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在广州举行。这场大会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AI已经进入音乐产业的核心。

Z世代正将音乐创作变为“人人可玩”的日常：对话指令生成歌曲、AI吉他即兴伴奏、虚拟偶像接连出道……玩法全面革新。但热潮之下，音乐审美和版权归属等争议，人类创作者的价值挑战等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这也是大会讨论最集中、交锋最频繁的话题：真正的创造力会否被AI浪潮所稀释？音乐产业各领域又该如何面对未来变革？

全民写歌

创作的“真诚度”尤为可贵

2025年，中国音乐产业总规模已达约5190亿元。腾讯音乐平台每天入库新歌超过10.7万首，AI生成歌曲占比在2025年底已达36.2%。到了2026年8月，每日新歌入库量涨到16万首，AI歌曲占比约45%。

技术把一首歌的生产周期从数月压缩到最快几秒就能生成一首新歌，创作权不再是专业音乐人的独享，普通人在AI的协助下也能体验到写歌的乐趣。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数字音乐前沿智库专家委员、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音乐版权委员会主任何东桦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一变化的积极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打破传统产业的准入壁垒，音乐创作不再是签约从业者的专属领域，个体生活体验、地域文化特质、多元社会情绪……拓展了题材边界与文化内涵；二是拓宽行业人才蓄水池，大量普通爱好者成为潜在创作力量，为产业持续输送后备创作人才；三是回归音乐的文化本源，让音乐成为大众记录生活、抒发情感的文化载体。

广州音乐公园开园当晚上演“湾区流行音乐夜”，吸引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南方+记者 张冠军 摄

然而，在海量供给的另一面，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曲库版权高级总监李玲玲透露，AI音乐入库占每天入库的45%左右，但大量新歌实际的播放量却很少。不仅如此，平台收到的关于AI创作歌曲“不好听”“缺乏活人感”等的客户投诉也翻了几番。

春山音乐主理人、词曲作者、制作人张超以《最炫民族风》等作品为人所熟知。他直言：“每位创作者在写歌的时候都一样，并不知道这首作品的反响会怎样，只求问心无愧而已。”对于所谓的“流量密码”，他坦言自己也没有答案，“以前我们总会看一首歌的技巧、它的难度、它的旋律是怎样的，但现在我觉得一首歌的真诚度是尤为可贵的。”

青年音乐人彭佑乾分享了自己对传统文化传承与AI技术应用的思考。他所创作的《立春》旋律优美、意境悠远，体现了对传统节气文化的当代表达。“我希望用我现在所做的流行音乐风格，去诠释和体现传统文化。”他透露，对粤剧也情有独钟，近期计划进一步深入研究粤剧，并尝试将其融入后续的流行音乐创作之中。

彭佑乾坦言：“要给好作品定一个标准很难。”在他看来，身为创作者，对于自己的每一首作品，“你自身要对它有底气，同时希望它被大家看见”。

版权之困

原创与“模仿”的边界亟待厘清

当下，AI创作带来的最大困扰之一，是“如何识别原创与模仿”。何东桦指出，版权作为产业运行的基础性制度，其核心作用就是界定作品独创性、厘清权利边界。倘若缺失清晰的版权规则，海量AI生成内容将陷入权属失序，最终无论是职业音乐人还是普通创作爱好者，其智力成果都难以获得制度保障。

火焰创造音乐集团创办人、原飞儿乐团吉他手阿沁则认为，虽然AI更自动化，但抄袭的行为一直都有，“洗歌、抄歌、模仿，这些从以前到现在都屡见不鲜，关键在人心。”据他回忆，2013年，有人告诉他，飞儿乐团代表作《月牙湾》被抄袭，“我听完那首歌之后，只觉得很好笑。那个时候没有AI，我想抄袭者一定是我粉丝。”

真正让他担心的，是AI改变了年轻人接触音乐的方式。“以前要玩音乐，要先买一把吉他。现在的小朋友有苹果电脑、手机、iPad，随意下载AI音乐创作平台，这就会是他接触音乐创作的第一瞬间。”但遗憾的是，创作者也有可能会因为这种便捷，错失接触吉他等乐器的机会。

著名音乐人、作词人崔轼玄提到AI翻唱老歌的现象。作为一个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他对20世纪90年代的华语流行音乐怀有深厚感情，他坚定地认为，用AI来不断翻唱老歌，“即便用再新、再特别的方式来编曲”，未必就是好事。“如果我们作为音乐人自己不破局的话，跟AI也没有区别。因为AI就是在大数据的情况下去计算、去形成一首所谓的新的作品，但这种改编其实本身是不会带来突破的。”

对于AI工具使用者而言，何东桦特别提醒两点：AI生成并不等同于责任豁免，切勿直接使用未经授权的词曲作品、人声样本作为模型训练或生成输入素材；同时应当理性定位AI的工具属性，不建议将AI原始输出直接作为成品发布，应融入个人艺术构思，完成二次调整与加工。

在我国版权登记制度下，AI音乐仅属于人工智能“生成物”，一般不能作为著作权登记的标的。“核心创意应该是人的创意本身，AI只是辅助以及效率放大的工具。”何东桦说。

多方协同

建立AI音乐行业协作机制

面对AI浪潮，音乐产业各个环节正在有意识地主动建立防线。李玲玲透露，平台已自研大模型识别AI歌曲，“基本上AI歌曲上传后的识别率能达到99%以上，平台的责任是把它识别出来，并标记给用户和行业”。针对“洗、盗、蹭”行为，“机审+人审+投诉处置”正在形成一套组合拳。

在人才培养端，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院长刘罡分享了学院的做法：既扎牢传统音乐基本功，也教授学生驾驭AI软件。“如果我们的毕业生有一天走上行业工作岗位时，不能够熟练驾驭AI音乐软件，那将是很糟糕的事。”但同时，他要求学生能演唱自己的作品，“艺术始终要回归人类本身”。

8月25日晚，广州音乐公园正式开园人气高涨。南方+记者 姚志豪 吴伟洪 摄

彭佑乾对AI技术在音乐创作中的应用，同样持开放而理性的态度。他认为AI的出现“对音乐创作者来说，是技术上的便利和工具”，自己在工作中也会使用AI辅助小样制作，但他强调“成品环节一定要有人工的整体把控”。

技术可以辅助效率，但最终的判断与表达必须属于人。阿沁的总结或许最接近音乐人的答案：“要把最快乐、最有创造力和你最独特的东西保留下来。”他说，“你可以深度使用AI工具，但是不能把音乐带给你的快乐和热爱都交给AI。”

AI兴起的时代，不独音乐，所有的艺术领域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作品，而始终是作品背后那个有血有肉的灵魂。技术可以无限逼近风格，但无法替代经历；可以模仿旋律，但无法复刻共情。音乐人揽佬的一首《中国人会飞》全球走红，他的发言掷地有声：“我觉得自信是从你身体里面长出来的，当你拥有自信，作品才有可能具有一定的能量。”

国家一级词曲作家、资深音乐制作人吴颂今也分享道：“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是要保留‘创作为听歌的人服务’这条原则。什么让我们发自内心地感动，我们就把它写出来，这样的作品才能够受到大众的喜爱。”

何东桦提出，理想的数字音乐产业共治格局应当是多方协同，音乐人坚守创作本位，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司法与版权服务机构推动规则落地，公众树立尊重原创的消费观念。在他看来，广东具备探索数字音乐共治新模式的扎实基础，可以依托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的平台，联动各方建立AI音乐行业协商机制，探索形成可落地、可推广的行业自律规范。

南方+记者 王涵琦 徐子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