自国民党空军中枢的情报，对红军在与国民党军作战时减少伤亡，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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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爆发前夕，郑少愚由航校调入中国空军第4大队，任第21中队分队长。1937年8月14日，第4大队升空迎战敌机。郑少愚是最后一个起飞的，当他追随大队赶到战区上空时，空战已经结束。郑少愚不甘心空手而归，竟单机向钱塘江口方向飞去，遭遇投弹完毕返航的日军编队。此时如果草率攻击，后果不堪设想。见日机群未发现自己，郑少愚就悄悄尾随，咬住飞在后面的日机第2编队第2号机，然后猛加油门，突然开火，敌机被击中冒烟下坠。郑少愚见偷袭得手，不再恋战，安全返航。

1938年2月17日，郑少愚随第四大队进驻汉口王家墩机场，参加“武汉会战”。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郑少愚击落敌机两架。

由于第四大队转战多地，郑少愚一度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为此非常焦虑。后来，胡春浦撤离到武汉立即与他联系，郑少愚欣喜万分。胡春浦后来回忆说：“郑少愚和陈怀刚（由郑少愚秘密发展）两人的组织关系都在我处。国民党统治的南京、杭州被日军占领后，两人随军转到武汉，来信要我去武汉证明他们的党组织关系。经周俊烈同志同意，我去武汉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几次见到叶剑英、李克农和黄文杰，汇报了郑少愚和陈怀刚两人的情况，证明了他们的党籍。叶剑英和李克农两位领导指示：今后两人的组织关系，仍由我负责单线联系。如遇到特别重要的紧急情况，他们才到办事处去。”

后来，叶剑英和李克农在武汉接见了郑少愚，并由李克农将郑少愚的党组织关系转交给中共南方局，此后便由中共南方局周恩来直接领导，而郑少愚的具体组织活动仍由胡春浦单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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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第四大队进驻重庆梁山（今梁平区）机场。此时，郑少愚因战功卓著已升任第四大队21中队中队长。10月4日，18架日机袭击梁山，郑少愚率领9架战机随第四大队与日机作战，这是郑少愚参与保卫重庆的首场空战。这场空战，第四大队击落日机两架。

1939年5月3日上午9点，日军45架军机在汉口机场起飞，机群由湘西、黔北绕道，意图偷袭重庆。驻守在广阳坝机场的郑少愚率领21中队率先升空，与敌机展开拼杀。

《大公报》刊载的《重庆上空“五三”之战》一文中，记述了这场战斗情形：“郑队长当先，整个战斗单位一字散开，紧紧地跟在后头，由下方向敌机群猛射。中日两国空军80余架飞机在重庆上空追逐、翻腾、射击……”

这场空战，来犯日机被击落两架，中方损失战机四架。

第二天，日军再次出动27架战机，利用黄昏时间，避开中国空军拦截，对重庆城区实施无差别轰炸。

“五·三”“五·四”大轰炸，给重庆造成了巨大伤亡。郑少愚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在战后21中队总结会议上，郑少愚悲愤地说：“我提议与敌机相撞，同归于尽！只要捕捉到机会，我愿意第一个撞敌人的领队机，各分队长撞敌机的小队长，各僚机撞敌人的僚机。”在沉重的气氛中，21中队集体通过了这一决定，但受苏制战机性能的限制，郑少愚提出的这个视死如归的战斗方法，最终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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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郑少愚升任第四大队副大队长。11月，“桂南会战”爆发。郑少愚率机队参加昆仑关战役。12月30日，日军13架敌机偷袭广西柳州机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会同苏联航空志愿队42架战机起飞迎敌。在与敌带队长机的搏斗中，郑少愚所驾驶的飞机被敌僚机偷袭中弹，郑少愚也被击伤，这是他第三次负伤。做手术时没麻药，他都没哼一声。他的面部毁伤严重，未痊愈之前，他拒绝照镜子，还谢绝记者拍照。

“桂南会战”后，第四大队奉调回防重庆，1940年3月，郑少愚晋升为第四大队大队长，站在保卫重庆天空的最前线。

日军轰炸机来袭时均采用排列紧密的大编队，它们配合紧密，我军战机多次拦截都效果不佳。看到这种情况，在21中队实习的航校实习生阎雷，提出一套空中攻击战法——用小降落伞悬系“浮游炸弹”对付编队紧密的日军轰炸机群。这个战法，引起了郑少愚极大重视，予以大力支持。

在郑少愚的关照下，阎雷毕业后被调配到第四大队，郑少愚指派王广英召集实战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与阎雷一起研讨空爆攻击战法，该战法经郑少愚审核后报空军部批准实施。1940年8月11日，日军90架轰炸机分两批来袭重庆，第四大队29架战机起飞迎敌。郑少愚率王广英、高又新、王玉琨、郑少亭、洪奇伟等6架战机，每机携带4枚10公斤“浮游炸弹”迎敌，首次实施“空中爆击”作战。

战机升至6000米高度，这是苏制伊-15战机的极限。郑少愚以其丰富的作战经验，准确地将机队埋伏在日军轰炸机的前进航线上。当日军轰炸机群出现时，6架战机分成两个攻击小组，快速接近它们。等到达距离日机群200米的前置投弹点时，郑少愚摇摆机翼，各机当即拉起投弹拉柄，机翼挂架将炸弹放出并扯开降落伞。6秒钟后“浮游炸弹”爆炸。日军轰炸机群受到冲击，阵脚大乱。趁日机混乱之际，郑少愚指挥第四大队发动猛烈攻击，这场空战，击落日机5架、重伤6架。

“空中爆击”战术首战旗开得胜！《新华日报》发表《向空军致敬》一文，对以第四大队为代表的中国空军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不得不感谢空中的英雄，他们的视死如归，奋勇杀敌的精神。因此，我们要特别代表重庆的市民，全国抗战的民众对英勇作战的空军将士致以热烈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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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13日，日军13架零式战斗机掩护轰炸机群对重庆实施轰炸，郑少愚驾驶2101号战机率34架战机进行拦截，双方在璧山上空遭遇。由于零式战斗机在性能上优势巨大，日机采用快速抵近快速脱离的掠袭战术，第四大队的飞行员几乎没有还手的机会，遭遇自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24架军机被击落。

战斗中，郑少愚所驾驶的2101号战机中弹23发，在手足均受重伤的情况下，凭借高超的飞行技能，多次营救队友于危难中，并掩护其他战机飞返四川遂宁，避免了更大伤亡。

此后中国空军被迫后撤，失去了对重庆上空的制空权。战后，第四大队总结：“我机性能太差，速力、升空力、火力均较敌机远逊，除防御外，几无还击之机会。故全战斗中，我机之取得发射之机会着实数寥寥，胜败之因果昭然若揭。”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正式参加对日作战，并根据租借法案计划向中国提供125架P-43驱逐机。一直期待着驾驶优秀战机向日寇复仇的郑少愚奉命率队前往印度，负责换装这批美制军机。1942年4月22日，在从印度转场至昆明途中，郑少愚驾驶的美制P-43战机突然起火坠地，郑少愚不幸牺牲，年仅30岁。郑少愚殉国后，遗体暂时安葬在印度加尔各答郊外。1947年3月，郑少愚的骨灰从印度空运回国，入葬南京紫金山航空烈士公墓。

多年后，胡春浦回忆：“少愚同志的牺牲，是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中共南方局领导同志得悉后，心情都万分沉痛。事后罗髫渔同志对我说，他将这一不幸消息报告给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时，周公黯然不语久之。”

让我们永远怀念抗战时期保卫重庆上空的中共飞行员，郑少愚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