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国家民委

作为中国的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青藏高原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强大的吸引力使得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也相应地产生了强烈的向心力，这两种力量形成合力，推动青藏高原文明一直向东发展，成为中华文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中，史前时代、吐蕃王朝时期以及元朝以后，是古代史中最为重要的三个阶段，中原文化产生的影响通过考古和历史文献得到充分证实。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中原、中原文化为广义概念，指最初以中原地区为先进代表发展起来的广义的中原文化，也可认其为青藏高原以东、祖国内陆地区的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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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代：高原的生业基础与“农业革命”

伟大祖国的西南边陲，雄踞着世界上最大的高原——青藏高原。辽阔的青藏高原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从6亿年前寒武纪古特提斯海—古地中海的一部分，随着“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而逐渐抬升隆起。地质学证据表明，在距今约4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地区已经完全升出了海面。在距今约2000万年到1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地区迎来了其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最强烈的抬升运动，使它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地球上最年轻的高原由此诞生。

青藏高原古人类诞生的历史，一直是全球考古学者高度关注的问题。近年来，青藏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使得人类出现在高原的历史大大提前。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申扎县尼阿底旧石器时代遗址人类活动的遗迹距今约5万年前，西藏阿里地区革吉县梅龙达普洞穴遗址最早的一期人类遗迹，初步测年数据显示早于距今5.3万年，考古学家们认为“甚至可能早至距今10万年左右”。

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最初的人类踏上高原。虽然对于人类进入高原的区域、路径、方式等问题尚在讨论之中，但基本可以肯定，在距今10万年前后，青藏高原的核心区域已经有了一批季节性的狩猎采集人群。从他们在各营地遗留下来的石制工具及其制作工艺特点来看，和我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存之间具有诸多共性。如，西藏尼阿底遗址的石叶技术，就与宁夏水洞沟遗址的石叶技术很相似。

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和金属器时代，是青藏高原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考古证据表明，位于西藏昌都距今约5500年前的卡若遗址、小恩达遗址，是人类在高原上最早的定居农业村落，标志着当地从狩猎采集阶段进入农作物生产、制作陶器和磨光石器的新石器时代。

在这一阶段，青藏高原最早出现的农作物是粟，这是中原地区先民培育出的农作物品种，也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广泛种植的农作物品种之一。考古学家很早就注意到，西藏昌都市卡若遗址的粟作，很可能是从黄河上游地区传入的。

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与卡若遗址相邻近的青藏高原东麓，还有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刘家寨遗址、哈休遗址，位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尕马台遗址、宗日遗址等处，也都出土了马家窑文化彩陶以及粟、黍等黄河流域常见的农作物，其居址多为半地穴式，这些特征可以说均为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典型特征。因此，青藏高原早期农业的诞生，很可能与黄河中上游、横断山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尤其是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新石器时代高原人类生业基础具有标志性意义。也就是说，继华北和北方旧石器时代对青藏高原的影响之后，进入高原农业诞生时期，青藏高原的先民们最先接触并且吸收的农业技术体系，很可能就是来自中原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而不是同时期西亚、中亚一带的麦作农业。小麦和大麦虽然后期也陆续传入青藏高原，但要迟后千年。从考古学证据来看，大约在距今3000年之后，以西藏山南的邦嘎遗址为代表，曾长期作为主要食物品种的粟才逐渐从高原常见食物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大麦（青稞为其中的一个品种）为主的作物结构。

高原农业的产生，使得过去流动的、以狩猎采集生产方式活动于青藏高原的人群变成了定居于村落的农人，由此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极大改变。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供应得到相对有效保障，有更多时间从事其他创造，原始艺术和宗教随之诞生。

卡若遗址出土的彩绘兽形双体陶罐所饰纹样与马家窑文化相似，双体兽形的设计制作，不仅体现出原始艺术之美，甚至不排除已有某种原始宗教含义孕育其中。类似器形在四川汉源狮子山遗址也有发现，而彩绘的连体陶罐也曾在青海民和县出土，这证明卡若遗址的彩陶文化和黄河上游以及横断山脉的川西北、滇西北高原均有内在联系，很可能是从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扩散而来的。

可以设想，卡若遗址出土的彩绘兽形双体陶罐属于易碎器物，不太可能通过长距离的贸易传播而来，传播而来的极有可能是制作技术或观念，而制作者就是卡若先民。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是青藏高原文明进程中第一个重要阶段，从这个阶段伊始，来自中原文化的因素就占据了主要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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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王朝：文化的抉择和东向发展

公元7世纪，与唐朝兴起大体同时，兴起于西藏山南雅砻河谷地带的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实现了青藏高原的统一，建立起地方性政权——吐蕃王朝，青藏高原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此时，青藏高原的历史走向，也面临着重大的抉择。青藏高原北有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西有阿拉伯大食帝国，南有北印度摩揭陀国，东有实现了“大一统”的唐朝。吐蕃王朝在这个历史关头，虽然也曾向四面发展扩张，但最重要的发展方向最后仍然定在东方，与中原建立起更密切的联系。

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首次“遣使者来朝，帝遣行人冯德遐下书临抚”，唐蕃之间开始正式交往。在此后20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唐蕃关系存在和亲、会盟、毁盟、争战、再会盟等多种状态，但与唐朝的关系始终占据着吐蕃王朝对外关系中最关键和核心的地位。

吐蕃王朝东向发展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首先是由地理条件所形成的地缘特点决定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北面是辽阔的羌塘高原，更北处有塔克拉玛干沙漠阻隔，南面和西面有终年积雪、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脉这一天然屏障，要克服这些天然障碍，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十分不易。

从青藏高原核心区域向外发展，唯有向东部、尤其是东北方向，经青海湖一带，可以较为畅通地经河西走廊连接黄河上中游地区，甚至直达中原腹心地带。青海湖周围广阔的草原也便于大规模的人马迁徙移动。从唐代中后期吐蕃对唐朝的用兵以及唐蕃双方主要交往的地域来看，可以说，青海和藏北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居于首位。

其次，是基于中原王朝对吐蕃的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曾有学者指出，吐蕃王朝位于东方中国文化圈、西方伊斯兰文化圈、南方印度文化圈及北方游牧文化圈的中间位置。在这几个文化圈中，唐朝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圈无疑力量最强大，威望最高，在文化上也与吐蕃本身的历史文化传统最具相融性。

《旧唐书·吐蕃传》记载，贞观年间唐宗室女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吐蕃赞普亲自到河源迎接，目睹大唐使节的仪仗盛况之后，仰慕之心油然而生，“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是吐蕃东向发展最重要的内生动力。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藏文文献中，有数种译自汉文的儒学典籍残卷，包括《尚书》残本、《战国策》残本等。这些史实印证了吐蕃对于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中原文化的仰慕与学习，证明历史文献关于吐蕃派遣贵族弟子到长安入国学的记载是可信的。

《唐会要》记载，贞观年间，唐太宗倡导国学，国子监盛况空前，“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其中“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

可见，吐蕃王朝建立之初，在文化选择上便顺应了历史潮流，和唐朝周边政权一样，向唐朝学习，尤其推崇儒家礼制。唐中宗时期，金城公主入吐蕃和亲，后来派使者请唐朝赐予吐蕃《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反映出儒学经典在吐蕃的影响及其作用。

▲2025年4月，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玛不错遗址是西藏中部地区发现超过距今4000年前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不仅为构建史前西藏社会历史和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而且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提供了可信的佐证。图为坐落在玛不错湖畔的遗址。新华社 发

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下，吐蕃不少官员和贵族都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在与唐朝交往的过程中应对自如，宛若一家。《新唐书》记载，吐蕃大臣仲琮“少游太学，颇知书”，唐高宗召见时，问及吐蕃风俗，仲琮对答如流，体现出相当的机敏和应对能力。

迎请金城公主入蕃的吐蕃使节名悉猎（名悉腊）也精通唐朝仪节。《旧唐书》记载，开元年间，名悉猎出使唐朝，得到玄宗赏识，“赐紫袍金带及鱼袋，并时服、缯彩、银盘、胡瓶，仍于别馆供拟甚厚”。名悉猎接受了袍带器物，却推辞了证明身份的鱼袋，说明他深谙鱼袋的政治意义。

其三，吐蕃在政治、军事、行政制度设计上，也吸收了唐朝制度文化的诸多因素。例如，吐蕃官制中的“告身制度”，就来自唐朝。吐蕃的王陵前立石狮、石碑，考古调查还表明其中一号陵（即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中的松赞干布陵）四周设有陵垣，这都和唐陵的规制有相似之处。唐蕃双方在国君驾崩时都曾互派使节前去吊丧，这应是吐蕃学习唐朝丧葬陵墓制度的直接结果。藏族古史传说中有许多关于文成公主的故事，称她将中原的天文历算、阴阳五行、生产工具与技术、医学论著等带到吐蕃，促进了吐蕃经济社会文化进步。

第四，是汉地佛教对吐蕃时期佛教发展的影响。吐蕃佛教是藏传佛教的早期阶段，很长时期以来，所谓“教法史”几乎都将藏传佛教直接和印度佛教挂钩，甚至认为藏传佛教就是印度佛教的直接传承者，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史料记载，文成公主到吐蕃后，有替公主供佛的汉僧住在寺内，专司供佛等事。金城公主入藏后，也曾安排汉僧管理香火等事。今天吐蕃佛寺中遗留下来的铜钟，无一例外都是中原佛寺的铜钟形制，有的铜钟还由汉僧监制。如，山南昌珠寺铜钟上的铭文记载：“施主为王妃菩提氏，并由唐廷汉比丘大宝（仁钦）监铸。”这说明，当时唐蕃之间在宗教、文化上的联系非常密切。

有史料表明，在这一时期，唐朝的禅宗也传入吐蕃。敦煌写本中的《顿悟大乘正理诀并序》，包括当时河西观察使、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所作的序，有关汉僧与梵僧（印度僧人）辩论的汉文档案，汉地禅僧摩诃衍呈送吐蕃赞普的三道表章。其中，汉地禅僧摩诃衍，史称“大唐国汉僧大禅师”，曾被吐蕃赞普邀请到吐蕃与印度僧人展开辩论，这说明当时吐蕃佛教中来自汉地禅宗的势力已经不可低估。

益州（今四川成都）当时是禅宗“保唐宗”的重镇之一，其地缘与吐蕃接近，很可能保唐宗僧人和吐蕃僧人也有过密切接触。近年来，在青藏高原东麓发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上面刻有汉藏两种文字的发愿文题铭。从中可知，主持造像活动的吐蕃高僧益西央，很可能是活跃在汉藏交界地带的一位精通禅法的大师。

可以说，由于地缘因素、中原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以及唐蕃文化上的高度相融性，使得吐蕃王朝经过比较与选择，最终确立了东向发展的走向，在各方面均烙下了深厚的中原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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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以后：西藏地方与中原王朝关系的重大转折

在元代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历史背景之下，西藏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转折。从元朝开始，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基本奠定了此后历代中央王朝对西藏实行直接管辖的模式，在各方面都对青藏高原文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政治体制上，从元朝开始，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元朝在中央设置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统管西藏和全国佛教事务，由官列副一品的帝师统领。在西藏地方设立乌斯藏宣慰司，在其他藏族聚居地区设立朵甘思宣慰司、脱思麻宣慰司，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官吏管理行政事务。三路宣慰司之下，设有万户府、千户所等行政组织，官员都要通过朝廷任命。元朝还在西藏各地设置了体系完备的驿站，进行人户清查，并驻扎军队、征兵征税等，促使青藏高原与中原在行政制度上联为一体，中央政府的典章号令畅通无阻，大大缩小了中原与边疆在治理上的差别。

在宗教上，元朝崇奉藏传佛教，大力扶持萨迦派，八思巴被奉为元朝帝师，萨迦本钦则成为元朝在西藏实施行政管理的代表人物，元朝统治者也多信奉藏传佛教。有元一代，中原与西藏之间的宗教文化往来十分密切，有大批西藏高僧长年居于元朝京城，加强了中央和西藏地方之间的联系。元朝在全国各地兴建大批佛教寺院、大兴佛事，以宗教为纽带，开启了青藏高原文明东向发展的新局面。

在文化上，中原与青藏高原的文化交流空前繁荣，考古文物实例不胜枚举。西藏流行的“过街塔”出现在许多城市中，如北京的居庸关、镇江的西津渡等；元代北京城的妙应寺白塔、杭州的飞来峰佛教石窟，都是藏传佛教艺术的珍品；中原制作的青花瓷、丝绸和大量金铜佛像，也在青藏高原大为流行，今天西藏的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白居寺等宫殿和佛寺内，仍有不少元代从中原传入的珍贵文物，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此外，在萨迦寺、夏鲁寺、白居寺和纳塘寺、日吾其寺等寺院的壁画中，以“青绿山水”为主要特征的中原绘画艺术，也被广泛运用，成为时兴的艺术风气。

可以说，元朝将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系统实行了与中原接轨的政治制度，开启了中央王朝直接管理西藏地方的全新模式，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固的政治基石，也促使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交往交流交融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综上所论，大量的史料和考古证据证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青藏高原文明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原文化对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烙印了青藏高原文明的底色。

（作者单位：达瓦央金，西南民族大学；霍巍，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