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革命的理解在过去一百年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20世纪前三十年里，世界各地学者对于技术普遍抱有救世主式的痴迷，相信工业革命的发生源自技术的提升。然而，这种理解是英国地方性经验泛化的产物，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大萧条之后，学者们的态度才开始转变。当经济萧条暴露出产能过剩的问题后，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技术史本身。芒福德的《技术与文明》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诞生的。

该作对于技术发生时所依赖的文化和社会语境的关切，在当时是极具创新的尝试，不仅启发了之后的研究，还成为当时技术和经济阴霾下的一声呼喊，一份宣言。从工业革命前的技术与思想发展开始，芒福德对技术史做了切片式的大胆回顾，并辅以具体而微的考究和不拘小节的猜想。与此同时，他还揭示了机器使用和人类心性之间的紧密联系，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关于未来的想象

在写作过程中，芒福德把技术进步的过程视为人类心灵发展的表征，将技术史叙述成了一个人类心灵和技术互相塑造的进程。这样的叙事方式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在于，因为强调心灵，芒福德向我们展示了人的思维和兴趣如何创造并影响了机器，又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反过来阻碍新的技术可能性的出现。缺点在于，因为强调心灵，芒福德把关于技术组织方式的现实问题弱化为了纯心灵问题，陷入了一个受生产捆绑的本质主义陷阱。

为方便读者阅读，除去开头，下文将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将概述该作主要内容；第二部分将主要解释该作如何拓展了技术研究的视野，改写了关于工业革命的叙事，并把社会文化要素引入技术研究；第三部分将从方法论角度批判该作的理念论倾向；第四部分将从认识论角度批判该作的本质主义谬误和其设想的方案中的生产性取向；最后一部分将总结该作给我们的启示：技术是人类心灵的表征，但不只是心灵而已。

撰文｜方腾逸

《技术与文明》

作者：（美）刘易斯·芒福德译者：林华

版本：见识城邦|中信出版社

2025年1月

技术的历史与未来

该作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和第二章，属于经验叙述范畴，主要讲述前工业革命时代的文化和技术如何影响了工业革命的发展。第三章至第五章属于第二部分，是历史分析范畴，用技术复合体概念划分了人类机器文明的三个阶段：始技术阶段、古技术阶段和新技术阶段。第六章至第八章是第三部分，属于理论分析范畴，讨论了与机器相关的文化特质以及文化对机器发展的控制，最后以对未来的展望作结。

在第一章里，作者描述了工业革命前人类社会文化观念上的“准备”：修道院的规律生活带来了钟表和机械的抽象的时间观念，时间和空间观念的联结和抽象化加剧了测量和划分的冲动，人们得以克服泛灵论的障碍，发现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资本主义对资产的抽象化和上述时空间的抽象化发生结合，资本的积累间接推动了机器和技术的发明，严格管理的组织模式为机器发展提供了土壤。

第二章将这些文化的要素进一步与这一时期的技术相结合，讨论人对技术的使用如何影响了工业革命。采矿工业塑造了一种关于工业组织方式的确定的想象，同时从生产状况、生活状况和对自然的改变三个维度影响了机器的使用。战争和军事生产加剧了机器的发展，同时又决定了机械化生产的组织模式和机器的其他可能性。以上两者和资本主义的联合加剧了享乐主义，幸福被等同于舒适生活和扩大生产，机器从此服务于一个物质优先的目标。

第三章至第五章里作者提出自己关于技术发展阶段的划分。所谓技术复合体，指的是利用能源的利用方式、原材料的加工方式、生产形式以及劳动者组织方式的特定组合。始技术阶段大约始于16世纪意大利，终于19世纪美国，以风力和水力的不稳定使用，快帆船的制作，玻璃的使用，木质家具的发展、机械钟的发明、工厂（mill）的出现以及科学实验方法的发现为代表性发展。古技术阶段始于18世纪中叶，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达到顶点，核心是铁和煤的使用、蒸汽机的发展、环境破坏的加剧、工人生存状况的恶化以及阶级斗争的加剧。新技术阶段出现在最后，主要表现为电能的使用、内燃机的进步、通信科学的进展、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自动化的加剧、无产阶级境况的进一步恶化。在对每个阶段的描述中，芒福德亦对三者不同的文化特质做了描述。

第六、七章在理论上分析机器如何赋予技术一系列文化特质，这一过程如何受到了既有认知的影响。作者认为机器依然被少数既得利益者掌握，加剧了社会控制，促进了物质主义和工具主义，导向无效率的能量消耗和生产扩张。芒福德进而在第八章指出一种替代性的心灵和机器的组合，一种共产主义式的心灵和生产活动的平衡。这种所谓的替代性共产主义方案包含以下原则：注重用生命价值替代经济价值，提高能量利用效率，增加闲适和艺术活动，节约生产，适度消费，鼓励创造性活动等等。

刘易斯·芒福德（Lew is M um ford，1895–1990），美国社会哲学家、文化批评家、城市规划和科技理论家，以其广博的知识结构和深刻的人文关怀著称。芒福德的研究横跨建筑、城市发展、科技文明与文化批判等多个领域，以人文主义视角审视现代社会的发展路径。他强调技术应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反对工具理性对人类生活的主导。他的重要著作包括《机器的神话》《城市发展史》《技术与文明》等，对20世纪中后期的城市规划和科技伦理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心灵的技术

在技术研究领域，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贡献：

第一，把技术研究的视野拓展到英国和工业革命以外的世界。芒福德之前的学者受到以英国为中心的工业大发展影响，往往把英国的产业和经济变革作为技术进步的集中体现。例如，保尔·芒图（Man⁃toux）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文版出版于1929年）是公认的对工业革命研究的经典，其研究基本只聚焦英国产业革命的前因后果。相比之下，芒福德该作以世界性的视野处理技术发展和产业革命的问题，案例从人类历史早期的容器使用到大机器的发明，从中国的造纸术到欧洲的蒸汽机，横跨古今中西。

第二，提出新的关于技术发展阶段的叙事，修正以工业革命为中心的带有偏见的立场。在该作出现之前，技术研究主要被以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为代表的高度操作化的工程实践指南和以芒图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为代表的英国产业革命研究所占据。工程师和学者对工业革命所代表的生产大发展近乎痴迷。芒福德反其道而行，提出技术复合体的概念，把工业革命解构成了更大的技术和文明发展的很小一部分。

第三，把社会文化要素，主要是心灵，引入了技术研究。芒福德之前的学者往往把技术与社会切割看待，将技术默认为一支绝对客观中立的力量，以至于忽视了技术的发展依托于具体的文化背景这一事实。为矫正这种误区，芒福德挑明了技术的文化属性，将技术从独立于社会的客体性世界拉回至与人类心灵休戚相关的主体性世界。例如，芒福德认为修道院的规律生活要求导致了机械钟的发明，进而影响了人们对时间的客观认知。其试图说明，机械钟的发明不仅是技术的发展，也是人对世界认知方式的改变。

芒福德的社会取向影响了此后几十年的技术研究。在1959年的一篇回顾文章中，他总结该作最重要的预言式贡献：“在那之后人们开始提到，技术并不只是工程师、投资人、工匠、资本家、科学家的产品，而是整个社会的表达。它被享受和模仿，并非只因为它的物质生产力，而是因为它带来的价值、形式和意义……”

《攻壳机动队》（1995）剧照。

只作为心灵的技术

该作将心灵分析引入技术研究的做法是创新的，但这样的做法又犯了还原论的错误，即将技术问题简化为心灵的问题。

芒福德强调技术的心灵面向，他的写作是对这一主张的实践。芒福德试图从主观的、心灵的、感受的角度引导读者进入科学技术这一话题。这是一种写作策略：芒福德相信心灵影响技术，关于技术的信念能够改变技术现实，所以他用启发式的猜想主导叙事，以便通过读者操控技术的未来。该作因而是这样一部作品：你很难在其中找到严谨的因果证明，但却能找到诸多启发式的想象和主观性的引导。这种方法论的问题在于：

芒福德的写作中存在一种强烈的用理念取代现实的倾向。在该作的后半部分，这种倾向主导了他对心灵和机器之间关系的考察，最终使得该作所描述的机器和心灵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直接的互相决定。芒福德在其中混淆了实践和认知，他把故事简化为：人的心灵决定了机器如何被使用，机器反过来决定了人如何认识世界。人只有依靠实践改变世界。认知的扩散通过影响特定行动者的实践来决定技术的形态，技术通过使用过程本身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研究者不能用对认知的静态描摹替代认知和实践的变化过程。

这种强调理念的倾向也表现为对历史的过度抽象的理解。尽管给出的案例具体而微，芒福德却没有以历史性的方式将这些案例串联，而是将它们当作技术和心灵关系的切片。举例来说，芒福德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控制了技术的走向，国家受这种精神影响主导了机器对人的压迫。事实是，资本主义不会控制机器，只有人会控制机器，也只有人会压迫人。资本主义精神不是技术现实的来源，而是技术现实形成和存在的表征。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技术当中的嵌入扮演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部分，这部分现实和历史被该作的写作方式隐藏了。

技术复合体的概念把技术的使用等同于技术的原理。在该作中，不同技术复合体之间的关系互相割裂，不可协调，且只有替代关系。例如，芒福德认为始技术在被古技术和新技术取代之后，终结在19世纪的美国。这一错误可以类比库恩（Kuhn）对科学范式转变的解释，甚至是范式这一概念在技术层面的翻版。其错误在于：技术的使用和技术的原理不能混同，先前的技术并不会因为新技术的出现而被替代。尽管在技术原理上有根本的不同且看起来不可协调，但人们对于特定能源和资源的使用，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组织方式，在现实中以一种更为混杂的方式同时存在并互相影响。

作为生产之囚徒的心灵

该作对未来的想象表现出受生产观念影响的本质主义。芒福德提出的新的技术使用方式首先建立在所谓的生命价值之上，而这种生命价值仍然被还原成效率至上，并表现出强烈的生产性想象。

对现代科学技术社会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命题之一是“我们是否有替代性选择”。这一主题无疑可以在该作的第三部分找到影子。芒福德批判现代技术使用当中的物质主义倾向，认为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过度生产、扩张和消费是垄断的、控制的、没有效率的。芒福德认为现代机器蕴含一种平等主义的可能，只是在资本主义心灵特质的影响下，机器成为剥削人和异化人的工具。要实现这种平等主义的可能，芒福德认为必须用生命价值重新驯化机器。

芒福德对心灵的过分强调使得他的解决方案透露着严重的还原论和本质主义倾向。这种认识论上的本质主义带来了诸多问题：

第一，芒福德设定的价值标准充满矛盾，描述不清，最后呈现为效率至上。在最后一章中，芒福德提出要以人文主义和生态主义结合的精神安排生产，强调有机体的充分发展，让人们为了生活而生产。讽刺的是，他提出的替代性方案依然强调（社会）能量的高效率转换，主张用计划经济式的对生产的规划和对资源的分配替代过度生产带来的浪费。芒福德对产业合理化的想象最终诉诸某种基于“科学标准”的对产品“实际价值”的衡量，但是这种“科学”的“价值”本质上不过是另一种经过打扮的效率至上。

其次，芒福德设想的替代性的价值显然受到生产的束缚。该作在理论方面借鉴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张实践是社会最重要的维度，劳动是最重要的实践。不仅如此，在其写作中，生产往往被当作最重要的劳动对待。经典马克思主义因其历史局限性总是过分强调工业生产意义上的价值计算，对此未加反思的芒福德陷入了一种倒错的希望，以为用扩大的生产逻辑包含人类生活其他面向的方式可以解决社会生活的问题。结果是，该作的主张处在这样一种矛盾中：宣称要消解机器对人的控制，却不愿意抛弃生产对人类实践的主导。

例如，芒福德认为“创造性生活的所有表现必定都是社会产品”，因而将作为创造性表征的艺术产品视作引导心灵的关键纽结。事实是，这不过是对人类生活复杂性和创造性的再次否定——有太多的人类活动并不创造产品，不能加入关于效率的数字计算，却同样有非经济的价值。将用在工业产品的价值计算方式强行铭刻在更广泛的人类活动之上是一种可怕的倒错。

笔者并不试图提出另一种价值标准来纠正该作的方案。相反，无论是舒适、安全、效率、生态、产品或是任何其他标准都不应该拿来统摄人对技术使用的想象。设想一种乌托邦式的心灵状态并试图以此影响现实是灾难的前兆。在这一点上，该作的问题来自还原论，而非来自选错了方案。机器没有本质属性，社会也没有。机器的社会可能性——比如让社会更平等——只在其设计、实现、推广的过程当中被具体的人和组织所展现或拒绝。芒福德在书的前半部分所提示的技术的社会建构面向实际上暗示我们，真正的替代性选择只有在技术的社会维度中才能被考察。

本质主义的灾难

詹姆斯·斯科特（Scott）曾对乌托邦式的社会项目做出严肃的反思，他指出当这种强调标准化和简化的思考方式和理想主义者改变世界的野心结合的时候，人类社会的灾难就不远了。芒福德在末章透露的技术乐观主义和计划主导的替代性方案处处映射出这种恐怖。归根结底，这来自芒福德写作当中试图用一种本质解决所有技术问题的倾向。这种技术乐观主义至少给我们以下两个启发和警示：

其一，该作的技术乐观主义启发我们从社会的角度重新思考技术发展。在该作写成的那个年代，电视、计算机或互联网都未出现。人类面对技术的乐观主义在那之后重演了好几次。例如，计算机和互联网曾被认为会带给人类平等和自由，却再一次成为加剧不平等的工具。与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不同，芒福德的写作至少向我们揭示了一条从社会维度反思技术发展的可能性的路径，并启发了大量科学技术社会学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反思。

在该作之后几十年，社会因素如何与科学和技术发展相互影响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芒福德对政治秩序和科学知识关系的反思直接见于夏平（Shapin）和谢弗（Schaffer）的作品《利维坦和空气泵》。关于军事生产的技术决定问题的反思一直影响到麦肯锡（McKenzie）对核导弹制导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为该作作序的温纳（Winner）是关于技术的政治性维度这一主题的代表学者。在能源使用这一主题上，米切尔（Mitchell）的碳民主研究则是该作最有代表性的继承者。

今天的人们应该充分了解：没有哪一项技术注定为人们带来平等或自由。人类的知识和技术同时是心灵的表征、社会的实践和物质的现实，心灵和技术的联系发生在知识和技术探索和封装的过程中。在我们的时代，那些投入科学研究的资金、参与学术争论的专家、介入技术应用的组织在改变科学技术的同时在机器中铭刻文化，而这些嵌入其中的文化属性也许会再一次将人类社会带入旧的陷阱。

其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作的技术乐观主义向我们揭示了摆脱受生产影响的思维方式的重要性。芒福德所提出的生命价值没有摆脱生产性的观念。在我们的时代，与工业生产相关的现实仍在并且将会继续影响我们对人类生活实践其他维度的理解与想象。人类心灵要摆脱作为生产之囚徒的命运，必须重新在社会生活的丰富层次里找到表达方式。试图以一种新的本质来重建我们时代的技术现实只会带来灾难。“人类是否有其他选择”不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一个实践问题。

撰文/方腾逸

编辑/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