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宋理财》的一些思考。

自由只有一种，就是自愿。

被“自愿”的方式，却有无数种。

01

自愿和被自愿

王安石变法时期，旧党批评地方官吏为了执行“青苗法”，把自愿贷款变成了强行摊派。

我们读书时看到“强行摊派”，会联想到衙门官吏恶狠狠地威胁百姓：

“不贷款就把你抓起来！”

但在实际执行中，不一定要这样简单粗暴。

《大宋理财：青苗法与王安石的金融帝国》是一本专门研究“青苗法”的书，作者考证了大量史料，发现官府如果想让百姓“自愿”贷款，其实有的是“方法”。

比如，王安石的政敌苏轼反映说，一些地方官府在放贷的时候，用美酒和娼妓，诱惑百姓来贷款消费。

比如，王安石的学生郑侠写信给王安石汇报说，在地方上，那些拒绝贷款的人，十天半个月里就会被以其他罪名整治。

比如，王安石的好友刘攽写信给王安石反映说，青苗法已经变成了地方官场上最重要的考核指标。为了完成任务，那些有才能的官员会用“策略”让百姓贷款，那些没才能的官员就直接诉诸权力与刑罚。

官府有无数种方式让百姓“自愿”做某件事，但大部分史料记载中官吏都是简单粗暴的强行摊派，甚至出现了不发贷款直接收利息的现象，这并不是因为缺少“执行的艺术”，而是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必要。

对待普通百姓，大部分官吏没必要使用“策略”。

“青苗法”执行中是否出现了强行摊派？朝廷使者的调查结果是没有。这当然也很容易做到。

就像我们中学时学校周末补课，老师会提醒我们，如果有人问，就说你们都是自愿来补课的。当然，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

《大宋理财》的作者提醒我们，不要被表面的宣传所误导。比如“员工自愿降薪”“员工自愿加班”，你以为真的是自愿吗？

02

明规则和潜规则

面对旧党的汹汹批评，神宗皇帝好几次颁布政策强调，地方官员在执行青苗法时，一定要坚持自愿原则，禁止强行摊派。

但是，地方官员发现，青苗法的执行结果，已经变成了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

那些放贷量大的官员，被提拔重用；那些放贷量小的官员，被贬职处分。那些强迫百姓借贷的官员，不但没有受到处分，反而得到高升。

作为地方官员，该如何理解朝廷强调的“自愿”原则呢？

是执行表面规则，还是理解规则背后的潜规则？

迷信纸面上的规则，常常是幼稚的表现。那些久经宦海的旧党老臣们，对青苗法的质疑很清晰：

既然青苗法规定了任务和考核标准，既然强行摊派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反倒有利于自己仕途“进步”，地方官吏又怎么会让百姓自由选择？

那么，新党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双方真的没有共识吗？

03

问题与时机

到了宋徽宗时代，“党争”问题被徽宗和蔡京彻底解决，朝政由新党主导。

青苗法当然成为了不容置疑的大政方针。这时，一大批负责监管地方青苗法执行的新党大臣们竟然提出了相同的改良意见：

青苗法应该继续执行，但不再作为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

原来，执行的人，都知道问题在哪里；监管的人，都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

明明大家都知道药方，之前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同样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在新旧党争激烈的时代提出来，在强势的宰相面前提出来，就是严重的路线问题，就是给政敌“递刀子”；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提出来，就仅仅是一个具体的技术问题。

当然，另一种可能是，共识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它来自长期的实践和教训。青苗法实践了几十年之后，监管者们都明白了其中的核心问题和解决方案。

04

人类行为的非意图后果

更神奇的是，新旧两党争论不休的青苗法强行摊派问题，到了徽宗时代，竟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复存在了。

剧情发生了大反转，神宗时代的强行摊派，到了徽宗时代，变成了有钱有势有关系的人，才能享受到的特权。普通百姓，常常申请不到青苗法的贷款。

究竟发生了什么？

原来，徽宗时代，滥发货币，造成了通胀。在通胀背景下，“青苗法”由原来的“高利贷”变成了优惠的“低息贷款”， 变成了人们争抢的香馍馍。

大通胀时代，货币贬值，贷到就是赚到。所以，钱都被有权力有关系的人贷走了。

以至于徽宗一再颁发政策，禁止有权有势的人拿走原本面向普通百姓的贷款，违规者严加惩处。

当然，一如既往的，这些明规则并没有什么用。

神宗时代，青苗法为朝廷汲取了大量财富，新旧两党的辩论焦点是：

财富应该留在民间，还是汲取到朝廷？要国富，还是民富？

但到了徽宗时代，青苗法最终执行的结果，却是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意料到的怪现象：

青苗法既没有增加朝廷的财富，也没有增加民间的财富，而是增加了官僚集团和有关系、有背景的那批人的财富。

这恐怕是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没有想到的。

用哈耶克的话说，这就是“人类行为的非意图后果”。我们做一件事的结果，常常是出乎意料的。

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

当然，古代王朝的很多政策，最终演化的结局，也都是如此。官吏们在执行的过程中，会找到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法。

青苗法的本金和赚取的利息，被其他机构大量挪用，甚至被贪官污吏中饱私囊。这一切倒在意料之中。

人们总喜欢批评贪官污吏让一个良好的政策走向了溃亡。但贪官污吏永远存在，他们对青苗法的影响，并不重要。请问，打仗、救灾、朝廷和地方上的各种紧急事务、艺术家宋徽宗的各种宏图大业和个人享受，不挪用，钱从哪里来呢？朝廷理财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各种大事、各种机构、君主需求都有钱可用吗？

用贪官污吏来解释历史问题，常常是一种思维懒惰。

05

有没有比市场更好的方案？

朱熹也是青苗法的批评者。

他在家乡成立“社仓”，搞公益性质的低息贷款。他认为，这种金融业务要民办而不是官办，要自愿而不是强制。

其实，关于借贷，新旧两党士大夫也是有共识的，无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还是朱熹，他们都不喜欢民间高利贷。觉得利息太高了，太残酷了。

但问题是，哪怕是朱熹的公益实验，也代替不了民间高利贷。

因为熟人之间、宗族之间、小共同体之间，当然可以低息借贷，甚至无息借贷，就算赚不到利息，还能赚到人情。但是陌生人之间呢？

一个人借款给同族，和借款给一个陌生人，承受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高利贷之所以敢放贷给陌生人，是因为他们有一套成熟的机制，比如抵押、担保，比如通过高利率来规避风险。通过高利率，10笔债就算有3笔坏账，但生意依然可以维持运转。这套机制中，还包括很多不体面的催债手段。

朱熹的“社仓”，被南宋朝廷作为范本进行全国推广。但是，因为是自由自愿的，也不纳入政绩考核，官府和民间，并没有什么动力去效仿。

没有利益驱动，一件事情总是很难做大。

人们总想用更好的方案来取代冷冰冰的市场，比如政治的公益的纯公益的半公益的……结果兜兜转转一圈，最终却发现，自己实验的各种改良方案，还不如市场原来的方案。

当然，高利贷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两千多年备受争议。今天全世界的普通人贷款的利息为什么相比古代便宜多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本的积累，社会总财富变多了，可以用来借贷的资金增加了无数倍。供给增加，价格下降。不同的银行之间，也会展开市场竞争。

取代市场更好的方案，只能来自市场的演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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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亮叔行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