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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毛泽东在他的窑洞里会见了延安电影团的全体成员，为他们即将离开延安到华北敌后根据地去摄影送别。电影团成员中就有徐肖冰。

延安电影团是怎么成立起来的？其渊源还要从1937年8月上海沦陷后说起。

1、延安电影团的缘起

因为1937年上海沦陷，在上海拍摄影片的中国左翼电影人撤离上海，著名导演兼演员袁牧之、演员陈波儿和摄影师钱筱璋等人决定奔赴延安。9月13日，三人从上海启程，到达南京，找到阳翰笙，准备一起去当时的抗日中心武汉。

在南京停留期间，陈波儿独自找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办事处，经叶剑英、李克农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连随行的袁牧之、钱筱璋她都没有告诉。11月到武汉后，他们来到“汉口摄影场”工作，地址就是1936年春徐肖冰去的“武昌行营政训处电影股”，在国共合作后改名为“中国电影制片厂”。

1938年1月，中国电影制片厂改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政治部当时的主任是陈诚，副主任是周恩来，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主任秘书就是阳翰笙。袁牧之、陈波儿来到这里后，阳翰笙把一部《八百壮士》的电影剧本交给他们，讲述的是淞沪抗战时中国军队八百名爱国官兵在团长谢晋元率领下坚守四行仓库抵抗到底的故事。

袁牧之、陈波儿当然愿意出演，很快摄制完成。8月1日，在武汉世界大戏院和上海大戏院公开放映，引起举国反响，后来还曾被送往瑞士、巴黎、利物浦等欧洲城市放映。

4月，张国焘刚刚逃到武汉时，赵品三、徐肖冰一行也到了武汉，还是为了购买电影器材。徐肖冰也故地重游，看望了以前在政训处电影股共事过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国共合作了，虽然徐肖冰已经加入了八路军，和这些国民党系统的老朋友见面，也没有什么障碍。设备和器材在武汉没有买到，准备托人去香港买，也没有达成，徐肖冰一行只好回到了延安。

6月15日，赵品三、徐肖冰等人在《新中华报》上刊出一则《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启示》，叙述了他们的工作经过情况。

1938年春，袁牧之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博古、叶剑英。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论持久战》时，讲到如何动员民众抗日的问题时说：

“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手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任用。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与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

这个讲话正当其时，推动了周恩来作出明确指示：“我们党现在已有可能拍摄电影，中国共产党应该有自己的电影。”

不久，阳翰笙约袁牧之见面，代表党组织告诉他，中国共产党要在延安成立电影机构，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愿意到延安八路军政治部电影团担任编导。

袁牧之与阳翰笙讨论，决定以拍摄《延安与八路军》为起点，逐渐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电影事业。袁牧之还向阳翰笙推荐了志同道合的好友吴印咸同赴延安。

在周恩来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周密安排下，袁牧之去香港购买电影器材。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副主任廖承志的帮助下，购买到了一台二手16毫米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千英尺电影胶片以及洗印药品和应用物品等物。回到汉口后，与等待他好多天的吴印咸会合了。

2、何以到延安去？

1937年9月，吴印咸与徐肖冰分别后回到上海，拍摄了一部反映抗日救亡的纪录片《中国万岁》，却被国民党检察官以“宣传共产党”的罪名销毁了。痛心之余，吴印咸决定应袁牧之之邀去延安。

当时著名的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也在中国拍摄《四万万人民》，在台儿庄战役后，一心想去延安，被宋美龄打电报阻止。他在武汉与周恩来等人接触，了解到延安缺乏电影设备器材的情况，当即表示要赠送一台摄影机和一些胶片。为避免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摄影机和胶片的交接选择在晚上某处露天地点秘密进行，吴印咸在黑暗中连伊文思的脸都没有看清，拿过摄影机和两千尺胶片就走，只能听到伊文思先生用很不熟练的汉语说着：“延安，延安。”

1938年9月，袁牧之、吴印咸、陈波儿等人来到延安，延安电影团正式成立，正式名称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下辖一个摄影队和一个放映队。团长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李肃任政治指导员，袁牧之任艺术指导，吴印咸任技术摄影负责人，徐肖冰任摄影。另外又从抗大的学生中调来叶苍林和魏起。1939年后，相继调入吴本立、马似友、周从初、钱筱璋、程默等人。

吴印咸后来回忆他初到延安时的感受：

“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这是吴印咸的感受，也是摄影团所有人的感受，也几乎是到达延安的所有爱国青年的感受。

全团只有袁牧之、吴印咸和徐肖冰是搞过电影的专业人员，主要的设备器材是“两动三呆”，即两台摄影机和三台照相机。两台摄影机，一台是伊文思赠送的35毫米独眼手提式“埃姆”，一台是在香港购买的16毫米“菲尔姆”。另外还有一万二千尺35毫米底片（包括伊文思赠送的)，16毫米负片、正片各两千尺，以及一些冲洗药水。

三台相机，其中一台是徐肖冰的，另外两台是吴印咸拿出自己的积蓄购置。电影团的办公室、摄影棚、洗印厂和放映间，就是几间窑洞。这些就是电影团当时的全部家底，制片用的拷贝机、洗印机等一概付之阙如。

10月1日，《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黄帝陵正式开机。第一组镜头是黄帝陵，第二组镜头是另一个场面，在黄土高原崎岖的山道上，一群群男女青年背负简单的行囊，风尘仆仆地长途跋涉，奔向圣地延安。

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21日和12月2日，日军飞机又轰炸延安。三次轰炸，造成了部分军民伤亡，部分房屋被毁，延安电影团也损失不小。

第一次轰炸时，徐肖冰正与吴印咸在电影团所在的房子里检修设备，摄影机的零件都拆了下来，正准备装回去。突然，听到飞机轰鸣，紧接着一颗炸弹落在附近，吴印咸一下子扑到零件上，即使牺牲生命，也要保护这些历尽千辛万苦搞回来的器材。炸弹爆炸了，等他们两人醒来，房子已经被炸毁了，所幸一根炸塌下来的房梁被炕沿挡住了，没有砸到他们身上，否则，不死也得重伤。清点零件，竞然完好无损。周恩来当时在延安，听说此事后，还赶过来探望。

1939年1月下旬，毛泽东专门请电影团的人到他的住地吃饭，就是在杨家岭，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人。

多年后，徐肖冰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主席对我们的工作、学习与生活各个方面都很关心，关心我们这些在大城市搞电影的人一下子到延安这个环境，是不是不习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对我们的工作。主席说：现在看来，你们还是能够拍一点电影的。电影是需要很大投资的，但是我们革命队伍，我们共产党目前经济方面仍非常困难，而且器材的来源也很不容易，也可以说你们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但是主席又讲：我们一定会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我们一定会取得抗战的胜利，而且我们还要解放全中国，成立新中国，到那个时候，你们要做的工作就会很多。我们在长征的时候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没有留下什么形象的东西，将来你们可以拍关于长征的电影，题材多得很，那个时候你们恐怕要拍什么都可以，条件就非常好了。
“而且他特别关心我们的政治学习。他说，你们现在参加了革命队伍，要学习革命理论，像《资本论》几大本你们也看不懂。主席讲得很坦率。他介绍我们一定要看艾思奇那一本《大众哲学》。”

3、艰苦的拍电影日子

1939年1月25日，延安电影团从延安出发，2月1日，从陕北佳县渡口乘小船破冰东渡黄河，首先到达晋西北地区的晋绥抗日根据地，驻守这里的是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贺龙发现电影团仅有的骡马用来驮器材，人员都是两条腿从延安走来，立刻想办法为主要人员配了马匹，这样行军就方便多了，解决了电影团的大问题。

电影团拍摄了贺龙、关向应在前线视察的场面，在兴县、临县、岚县一带拍了人民群众支援八路军作战的大量资料，尤其是拍摄了晋西北地区民兵制造地雷、埋地雷的情况，甚至拍摄了地雷和石雷的镜头。

一个多月后，电影团进入晋察冀边区。当时，聂荣臻率一一五师一部依托五台山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贺龙、关向应率一二○师依托绥远大青山建立了晋绥(晋西北)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九师依托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一部建立了山东根据地。到1939年春，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到十五万人。

在晋察冀，电影团曾遭到敌军围袭，袁牧之、李肃、徐肖冰等人幸亏得到部队的掩护，才突围出来。还有一次，为拍摄一场战斗场面，需要赶二十公里路到战场去，但只有两个多钟头。吴印咸和李肃轮流把摄影机绑在背上，骑马往战场赶。马跑起来颠簸得厉害，摄影机在他们背上随之颠簸，把他们的脊背都打烂了。到了战场，赶紧登上山头，李肃欲观察环境，刚一抬头，一颗子弹把他的帽子打了个洞。

4月，电影团到达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分区司令员赵尔陆接见了全体人员。6月，电影团来到滹沱河一带的四军分区，在熊伯涛司令员、刘道生政委的热情协助下，不仅拍摄了部队的活动，还拍摄了妇救会、儿童团、识字班及支军等镜头。

7月，电影团来到河北阜平三军分区辖区，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都在这里。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舒同会见了电影团。电影团在三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政委王平的协助下，拍摄了敌后军工生产，制造手榴弹、地雷的兵工厂、修械所，还有被服厂、制作军鞋、群众支前、民兵活动等。

1939年9月，徐肖冰被电影团派出单独执行任务，到冀中根据地进行拍摄，他带着一个通讯员，用马驮着摄影器材就出发了。

冀中根据地与晋察冀根据地有很大的不同，它完全没有山地，整个都是平原。

1938年4月，八路军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山地扎下根后，毛泽东又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对这个决策大家脑子里都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他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离开了山地，用刘伯承的话说，就是“光着屁股洗澡，全部露在外面”，日军机械化装备在平原容易展开，我们能不能站得住，打不打得赢，心里一时都没底。

但毛泽东很坚定，他认为八路军不能躲在山上让平原的老百姓任日寇蹂躏，走出山区伸向平原是得民心的，日军在华北的总兵力虽有五十万，但仍不够分配，只能把守交通要道，有线无面，这是他们致命的弱点。山区地形条件虽对发展游击战争有利，但资源、人力毕竟有限，平原地域广阔、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只要依靠当地民众的支持是完全可以得到发展的，这对扩大抗日力量有极大好处。

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在进入冀中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他的“人山”理论。他说，河北是全国人口稠密的地区，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他们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要想造这样的“人山”，就要在人民中进行广泛的教育说服和宣传组织工作，让广大人民认识到要想不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那就只有为抗日战争牺性一切，为民族的生存奋斗到底，没有人民战争，就没有个人的一切，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日寇烧杀抢掠奸，所到之处，一片血腥，一片荒芜，只要我们把他们动员起来，日本鬼子就永远无法逾越这座透明的“人山”！

徐肖冰：

“我在冀中的雄县、献县、霸县、河间等地区的游击队中活动了两个月，白天睡觉，晚上行军。那时冀中正处于几十年不遇的洪水之中，一片汪洋，老百姓都泡在水里，但年轻人大多数都参加了八路军，军队也节衣缩食支援灾民。许多民兵对当地的地形很熟悉，我们就经常依靠他们的引导沿着合适的路线前进，或者把敌人引进我们的包围圈，或者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在水里行军，看不见路，也容易迷失方向，如果没有老百姓的带领，只怕是早死了一万次。”

冀中平原没有山脉，也没有发明地道战，队伍找不到隐蔽的地方，往往只能夜间行军。背上所有的东西，牵着马，不敢点火，也不能发出声音，一旦被敌人发现，就会一阵机关枪扫过来，伤亡就惨重了。这样没有任何沟通地机械地走，上半夜还能勉强支撑，下半夜就容易犯困。

有一次，因为队伍中有人犯困，不知道前面的人已经拐了弯，糊里糊涂迷失了方向，后面的人也糊里糊涂地跟着，结果进入了敌人的据点内，牺牲了好多人。后来，大家想办法，把每个人的裤脚上绑带解下来，接成一根长长的绳子，把每个人的胳膊都拴在一起，让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八路带队，这样就不会走错了。水里行军，潮湿袭人，徐肖冰生病打摆子，牙疼，发高烧，还始终背着沉重的电影器材，咬牙坚持行军。

“这里的老百姓对八路军真好，他们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也要保护八路军的生命。有时有人受伤了，没有医疗条件，只好住在老百姓家里，老百姓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来照顾伤员，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伤员吃。万一敌人来扫荡发现了‘窝藏’的八路军，那就会有杀头的危险，可是老百姓全然不顾，没有一个不向着我们的。连许多来支援我们的美国飞行员，飞机坠毁后跳伞降落下来，老百姓也是舍命保护，有时为了一个飞行员的安全，好几个老百姓都被拷打杀害，但敌人就是抓不到飞行员。”

在冀中没呆多久，徐肖冰接到通知，让他回晋察冀去跟总摄制组会合。正好有一个骑兵营也要去那里，徐肖冰便与他们同行。途中要经过一道敌人的封锁线，骑兵营决定夜间上路。正在吃晚饭的时候，侦察兵来报告，说是铁路上有一辆敌人的火车正慢慢朝这边开来，上面拉着很多士兵，从车上跳下来，守在铁路两边。看来敌人发现了骑兵营，骑兵营营长马上下令，停止吃饭，立即出发。

徐肖冰遭遇到了自己第一次战场经历。他把所有的设备都背在背上，骑着马跟随着骑兵营的上百匹马一起冲了出去，敌人向着他们密集扫射，他们也顾不上还击，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冲，冲过封锁线，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就安全了。

徐肖冰眼看着有的战士中弹坠马，有的马受惊把人摔了下去，这种逼近死亡的感受使得人的精神高度集中，拼命抽打着自己的马，终于冲过了封锁线。安全了之后，才感到肩膀被摄影机磨破了，衣服和血肉粘连到了一起，过了一两个月才长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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