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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国宝级女作家托芙·迪特莱弗森

《面孔》《邪恶的幸福》【丹麦】托芙·迪特莱弗森 著 徐芳园 李思璟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托芙·迪特莱弗森如今已是丹麦国宝级的女作家，但她的成长经历并不十分愉快。1917年她生于哥本哈根一个十分普通的工人家庭，一生有过四次婚姻，对女儿、妻子、母亲这三重身份必然深有体会。因此她的小说几乎都聚焦于关于婚姻、家庭、爱情、亲情等常见的主题，尤其是塑造了多个受制于丈夫、受缚于婚姻的女性形象。毫无疑问，这些故事很难靠想象去完成，正是因为切身的体验，迪特莱弗森才能以“体验派”的感同身受和“方法派”的写作技艺，将其描述得如此真实、精准、细腻且残忍，甚至可以说，她是一个对婚姻彻底失去幻想的悲观主义者。

　　去年，迪特莱弗森的《哥本哈根三部曲》被引进国内，在这部自传作品中，迪特莱弗森采取了十分坦诚的姿态，以实在的自剖和自反将自己的过往人生娓娓道来：她的家庭、爱情和写作，以及不回避、不修饰的那些极为私人的领域，包括对成名的渴望、堕胎、嗑药等，呈现了一位女作家特立独行的例外人生。见识了迪特莱弗森非虚构写作的深厚功底后，今年她的虚构作品《面孔》《邪恶的幸福》又与国内读者见面了，我们可以从这两部小说中，重新认识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她艰辛的生活和坎坷的命运，以及她又是如何以文字为武器，通过写作成功突围的。

　　迪特莱弗森的“面孔”

　　在《哥本哈根三部曲》中，迪特莱弗森谈到了她的第三任丈夫卡尔。卡尔是一名医学生，却将她带入了阴暗的毒品世界，还差点夺去了她的性命。这段毒品成瘾的经历想必对迪特莱弗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其长篇小说《面孔》中有明显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就是她在创作《哥本哈根三部曲》期间完成的。

　　或许可以这样说，《哥本哈根三部曲》是迪特莱弗森对其人生经历进行的一场正面交锋的记录，而她的其他小说，则是对其人生艺术化的改造，她将那些难言的情绪、未尽的细节投射到一个个虚拟的女性人物身上。从这个角度来讲，迪特莱弗森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可以视为自传性小说，这部《面孔》也不例外。

　　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莉塞·蒙杜斯是一位十分成功的童书作家，与第二任丈夫格特生活在一起，家中还有三个孩子。然而，她怀疑丈夫与女管家吉特有私情，逐渐陷入谵妄状态之中，出现了严重的幻听和幻视。随后她被送到医院和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但她的症状愈发紧急，暖气管中、枕头底下，到处都有声音，而丈夫、女管家也化身为医院和精神病院中的彼得森、波尔森，企图加害她……

　　这是一次近似于超现实主义的书写，随着蒙杜斯的疯癫，她随之成为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真实与虚幻、现实与梦境、疯癫与清醒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何为蒙杜斯臆想出来的幻象，何为真实世界的发生，两者之间不再有确切的分野。毫无疑问，这种一团混乱的状态直指家庭生活的失序与崩溃。

　　即便蒙杜斯事业成功、名气很大，在家庭内部依然摆脱不了“侏儒”的地位。她的第一任丈夫阿斯格，“在年纪稍长时起了事业心，这份野心要求家庭予以绝对、不知疲倦的配合；而一个写童书这类荒唐东西的妻子突然成了负累，成了他本人的弱点，随时会被敌人攻击”。在第二任丈夫格特面前，她仍旧沉默而卑微，对于丈夫的越轨之举只能委曲求全，“格特把她的名声看作对他个人的侮辱。他坚称自己不能跟一部文学作品上床，他极为勤勉地拈花惹草，并且一丝不苟地让她了解他的浪漫征服史。”当一个女性长期生活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而又缺乏出走的决心或者勇于反抗的行动，很难不走向抑郁和疯狂。

　　正如书名所示，面孔是这部小说的高频词，更是打开这部小说的关键词。面孔是一个人极具辨识性的外貌特征，但它也可以成为欺骗人的假面，从《荷马史诗》中海伦倾国倾城的面容，到卡夫卡《变形记》中甲虫外壳替代了人脸，面孔可以说是文学乃至哲学书写存在的终极隐喻。

　　在这部小说中，面孔的意象无处不在，它是通往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有效（时常却又无效的）通道。无论是蒙杜斯自身的面孔，还是她看到的其他人的面孔，皆蕴含着一种变形和恐慌：因看不清他人的面孔而焦虑，又因看清他人的面孔而恐惧。进入精神病院后，蒙杜斯甚至混淆了别人的面孔，这种沟通不能的无奈揭露了她的绝望处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疯癫未尝不是对她的保护，只有疯狂的人才无懈可击。

　　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亦是迪特莱弗森自身的一个面孔，未尝不是她对自身家庭生活的隐喻和指涉。作家显然对婚姻生活抱持着无可救药的悲观态度，她从自身的生活经历中汲取了故事的素材，并以高超的写作技法将夫妻之间的“厌恶、憎恨、冷漠和自私”十分轻盈地书写了出来，在举重若轻中透析了婚姻生活的危机与亲密关系的解体。

　　迪特莱弗森的分身

　　《邪恶的幸福》亦是迪特莱弗森的代表作之一，共包括21篇短篇小说，主人公大多为女性。因为作家本人对女性身份的深刻感知，与其说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不如说是作家本人的又一部离散式“自传”，因为小说中的那些女性不过是迪特莱弗森一个个的分身与镜像。

　　“失落的童年、家庭关系、婚姻生活、女性身份”是迪特莱弗森所有作品的母题，在《邪恶的幸福》中，她将自身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虚构为一个个精彩生动的故事，投射到不同处境的女性身上，真实的魔鬼则隐匿其中。小说家此时化身为一名外科医生，手握锋利的手术刀，剖解了婚姻与家庭生活中的种种症状，包括冷漠与疏离、失落与绝望等。而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又具体表现为鸡毛蒜皮中的貌合神离、反复拉扯下的渐行渐远，如小心翼翼的示好（《我妻子不跳舞》）、理解不能的嘲讽（《夜后》）、过于精致的算计（《好买卖》）。

　　这些故事中的情节，看似简省，却孕育着巨大的风暴，精准地呈现了婚姻生活中的紧张关系，忍耐着，压抑着，似乎下一刻就会爆发，会疯狂。但最终还是由于一方的妥协悄无声息地结束了，只不过妥协的那一方往往是女性。而最暴烈的情绪往往以最平静的方式发生，真正的绝望不会表现为撕心裂肺的怒吼，而是默默无言地接受，只是在“哀莫大于心死”的那刻，一切再也没有挽回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迪特莱弗森特别擅长从日常生活中的小物件或者小细节入手，烘托出具有巨大张力的情节，让人不禁去思考亲密关系的鸿沟，凝视内心叵测的深渊。在《伞》中，海尔加嫁给了机械修理工埃贡（有趣但并不算巧合的是，在迪特莱弗森的自传中，她的母亲为自己的女儿设定的理想配偶便是“生活稳定的熟练技工”）。很显然，海尔加的婚姻并不基于日积月累的爱情，也欠缺深思熟虑的考量，在平淡乏味的生活中，她最大的愿望只是拥有一把伞。她“偷”了家里的一小笔钱，终于买到了心仪已久的伞，“伞柄冰凉，很细，但很结实，能够紧紧握住，能够欣赏，能够信任，能够认可。”与之相反的是，这些“欣赏”“信任”“认可”，是她无法从丈夫身上获取的情绪价值。然而，这份满足和幸福没有持续多久，丈夫就残忍地将她的伞掰成两截。海尔加面对丈夫的蛮横和粗暴，首先想到的是“就好像我背叛了他，而他原谅了我”。

　　作为这部短篇小说集的第一部小说，《伞》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全书的“基调”，因为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更多的“海尔加”，她们对丈夫没有感情（甚至丈夫还背叛了自己），却无法奋起反抗，哪怕连成为出走的娜拉的勇气都没有。这当然并非“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能够解释的，而是这些女性被困缚于一张无影无形却牢不可破的父权制结构中，想不到其他的可能性。考虑到迪特莱弗森书写的年代基本等同于她所生活的年代，这更加令人不安了。

　　此外，这部小说集中的女性有些是平行的，有些则互文对照，结合起来，另有一片解读的天地。《猫》和《焦虑》可为对位，前者中的妻子格蕾特喜欢闯入家里的流浪猫，好心地收留了它，可丈夫“心中滋生出一种难以理解的怨恨”，两人为此发生争吵，感情出现了裂缝。在这部小说集中，格蕾特的丈夫大概是唯一屈服的男性角色。小说的戛然而止，或许意味着这种屈服也只是暂时的。再如《好买卖》与《延续》，从故事线来看，后者可以视为前者的前传（或延续）。在《延续》中，埃迪特的丈夫爱上了其他女人，抛弃了这个家。丈夫留给她的，是一套房子和三个孩子。无奈之下，埃迪特只得出售房子。而出售房子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亦是她的命运——在《好买卖》中被揭示了出来。在这部小说中，格蕾特（又一个“格蕾特”）与丈夫去看房子，对方是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妻子（同一个“埃迪特”），同样留下了三个孩子。她的丈夫与房产经纪人不谋而合，几乎是乘人之危般地联手压低了房子的价格。格蕾特“突然感到体内泛起一阵恶心”，但又无法——或许还有不愿，这是更悲哀的结果，近似于弱者互害——阻止丈夫的行为。

　　婚姻的假面与真相

　　值得一提的是，《邪恶的幸福》中的短篇小说《小鞋子》，简直可以视为长篇小说《面孔》的微缩版。海伦妮与第二任丈夫亨里克的婚姻已然坠入冷淡，而雇用了汉娜之后，这位女佣很快成为了一位闯入者和破坏者。

　　与《面孔》不同的是，这位女佣是和雇主家的儿子关系暧昧；相似的是，汉娜与女管家吉特都喜爱文学，颇有思想，却没有边界感。而更为本质的“雷同”，是妻子在丈夫的忽视和家庭的混乱中潜滋暗长的情感危机。

　　传世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有句话广为人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面孔》和《邪恶的幸福》中，迪特莱弗森几乎不遗余力地塑造了一个个不幸的家庭，无论是丈夫与妻子，还是父母与孩子，他们因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各有各的不幸”。

　　如果试图为这些不幸寻找最大公约数，或许便是缺乏尊重和理解，归根到底，这并非源于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不能，而是不愿，用《延续》中的一句话来说便是——“我们对最亲近的人内心发生的事毫无兴趣，可能是许多问题的根源。”

　　迪特莱弗森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以简单的故事和轻盈的风格，让家庭生活中那些难言的、熬人的“大象”现出了原形。她拆穿了和谐的假面，道出了失序和崩垮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