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红包大战:“智能中枢”争夺的早期预演
创始人
2026-02-09 17:49:31

2015年春节,微信红包以社交裂变之力,一举改写了移动支付市场的格局,标志着“红包”从传统民俗符号,成为数字商业竞争的战略性杠杆与超级入口。

11年后的马年春节,当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巨头再次为此投入重金时,战役焦点已从争夺支付通道与用户时长,转向了对AI助手、大模型应用与智能体生态的初期用户心智与使用习惯的抢占。这是互联网核心竞争范式从“应用层的功能博弈”向“基础层的生态权争夺”跃迁的关键节点,或许可将其视为一个“奇点”时刻。

从“场景为王”到“智能中枢”的生态重构

理解本轮AI红包大战的本质,需将其置于技术驱动商业范式转换的宏观框架中。过去十年以移动互联网为主导的竞争,核心逻辑可概括为“场景为王”。无论是支付、电商、社交还是内容,竞争都围绕构建或掌控一个高频、刚需的具体数字化场景展开,并在其中完成流量汇聚、习惯培育与商业变现。彼时的竞争,是不同场景之间的横向扩张与相互渗透。

然而,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AI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正在催生一个全新的竞争维度:“智能中枢”的争夺。未来数字服务的形态,很可能从用户主动寻找、打开分散的应用程序,演变为以自然语言对话为界面、由AI智能体主动理解意图、调度并整合后端服务的“任务完成”模式。在这一范式下,决定性的竞争优势不再是拥有某个单一的“杀手级应用”,而在于能否成为用户与整个数字世界进行交互的默认主界面、核心调度者与信任代理。

此次春节红包活动,正是这场革命的早期预演。各家玩法虽保留了传统外壳,但驱动引擎已全面更换为AI。其战略意图已非为某个独立业务拉新,而是在用户心智中提前锚定未来人机交互的“第一入口”。每一次基于AI的红包互动,都是一次隐性的用户教育,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何种方式与AI交流最自然、最有效”的早期认知。谁率先定义了这种交互范式,谁就将掌握调度万千服务、制定生态规则的“基础设施权”。这场不是节日营销,而是巨头们在新时代黎明前,对未来十年数字世界权力结构的战略性投资与关键卡位。

红包背后的生态路径抉择

将“红包”这一移动互联网时代已验证的增长工具,应用于AI时代的用户启蒙,本身是一种理性的“路径依赖”。它有效降低了新技术应用的初始门槛,并借助深厚的节日行为惯性完成冷启动。

然而,在表面统一的战术外壳下,各参与者的长期战略意图与资源投向,正因其迥异的底层能力与历史积淀,呈现出清晰的“分道扬镳”。

主要参与者的战略重心可大致归为两类。一类立足于其庞大的社交关系与内容网络,试图将AI能力深度植入用户的日常互动与内容消费流程之中。其红包活动设计,本质是将高并发、强趣味的社交互动作为AI应用的“试炼场”,目标是推动现有生态的智能化平滑升级,并探索将AI转化为新型社交协议与内容生产基础设施的可能性。

另一类则从其深厚的商业与实体经济连接出发,将红包互动设计为连接线下物理场景与线上AI服务的桥梁。其战略意图在于,通过节日高频互动,培育用户通过自然交互获取商业服务的习惯,为AI技术重构从搜索、推荐到交易履约的全链条奠定基础。

由此可见,底层的战略赛道已然分化,最终的“智能中枢”可能并非单一形态,而是会基于不同生态的原始禀赋,演化出侧重连接、内容或商业等不同维度的多元枢纽。因此,春节一役的短期用户数据已非关键,真正的考验在于,各参与者选择的这条道路,能否在长期的技术演进、场景打磨与开放协同中,被验证为通向未来的可持续路径。

政策应包容“创造性破坏”

这场由企业自发驱动、以激烈市场化竞争形式展现的AI生态卡位战,也对政策与监管层面提出了新的课题。面对巨头动辄数亿、数十亿元的资源投入,难免引发这是否会演变为新一轮“资源消耗战”的担忧。

然而,相较于对具体营销投入的简单评判,更具建设性的探讨在于,产业政策应如何适应并引导这一范式转换。AI驱动的“智能中枢”竞争,其核心是底层技术的突破、复杂场景的融合能力与开放生态的构建,这远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模式创新更依赖长期、深厚的研发积累与宽容的试错空间。因此,理想的产业政策导向,应该引导资本与智力资源,从短期的流量与份额之争,转向长期的基础技术攻坚、真实的产业场景融合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实质性赋能与效率提升。

这要求政策层面具备对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创造性破坏”的更高包容度与智慧。新旧范式的交替必然伴随着对旧有业务模式、市场格局乃至就业结构的冲击与重塑。若为确保短期稳定与可控而过度干预,可能扼杀那些真正推动产业进化与社会进步的根本性创新力量。历史经验表明,颠覆性创新在萌芽初期,其经济价值与发展路径往往并不清晰,市场机制需要通过大量试错来发现最优解。

政策的角色并非替代市场进行具体选择,而在于构建一个激励长期创新的制度环境:设定清晰的安全、公平与伦理底线,维护竞争秩序;加强基础研究与人才等公共品供给,降低创新成本与风险;并在坚守上述底线的前提下,赋予市场主体在技术与模式探索上的充分自主权,使市场竞争能自然筛选出高效、可持续的生态形态。

(作者系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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