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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供应链攻防战》一书以全球化的商业环境为背景,深入浅出地揭示了供应链在当今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及其面临的复杂挑战。在全球化进程中,供应链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自 20世纪末蓬勃发展的全球供应链变革,宛如一只无形巨手,重塑着世界经济格局。产品被精细拆分,散落至全球生产性价比高的国家和地区,重新组装后又在全球售卖,这一过程极大地降低了产品成本,为跨国公司带来丰厚收益,同时也重新定义了各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中国自然也身处其中,且日渐成为全球制造的关注重心。
书中,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三力”模型——连接力、控制力、设计力,构建起理解供应链复杂动态的系统性概念框架。连接力关乎链主企业与产业集群的邻近关系、连接产生的价值层级、那些隐身幕后却至关重要的制造商等,是供应链高效运转的隐形力量。控制力则体现在对关键节点的把握、对关键技术的封锁以及不经济性形成的依赖等方面,是供应链竞争中的关键环节,与对产业价值链的分析不谋而合。设计力涵盖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产业成熟度的考量以及大工程组织的力量等,决定着供应链的未来走向。通过这一模型,读者能够清晰洞察供应链的内在逻辑与运作机制,理解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竞争中的角色定位,进而对未来发展做出合理推演与展望。
无论是企业管理者寻求优化供应链策略,政策制定者谋划产业政策,投资操盘者判断市场趋势,还是普通大众期望了解经济大势,这本书都凭借其理性分析、博识见解与丰富细节,为读者带来豁然开朗的阅读体验,助力各界人士在供应链这一新时代的角力场中找准方向,应对挑战。
变局:供应链的大分流
本书上篇围绕全球供应链格局的深刻变革,从背景、动因、表现、挑战及应对策略等维度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全球化2.0 时代供应链的分布式重构趋势。
1. 背景
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美国加大对中国供应链的围堵,通过关税、出口管制、技术断供等手段,试图在多个领域切断向中国高科技公司提供产品的供应链,并寻找更多合作伙伴的支持。而2020 年疫情加剧了全球制造业的供需不平衡、暴露出供应链过度集中的脆弱性,促使各国政府重新思考供应链安全,推动“去风险”和区域化布局。众多大型跨国公司重新安排全球生产基地,逐渐演变成既保留中国生产基地,又在其他地方实现产能多元化的分布式特征。在此过程中,中国制造业也开始呈现出积极的再出海现象。
2. 现状
但目前除中国的海外生产基地仍然与中国连接并呈现出中国制造的韧性,这种主导地位的优势取决于海外本土供应商未来的崛起速度,工业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一场新的较量。在这样的窗口期内,如何设计富有张力的兼顾国内与海外的混合供应链,还需要有更宽广的格局。
3. 供应链的变革历史与展望
基于供应链视角的全球化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992年到2015年是全球化1.0时代,带来了信息高地和制造洼地的价值交换,形成“设计+品牌在欧美,制造在亚洲”的模式。
而2016年以来的全球化2.0时代,供应链开始迁移和重塑,“全球化经济+集中化制造”的范式正在被修改。外因上,各国基于供应链安全,加大贸易壁垒和本土化支持,而疫情和航运中断加剧了对供应链脆弱性的担忧。内因上,中国制造主动转型升级的迫切性提升,要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中国供应链要面对“近岸制造”和“友岸制造”的争抢,就必须围绕中国本土的制造升级,同时也面临“再出海”的挑战。过去出海更多是企业的自发行为,现在则需要有明确的国家策略。
三力模型:连接力、控制力、设计力
在这场供应链迁移的争夺战中,作者在中篇总结出一个观察供应链的三力模型,那就是高效互动的连接力、关键价值节点的控制力,以及整体设计力。它们共同构成供应链韧性,代表了整体供应链的效率、安全和生长的三种平衡能力。
1.连接力:效率的来源
概念内涵:代表企业间互动紧密度,决定供应链效率和经济活力。链主企业(供应链关键枢纽)对于本土制造的提升和供应网链结构生态的维护,起着关键作用,也是支撑一个地区的“产业护腰带”。而产业集群的企业之间往往既有密切的合作,也有激烈的竞争,上下游企业之间也不仅是简单的采购关系,而是容易形成复杂的知识交换。中国制造的优势,经历过政策优惠和人口红利,目前形成的供应链红利在于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的工业门类,产业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强。
理念价值:供应链能力是一个公司容易被忽视的观察维度,往往比财务盈利更可观、更持久,而且具有广泛的溢出效应。那些从贸易账单上完全看不出来的连接,构成了中国制造的坚实底盘。要真正理解一个公司的社会价值,不能仅仅看财务报告,还必须躬身下场,细看整个产业的知识流动强度和财富阶梯拉动效应。
高端or低端产业:对于航空发动机供应链等复杂制造,全球供应链分工相互嵌套、等级森严,并通过严格的技术保密形成精密的保护,新玩家往往只能从入门级开始逐渐获得认可。同时作者认为连接力还体现在产业链的系统性方面,驳斥了低端产业是充满偏见的分类,低端制造拥有巨大的连接力,背后也有高级的组织形态在支撑;代工厂也是带有贬义的刻板印象,一个高效率的代工厂可能意味着顶级制造的巅峰。
人与城:供应商与用户连接对创新至关重要,如果只看作纯商业化的采购行为,很容易导致供应链连接双方知识无法流动、也容易侵蚀供应商的制造能力。比如“最低价中标” 就是一种用户跟供应商切断“连接力”的恶习,也是一种脆弱的交往和短视行为,这种理念下供应商很难有动力去进行开放式创新。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是供应链网络形成的关键,中国劳动力成本正在变高但可塑性强,未来需要关注数字化与老龄化对劳动力结构产生的挑战。而城市是供应链聚集平台,龙头企业的离去会导致城市产业衰落,若没有形成本地人才、知识和供应链的紧密连接,供应链的迁移也会变得容易。
2. 控制力:关键的节点
概念内涵:是供应链之锚,一个企业选择关键价值节点,占据具有排他性的有利位置,能够构成全局性的控制力。其主要是由于稀缺性形成的,在整个链条上的价值占比是一个结果而非来源。
卡脖子:控制力的体现之一,主要有三种情形,即“造不出来”、“嵌不进来”、“用不起来”,分别涉及技术、生态和质量可靠性等问题,造不出来的核心是从0到1的突破,不只是由于无法获取设备、零部件等,还体现在缺少大系统的设计与集成能力。嵌不进来本质上是缺乏一种供应商的生态控制力,用不起来则需要长期可持续的可验证数据支持和形成实战能力。
如何解决不经济性:卡脖子的产品,往往是在细小的市场夹缝中存活下来的,部分产品因市场规模小、成本高形成不经济性,导致企业对特定供应商的依赖。比如目前算力芯片、存储芯片细分行业龙头优势突出,但信号转换、电源驱动等模拟芯片尚有待突破。领先企业通过丰富的产品线组合(或集团化的品牌矩阵)、全球市场渠道汇集等多种方式驾驭不经济性,保持在供应链细分市场的控制力。
如何实现控制力:为了保持这种控制力,领军企业甚至国家通过制定国际标准和通过认证是重要举措,中国拥有的666个工业小类则需要提升制定国际化标准的意识和参与度,不同的标准提案往往是供应链博弈的结果,未来也可以提前引入本土选手。此外,在知识经济时代,内容服务在制造业中的作用与日俱增,未来内容服务的创新性、便利性和开发性以及消费者黏性,甚至可能会超越对产品本身的性能要求,而这需要制造业、金融资讯和商业情报的汇聚,以及品牌对用户习惯和心智认知偏好的提前锁定。
供应链控制力环环相扣:作者提出汽车供应链蜕皮现象,即龙头电脑模块化,简化汽车生产过程并重新洗牌。他也列举了光伏行业同质化定价和模块化制造。在此背景下,电动汽车和光伏产业形成了供应链一体化的趋势,打破专业化分工、内化供应链。这种情形下供应链的控制力和连接力合二为一,价值分配变得更加不均衡,整个产业抵御经济周期性风险的能力也可能大大降低。作者认为日本电子产业在全球化分工中衰落,就源于未能适应外包模式和忽视内容供应链发展,从界面型链主逐渐退守到零部件领域。
3. 设计力:让系统去成长
概念内涵:设计力包括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国家通过政策工具影响供应链形态,决策如何选择自己的优势产业,以及保留哪些供应链能力,如美国正在通过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扶持本土光伏和电动汽车产业。供应链的设计力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法律规范和良好的组织设计三个层面。
机床案例:以机床为例,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数一数二的机床消费国,但机床制造强国是德国和日本,其中日本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合并,迅速集中资源鼓励采用专业化分工,并于1970年代加快向数控机床转型,凭借低价格、快交付和强服务取胜;德国未能建立标准的数字控制系统,但得益于政策支持加强机床工作原理的基础教育和培养了高素质人才,且和日本一样大力推动机床出口战略,但主要依靠高端机床。而美国的失误在于错过了发展数控系统、关注国内市场但对用户的需求响应不足。而中国的机床产业未能很好地嵌入汽车产业发展齿轮,没有通过产业互动产生连接关系;与之不同,中国的光伏产业实现了高度独立性,作者认为差别在于产业政策的综合性和发育的时机节点不同,只有通过精心设计与培育多元化供应链,才能形成顶层优势。
美国将工业情报、司法管辖、公共政策等手段结合在一起,通过深度了解不同国家的供应链节点进行精准的控制。相应的,在特定产业出海中,相关的金融、物流、供应链、法规等也是需要同步进行布局的。比如作者分析了全球大飞机产业,其中美国政府采用“回形针产业政策”的迂回策略,通过NASA和国防部为民营飞机间接提供财政支持,并直接参与了整个航空产业的产业政策制定和供应链结构设计;而空客的崛起得益于不同国家之间交织的供应链和复杂利益关系,最终也成为一段发展传奇。
对于中国来说,既要保障卡脖子产品的安全供给,也要考虑如何留住这些产业链的二级根须、三级根须。比如山西祁县的高档玻璃器皿产业,得益于当地政府对人工吹制玻璃产业战略性布局。中国在实现大工程过程中使用的思维和组织模式,依然可以为其他攻关项目借鉴,核心是进行跨越企业边界的供应链组织设计,但不同点在于用户需求的多样性和广泛性。
攻防态:供应链攻防之道
下篇主要是作者从三力模型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供应链的应对策略和思考,认为构建一条有韧性的供应链,都需要精心的设计,其中跨国企业是全球化的主角,供应链是“武器”;中国需要坚持全球化视角,需要将中国供应链和国际供应链紧密交织在一起。
攻防之道:作者认为美国对中国开展的供应链围堵,主要围绕三条线索进行,即收紧供应链控制力、加强供应链设计力,同时动摇中国的供应链连接力。中国制造的应对策略需要掌握攻防节奏,做到攻防有序。攻之道在于双方博弈中保持敏捷和灵活,中国企业需要制定主动性的再出海战略,在广阔的国际市场中建立供应链阵地;防之道重点在自我加固,维持供应链的稳定,提高连接力、实现控制力的突破,并在动态进化中不断实现平衡。
三力要求:在具体三力方面,连接力上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形成供应链不可分割的局面,同时形成各自特色,或者通过设计追求高端品牌化、拉动供应链集体升级,或者为既有产能找出口、整合供应链存量优势。控制力上链主企业反哺引领突破是需要的,可以通过场景、资金和资源的拉动来破解创新难题,而卡脖子向来是系统性失灵造成的,涉及多家供应商和不同行业的知识连接。同时也涉及对全球规则的认识、进入国际标准的制定过程。设计力上,系统集成设计是链主企业至关重要的一种能力,对于要完成交付任务的界面型链主尤其重要。攻关初期往往需要“整体性设计、系统性分工”的大工程共识;追赶者建立高超的供应链组织能力才能积极跟上,而中国当前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面向未来的供应链持久战的战略设计。
保链护土&再出海:在人才方面,劳动密集型的人口红利已经过去,具有学习技能的人才红利正当其时,自动化设备可以迁移,但智能化设备跟人绑定,因此智能精密机器是防止生产线大规模迁移的天然屏障。在再出海方面,中国制造培育的供应链能力是一种竞争优势,需要主动出击,但不同于全球化1.0时代的单打独斗,需要金融、信息服务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共同出海,需要学会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
总之,中国制造当前面对来自东南亚、南亚和墨西哥等第二套平行供应链挑战,高效的连接力形成还需要时间,一方面需要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供应链重塑,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国攻关突破科技断层和实现精细工业化,尤其是解决质量能力的不均衡落差。
启示
启示1:维护供应链生态是链主企业和政府的必修课
供应链生态越丰富,供应链韧性往往越强,而供应链的多样化和丰富度,与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有着密切关系,城市是供应链连接力的载体。企业层面,链主是供应链的强有力节点,只有具备良好的系统集成能力和设计能力,才能带动整个链条的发展。2021年下半年,国内开始系统性遴选和培育产业链链主。链主企业往往是推动行业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链主通过积极参与供应商的经营活动,甚至介入产品研发流程来激发供应商的潜能。
而在政府层面,随着多元化分布式供应链的出现,需要思考如何巩固本地供应链优势并形成应对框架。招商引资和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并形成了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集群,表现为供应链的连接力,是中国制造的民生基础。这些产业大多与科技制造无关,但也有新陈代谢,在人工成本、土地环境、节能降耗等多个方面约束下,政府如何设计引导升级是重要课题。作者梳理了天津摩托罗拉和三星等龙头外资迁移后对天津电子制造的影响,认为核心是在行业繁荣时并未做好本土供应商的培育;而模具厂的定制化和轻物流属性,使得天津模具行业和城市深度绑定。
启示2:最低价中标对于供应链有着不可忽视的破坏力
“低价者中标”会造成用户与供应商的分割,将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关系简化为单一的供应采购关系,而且容易破坏供应链的连接力。在中国制造发展的初期,价格比拼倒逼着降低供应链成本;但在当前中国制造由大向强转变的阶段,“最低价中标”容易阻碍供应商进行开放式创新。相反,优秀企业往往将供应商视作整体创新活动的一部分,并有专门的预算让上游进行开发。企业凭借不断更新的产品、更高的质量和极致的服务内涵,才是实现供应链强连接和控制力的重要方式。
启示3:中国大工程组织模式对于供应链转型升级有优势
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造就了三峡大坝、特高压、高铁路网等诸多大工程,而实现这些大工程所使用的“大工程思维”和“大工程组织模式”,可以为供应链的攻关突破所借鉴。比如为了实现“西电东送”而建立的超过110千伏超高压和特高压供应链体系,不仅带动了主变压器、断路器、零部件绝缘套管等电力设备制造的突破,而且确立了电力行业国际领先标准。但大工程往往要求供应链保持刚性而非弹性、公益性而非市场性,这也限制了供应链的连接力,可能无法长期发挥作用。
但国内的基建大工程大多是面向单一用户的集中式需求,往往在特定使用环境中进行应用。而光刻机、色谱仪、先进制程芯片等需要突破的全新技术,面向的是广泛的用户,需求分散且反复修改,并与其他复杂的工业过程紧密嵌套、联动迭代。
启示4:再出海是中国制造的必经出路
全球化2.0时代,中国企业需要实现从被动出海到主动布局的再出海战略转变,实现中国供应链能力的国际化。而今这种规模性出海正在加速,中国制造在海外积极重建供应链能力,还需要公共的服务力量,包括金融、物流、商贸等信息服务的支撑。中国制造再出海将成为促进当地工业化崛起的关键力量,但海外工厂运营能力也将直面当地法规和文化的融合挑战。此外,面对供应链的国际化,中国积累的优势技术对外输出,也需要有更明确的规范和标准。
总体来看,本书基于全球大量不同制造行业的运行逻辑,提出了一个观察中国制造供应链变迁的“三力”框架。其中连接力可理解为产业链的交互,载体是劳动力和城市生态;控制力核心是关注价值链,不同卡脖子产品可能有不同原因,但制定标准和增加内容服务可能是提升供应链价值的重要方式;而设计力主要考虑了国家及政府的介入,对于不同产业的供应链构建,尤其是系统性出海,需要进行精密的设计。
从建筑建材研究视角来看
我国围绕房屋(或房地产)的供应链十分丰富,人均住房面积和人居体验一路上升,且建造了国内诸多地标性建筑和重大基建工程,但建筑建材行业整体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现状,且业务仍主要聚焦于国内,当前也正面临行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中国制造的供应链变革也值得建筑建材行业借鉴。
如果使用本书提出的三力模型来看,连接力方面,建筑建材行业不仅是成就中国制造业基础设施的基石,其本身也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是观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人居体验的一道桥梁。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和厂房、便捷高效的物流运输体系、健康舒适的人居环境等,均来自一代又一代建筑人的努力。水泥、玻璃、玻纤、碳纤维等细分建材,也在践行着成本-绿色化-智能化的产业互联。
供应链的分布式重塑,也在呼唤新的城市内涵和服务再出海,建筑建材行业也要思考对内如何服务好现代化产业体系重构,对外如何做好中国企业出海的拓展协同。全球供应链重塑的影响下,全球新一轮工厂建设潮正在开始,对应国内建筑业的需求将加速放大区域和行业性的差异化,若无法抓住本轮供应链重塑的建设需求,则可能错过拓展全球业务的机遇。以洁净室工程为例,部分台资企业跟随国内半导体企业建设热潮扎根国内,近年来抓住半导体企业在东南亚投资设厂的机会,快速实现了海外业务的快速发展。
控制力是建筑建材行业转型升级迫切需要考虑的,传统的行业运行过程中,低价中标和垫资施工现象层出不穷,对行业生态的破坏明显,尤其在行业需求下行时影响更大。大量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余额压缩了建筑建材企业发展空间,而行业集中聚焦在国内存量市场,也导致陷入无休止的价格内卷。诚如本书所说,大工程的特定场景需求,往往与其他市场性需求脱节,与复杂工业系统嵌套不足,因此建筑企业每年为了重大工程而投入的高额研发费用,最后对实现企业更加可持续的长期创新发展作用可能有限。
得益于重大工程经验,建筑行业在工程施工方面领先全球,国内受限于基础设施的强公益属性,在定价权方面稍弱。但从发展趋势来看,房屋的模块化建造可能是重点方向之一,“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已经在房屋建设的部分环节实现,供应链的模块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分离和外迁。而从全球供应链来看,目前我国建筑建材行业在海外设计及运营等高价值环节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希望能够通过利用全球市场发展的不均衡实现企业生命周期利益的最大化。
设计力方面,我国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建筑建材出海已十年有余,其中部分国际工程企业海外收入占比快速提升。随着属地化要求提升和供应链安全考虑,海外企业使用本地劳动力和原材料设备采购的比例将上升。全球化竞争能力更强的水泥、玻纤等建材早已实现了海外基地布局,但也持续遭遇海外各种贸易壁垒和调查;而传统的建材制造企业近两也开始出现集体性出海设厂,但由于各国建筑标准和居住习惯不一,我国建材出海预计仍需要时间适应。本书作者在另一著作《大出海》中,给出了企业全球化在地理空间、价值链空间和本地认知空间的三个选择方向。
水泥、玻璃、陶瓷等传统建材领域长期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尽管水泥行业实施了错峰生产政策,但产能置换项目激活了部分旧产能,而玻璃和陶瓷等其他细分建材行业,由于大部分经营主体为民企,市场竞争显得更加无序,我们认为这需要国家从顶层设计方向,给予更多的关注。
传统建材产品再出海亦有空间,比如非洲建筑瓷砖生产销售的前两大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再比如九牧的智能马桶,依靠其快速迭代能力,每年推出5个新品,超过国外企业每年1个新品的速度,实现了中国制造的替代,目前每年出口100万只智能马桶到日本。同时,公司还提出质保期5年,也高于国外企业的两三年质保服务,通过增加服务内涵彰显了产品质量信心。此外,九牧还引入几家咨询公司,重点扶持100家供应商制造能力,实现了产业链的共同突破升级。
我们以本书的“三力”模型为基础,尝试对玻纤这一细分产品进行简要分析。由于玻纤产品的下游应用十分广泛,在建筑建材、风电叶片、交通运输设备、电子电器等多个细分领域均有广泛应用,与中国制造具有较强的连接性,风电、汽车、电子等下游产品升级换代速度快,对玻纤纱也提出了更高的性能和迭代要求。而玻纤基地投资由于重资产属性,每万吨投资一般也在1亿元以上,产业集群更容易降低外部风险,比如中国巨石在浙江桐乡的产业集群聚集了60余家上下游企业,形成了“30分钟供应链圈”。
控制力方面,中国的玻纤产业体现了中国制造的部分缩影。在2012年以前就实现了强大的国产制造优势,在单线规模、工艺配方、原燃料单耗等方面构筑了领先的成本优势。随后,以中国巨石为代表的中国玻纤企业,在第一个窑炉冷修周期实现技改升级,并通过控股上游原材料、铂铑合金制造等方式进一步降低成本。而目前,中国玻纤产业正通过绿色能源配套、智能制造等举措实现产业的升级。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中国的玻纤产业具备成本和性能优势,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渗透率也将进一步提升,实现更高的价值体现。
设计力方面,中国巨石的玻纤出海最具代表性。2012年为规避反倾销,公司远赴埃及设立生产基地。两年后,巨石埃及第一条年产8万吨的池窑拉丝生产线正式投产,这不仅成为中国玻纤企业在海外建成的首条大型生产线,同时也填补了整个中东、北非地区玻璃纤维制造业的空白。而2016年末中国巨石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投资建设8万吨玻纤生产线项目正式奠基,并于2019年正式投产。随着两个基地的后续扩建和技改,目前公司海外两个基地的玻纤产能已超过45万吨,能够满足公司约50%的海外市场需求。但时至今日,针对埃及的反倾销反补贴审查依旧不时出现,我们认为这也可能成为中国制造再出海后如何实现顶层设计的思考课题之一。
结语
从20多年前对世界平坦化与全球化贸易的拥抱和讨论,到近年全球化2.0的快速变化,中国制造积累了优秀的供应链生产和管理能力,当前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也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近年来,中国制造的集体性再出海已开始出现,并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的重塑和融入,在海外快速复制和重建供应链能力。
从产品和技术服务的出海,到生产基地的海外再布局,建筑建材行业也将迎来不一样的机会和挑战。此前的建筑建材行业过于关注国内的庞大市场,而忽视了海外市场拓展,虽然有部分国际工程和建材企业提升了海外收入占比,但在终端客户类型、属地化比例、组织机构变革等方面仍有待提升。而海外拓展突出的部分企业也遭遇了各种贸易壁垒,这些行业经验和知识的流动也将为再出海提供参考,将一个企业的经验变成一个行业的知识,将一个行业的知识变成一个国家的能力。
供应链能力离不开劳动力和城市基础设施,而这是建筑建材行业的需求来源。链主企业外迁可能导致城市衰落,但供应链生长也会让一个城市不断发展,而城市居民的技能培养和人居环境,又会影响城市的繁荣和创新活力。建筑本身是一个外部性较强的行业,书中认为要真正理解一个公司的社会价值,不能仅仅看财务报告,还须躬身细看整个产业的知识流动强度和财富阶梯拉动效应。而建材作为一个周期性行业,应该更多思考如何通过利用全球市场发展的不均衡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书从全球供应链视角,对中国制造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为实现内部产业安全和外部经济效率的平衡提出了建议。书中构建的连接力、控制力、设计力“三力”模型,为观察全球供应链变迁提供了一个框架,构建供应链韧性需要高效互动的连接力、关键价值节点的控制力,以及整体设计力,而中国当前需要的是在国家精密设计引导下,实现供应链的全球化连接和价值控制力突破。本书并未对具体产业提出政策建议,但对不同产业的梳理比较希望能推动跨行业认知的涌现。
团队成员
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团队
方晏荷 分析师 S0570517080007 | BPW811
黄颖 分析师 S0570522030002 | BSH293
王玺杰 分析师 S0570524110002
樊星辰 分析师 S0570525040003
(转自:华泰证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