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杰

我素爱收藏，最令我珍惜的，是从军和羁旅岁月饱含亲情的家书和与多位文坛名家过从的尺牍。每每取出摩挲翻阅，总觉得有一股股温泉穿越时空流淌而来，渗入肌肤、滋润心扉的美妙感觉。

我生于上海，长于上海，16岁便远离了兄弟姐妹众多的平民之家，奔赴祖国西南某空军某航校。从此便有家书不断化作鸿雁飞向数千里外的军营校舍。

我收到的家书，绝大多数出自父亲那颇具特色的笔迹。父亲读过私塾，有些古文功底，年轻时曾随祖父在祖籍湖北经营过中药铺，后携家投奔在上海办有色金属翻砂厂的外公，当了工人。他的信带有浓厚的半文言味，几乎每封信里都有“你母思儿甚切”之类的开场白。母亲的文化其实高于父亲，上过南洋女中。由于在上海定居后孩子接连出生，家务繁重，写信的事就自然由父亲包揽了。家书对我的影响，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表述清楚的。父母去世后，我发表了《家书》一诗，其中有几句基本上可以概而扩之：曲曲弯弯的点拨／隐隐约约的指路／从不冷却的寄托／永远新鲜的祝福／亲情，是一笔珍贵的遗产／插到哪里都能长成参天大树

从航校到部队，沸腾的军营生活激发了我的诗情。在投稿中，最早认识的是原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副主席、《鸭绿江》杂志诗歌主编，诗人和诗评家阿红先生。他指导文学青年写诗时的那种热诚和严谨，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对我每次投稿必复。对作品的点评，有时比我投稿的文字还多。

曾经是《解放军报》副刊编辑的著名军旅诗人顾工，对我的来稿也非常重视，常给予鼓励和点拨，使我的创作水平明显提升。1964年国庆节，他第一次发表我的诗作就是70行的《行军过家乡》。在国庆晚会上师政委点名让我登台朗诵，一声“见山疑是家乡山，遇水疑是家乡水”点燃了众多战友的思乡之情，鼓掌如雷。

在创作上初试锋芒后，1966年春夏之交，我尝试向当时的《人民文学》主编、大诗人李季投稿。对稿件发表我压根儿就没有抱多少希望，只是出于对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经典诗作的崇拜而已。没想到1966年5月18日，竟收到他的亲笔来信。

当时我真是激动不已。《人民文学》主编不仅要选用我这个普通战士的诗稿，还亲笔来信征求意见，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急忙从诗稿中选定了一组寄给编辑部。很快就收到了决定选用四首的通知。这组诗后来因《人民文学》奉命停刊投入“文革”未能如期刊出，编辑部发专函表示拟留着等复刊时再用。但没料到“文革”会一拖十年之久。此后我与李季断了联系。直到“文革”结束，才收到他以《诗刊》主编新身份发来的约稿信，信中透露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在《诗刊》发表我的第一首诗《过瀚海》后不久，就惊闻他病逝，深感痛惜和思念。

在我珍藏的名家尺牍中，数量最多的是军旅大诗人李瑛及其女儿——原《诗刊》常务副主编李小雨的信。

我在部队时就与李瑛相识，非常喜欢读他的诗。即便在“文革”年代，也能读到他气势雄伟的边塞诗集《北疆红似火》《红花满山》等。我每有诗集出版，必寄李瑛；李瑛也必复，向我回赠诗集。在深圳、珠海举办的两届国际华人诗人笔会上，我们还当面进行过交流。内容上坚持人民性、形式上重视民族化等创作观念，是我们的共识。由于夫人去世后女儿又不幸英年早逝，对他造成的精神打击很大，不久他也病逝。临终前，他仍在牵挂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问题。

1971年6月，我写信给《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老作家袁鹰，咨询大地副刊是否恢复，并附寄几首诗作。他很快就回信，告知《人民日报》恢复文艺副刊尚无计划，我的诗稿转给了《光明日报》，其中《风雨之夜守海防》已发表。这使我又一次感受到老作家对文学青年作品的重视。

1978年夏，我曾经为旁听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课程，向陆游研究权威朱东润教授求助。他很快就以一手漂亮的硬笔行草回信。不仅答我所问，还给予其他指导，我十分感动。

1981年4月，我在阅读中遇到一个当代文学理论难题，致信向现代作家、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俊民社长要求解疑。李老立即回信，让我带上他的介绍信去向华东师大文学理论家钱谷融请教。我顺利地在钱府面见了钱教授，促膝交谈，受益匪浅。

这些往事细节，使我深感真正的名家不仅十分可敬，而且非常可爱。对坚守以人民为中心，以生活为源泉，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传统路子的作家和诗人来说，如何继往开来，做到志向不移，方寸不乱，就必须保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定力和面对山重水复，不慌不忙走向柳暗花明的毅力。而我与名家过从中留下的书信，正是一种获取定力和磨砺毅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