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司法科技实践的最前沿，一系列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的生动场景正在发生：

在上海，一起看似寻常的离婚案，法院审判监督平台精准识别出“假离婚”背后的逃债意图，提前预警虚假诉讼风险，实现了司法治理关口的前瞻性前移。

在安徽，一起普通盗窃案，检察官通过“AI助手”系统快速完成对笔录、书证、物证等证据的分析，将更多办案精力集中在核心研判与决策。

在深圳龙华区的法庭，一宗民间借贷纠纷案庭审，“灵犀”智能笔录规整系统实时转写发言并智能精简，庭审结束即可快速生成一份要点清晰的笔录，正义的提速清晰可感。

这些发生在不同环节、不同场景的实践，并非孤立的技术应用。它们共同印证了一个根本性变化：人工智能已超越局部增效，正成为提升司法整体效能的关键驱动力量。

这一转变的基础在于司法信息化正从简单信息存储向深度数据处理跃迁。正如科大讯飞副总裁、司法业务部总经理雍文渊所指出，真正的数字化是对合同、证据、文书等进行要素级拆解与结构化处理，从而构建起高质量的数据底座。唯有如此，系统才能迈向智能化，实现从案卷辅助分析到法律条款精准关联的突破。

2025年，正值“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谋划之际。站在这一节点回望，科大讯飞将其行业使命概括为三个关键词：既要“顶天”，深度参与国家顶层规划，以企业担当推动司法人工智能发展；也要“立地”，扎根一线场景，将技术持续转化为可靠工具；更要“延伸”，将政法体系中的经验，进一步扩展到律所、企业乃至公众，让更加普惠、高质量的法律服务触手可及。

十年沉淀法律AI平台型能力

回看2015年前后，人工智能技术初步介入司法机关时，更像是一套减负工具：通过语音识别、转写与信息录入，主要用来处理基层高频事务性工作。雍文渊回忆，团队最初希望以“通用技术提供者”身份切入，但很快便在实践中遇到了推广阻力。

科大讯飞法律AI创新发展关键里程碑

以庭审为例，实际讲标准普通话的人不足一成，多数发言掺杂方言口音、口语化表达，且常出现多人同时说话串音频繁，大量人名、机构名称及法律专有名词识别等情况，导致通用语音模型效果不及预期。“司法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要求技术必须深入真实场景才有可能落地。”雍文渊说。

此后，讯飞司法业务调整路径，从开发单点工具转向围绕场景构建“能力中台”。团队将语音识别、图文识别、卷宗编目等能力反复嵌入业务实际流程：先解决一个个真实场景问题，再将成熟能力沉淀为平台组件，逐步拓展支撑更多环节与场景。

从“十三五”到“十四五”，这一转向逐渐成形。讯飞协助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法院语音云平台建设及接入规范》，完成覆盖全国四级法院的语音云平台建设，统一模型训练体系，显著提升庭审场景下的语音识别效果。实际应用中，庭审平均时长缩短约三成，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可用性与稳定性得以确立。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庭审记录改革推行与无纸化办案普及，“融合法庭”、“AI书记员”等一系列应时而生的创新应用在“十四五”期间逐步推广，无纸化阅卷、电子质证、线上开庭开始成为常规操作。在深圳、上海、天津等地，简易速裁案件实现无书记员常态化开庭，审限内结案率明显提高。

深圳法官使用“灵犀”系统开庭审理案件

与此同时，司法辅助事务集约化改革正在推进：改变以往“一人包案到底”的传统模式，将全流程辅助事务工作精细化拆分为可复用的岗位流程，通过人机协同，使法官从大量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更聚焦于裁判核心。

从工具到平台，从数字化到人机协同，人工智能不再只是“锦上添花”。它正逐渐成为司法体系的基础能力，并为“十五五”阶段发展更安全、规范、深入的智能化应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为法律大模型设立严格的“生成边界”

当大模型技术深入卷宗分析、要件审查等核心办案环节时，一个关键疑问随之出现——它会不会“编故事”？在司法语境中，“幻觉”指模型在缺乏真实依据的情况下自行推断甚至虚构信息，其结论看似合理，却与事实无关。

雍文渊提醒，这并非单纯的技术缺陷，而是对技术边界理解不清衍生的系统性风险——“通用大模型无法直接解决专业问题”。

理解这一点，需要再次拉长时间线。司法科技的演进，从来不是“技术先行”，而是在制度框架内逐步推进试点验证的过程。“十四五”期间，信息化、数字化打下基础，将线下办案系统性迁移至线上，实现全流程留痕与责任追溯，从机制上防范冤假错案。电子卷宗深度应用与单轨制办案模式的推行，正是这一逻辑的延伸。

然而，当数字化基建完成后，新的挑战开始显现：数据虽已在线，却难以有效利用。卷宗堆积、证据关联复杂、案情判断高度依赖个人经验等现状，逐渐成为效率瓶颈。没有结构化的电子卷宗，智能审查无从谈起；没有统一流程与规则，模型也无法被稳定训练与复用。这也为人工智能技术更深层次的介入打开了空间。

星火法律大模型V2.0发布

基于此，科大讯飞选择走“专业化+任务拆解”的技术路径。在星火大模型之上，专门训练法律大模型，系统性学习法言法语、司法知识与办案逻辑，同时明确将AI定位为辅助系统。“在卷宗分析等关键环节，AI只能给出初步判断，必须由办案人员最终审查确认，司法责任必须回归于人。”雍文渊强调。

在技术实现上，科大讯飞为法律大模型设定了清晰的“不可生成”边界：首先将不同任务拆解为检索、推理、生成三大类能力，杜绝“单一模型应付一切”的风险；同时在案例引用等高风险场景，模型被严格禁止编造内容，必须从权威案例库检索引用。

更为关键的是保证推理过程的可追溯性。系统不仅要给出结论，还需清晰展示所依据的材料与事实前提，从而将大模型从“黑盒”转化成“白盒”。在这样的设计下，AI扮演的是办案人员的能力放大器，帮助减轻事务性负担，而非替代其核心裁量权。

安徽省检生成式人工智能检察应用课题组攻坚日常

这一理念，已在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今年上线的人工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中落地。该系统严格遵循“AI辅助”定位，由检察官与技术人员共同组成专班，将办案思维与法律逻辑“翻译”成机器可识别的规则与数据，为AI建立“办案指南”。系统基于高质量法律数据训练，可对案件要件进行智能分析，但输出的过程性结果与初步结论，均由检察官审核与确认。这样的机制，确保了前沿技术的“能力上限”，牢牢约束在司法工作“规范底线”之内，实现技术真正赋能办案。

当前，星火法律大模型正持续扩展知识与数据体系。截至2025年底，已完成7类司法行业基础数据的采集与清洗，覆盖数百万法律依据、上亿级案例与文书及法律专业书籍期刊等内容，围绕核心业务场景构建知识体系，为办案人员提供更加精准、可控的辅助能力。

AI深度融合赋能司法提效与治理

要理解AI如何真正嵌入司法体系，必须回到办案流程本身。

在与合肥高新区法院的合作中，采用了先解构、再重构的模式。科大讯飞和法院团队对一个案件的全流程进行了系统性拆解——从立案、文书送达、审理，到执行与结案，共涉及117项具体工作。

随后不是简单做系统加法，而是重新分类：哪些事务可用技术减负，哪些必须保留人工判断。结果显示，有四十余个节点属于典型流程性事务，长期占据大量人力。以排期和送达为例，过去需经过层层沟通确认，如今系统可根据案件类型与排班自动生成任务，让办案人员从繁琐工作中解放出来，由此，办案模式逐步从“一人包案”转向“专人专岗”，办案效能实现显著提升。

在上海，这种探索更多指向“事前预警与治理”。依托长期数据积累，科大讯飞助力上海高院建设审判监督平台，通过模型识别异常数据，对疑似瑕疵案件向法官提前预警。平台由一线法官参与规则制定与修正，确保技术始终对齐司法逻辑。

目前上海法院已研发应用场景1800余个，嵌入办案系统800余个，累计推送提示信息150万余条，覆盖全市92%的法官，在提升审判效率的同时促进了裁判标准的统一，体现了数据向审判质量管理深度延伸的赋能价值。

深圳的探索路径，则更强调跨部门协同。这类项目落地的难点不在技术，而在机制重构。政法系统之间相对独立，如何形成协同？证据标准与业务语言不一，又如何建立统一、可对接的规则体系？通过建设“一平台四中心”这一数字化枢纽通道，深圳实现了刑事案件全流程单轨制流转。平台通过统一数据规则与业务流程，在不打破各部门权责边界的前提下，构建起跨部门的数字化协同基础。这标志着AI赋能已从优化单一机关内部流程，迈向构建跨机关协同生态的下一阶段。

在这一系列的改革推进过程中，科大讯飞更多承担能力衔接者的角色。雍文渊介绍，通过多年深入业务一线的积累，讯飞已培养出一支能听懂业务、更懂技术的复合团队，精准对接需求，并在内部形成与政法体系相匹配的组织结构，由专业技术团队负责场景共性预研与迭代。正是这样一支团队，不断推动AI真正融入业务机制与流程，而非停留于表层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成熟，AI不仅将成为更多法官、检察官的办案助手，还将延伸至更广泛的人群，成为每个人的法律助手，降低公众获取法律服务的门槛。

这条“顶天立地再延伸”的道路表明，真正的赋能并非颠覆，而是融合。展望“十五五”，以星火法律大模型为代表的AI能力，将持续在专业与安全的轨道上进化，助力构建更加高效、规范、普惠的现代司法体系，让公平正义以更可知、可感、可信的方式抵达每一个人。